多識草木蟲魚鳥獸——訪楊牧談解識自然 / 曾珍珍

多識草木蟲魚鳥獸——訪楊牧談解識自然

受訪者：楊牧
訪問者：曾珍珍
訪談時間：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這個下午，我們的話題將聚焦於他與草木蟲魚鳥獸的關係。我先以暑假在灣區谷歌總部旁一家電影院觀賞科幻片《第九禁區》（District 9）的感想作為開場白。楊牧說，關於這部影片，不久前他在《紐約時報》的影劇版曾讀到相關報導。我說片尾化身成異形（人＋獸＋機器合成體，或稱cyborg）的社工員，讓我想起卡夫卡〈蛻變〉中那個一覺醒來變成彪形巨蟲的推銷員。〈蛻變〉寫得最好的部分，在我看來，是關於那條巨蟲攀爬在牆上，用它全新的身體和腳爪在密閉的房間裡感知、移動，冷靜地體認著蛻變成異質的存在狀態。

書寫異形的卡夫卡彷彿在探索如何找到一種深具禪境的語言，描摹出人蟲合體的生存情境，我在其中讀到詩越界撩撥異質，嚮往進入渾同的企圖：icy fire（冷靜的焦灼）。閱讀卡夫卡、觀賞《第九禁區》，隨著故事中角色蛻變，進入cyborg存在的處境，尋找與人溝通的語言。前衛的肇端折回原始取徑，後人類的思維強調眾生平等，人類和其它的物種在地球上具有平等的生存權，同時也意謂著人對自身cyborg存在的初體驗。若把人的身體視為空間，在這個空間裡，人、自然與科技的界分早已雜糅不清。

我使用以上半生不熟的語言為訪談暖場，詩人像個得道多年的長者，耐心聽我這從蟲的祕境還魂歸來的童子報告過境心得，會心不語。

• 曾珍珍教授（以下簡稱曾）：您最近的一本詩集以「介殼蟲」為名，而新結集出版的《奇萊後書》最後一輯回憶當年在柏克萊圖書館讀書，在麻州大學Emily Dickinson的家鄉Amherst教書的生涯，有兩篇文章分別以蜘蛛蠹魚，以及鼬題名。讀來，覺得蜘蛛和蠹魚不只是象徵，牠們是您在聚精治學之同時，敏銳體察到的與人文並存之自然。從鼬的體味感受到麻州春天特有的氣息，您的人文世界裡充滿俯拾即是的具象自然。草木蟲魚鳥獸從您年少創作的開端，一路與您如影隨行，能否說說隨著您創作藝術的成長，自然物象和您之間的關係有何演進或變化？

楊牧教授（以下簡稱楊）：先從閱讀心得說起。詩文裡的草木蟲魚鳥獸的確不只是象徵而已。《詩經》第一首開頭的「關關雎鳩」，宋儒注釋曰：「興也，先言他物。」意謂鳥鳴關關是自然界裡某種聲音的實體，不是象徵或比喻。但是，也有以鳥為象徵的，如史賓賽的《仙后》和屈原的〈離騷〉，就有托鳥為媒的修辭。前者以斑鳩為媒，成功地讓一對遭嫉離間的愛侶重修舊好；屈原以鴆為媒求佚女簡狄，鴆反而居中挑撥壞事。

《西遊記》充滿幻奇想像，然而唐僧騎馬，而非駕龍，因為馬象徵任重道遠。有時馬作為一種旅行工具，是創作者想像出來的，可以是一種裝飾，如在英國中古騎士傳奇裡，Sir Gawain騎馬進入黑森林，這樣的視覺意象就為敘事的背景增色不少。《詩經》常見以草木蟲魚鳥獸起興，以第二首〈葛覃〉為例，「葛之覃兮，施于中谷。」葛原是用來編草鞋的，依漢儒的解釋，在這首詩裡則是縫製衣服的布料。葛這種草本植物非常習見，原是一種prosaic已完成敘事情節的物色，屢於「賦」體的作用，即使不是用來起興在詩裡也產生了poetic significance。

詩人往往希望引導讀者一起參與想像的完成，運用自然界的物象是達到這預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換句話說，起先，自然物象出現時是為了點綴背景，但一經轉化成象徵修辭，就生發出詩的蘊藉，譬如雪萊“To a Skylark”詩中的雲雀和濟慈“Ode to a Nightingale”中的夜鶯，牠們的啼聲成為詩人抒發情感的依托，指出詩人精神運作、嚮往的方向。夜鶯在濟慈的名篇裡，甚至還提供了詩人排比典故的空間。與夜鶯有關的典故，最著名的是希臘神話中Philomela的故事，濟慈別出心裁，取典於《聖經》舊約，說夜鶯的啼聲不朽，當年路得在麥田拾穗，動了鄉愁時，也曾聽見夜鶯的啼叫。

• 曾：您自己作品中的草木蟲魚鳥獸也因應謀篇成章的需要，有不同的修辭表現嗎？

楊：我曾經以「寓言」為題，採不同的修辭技巧寫石虎、黃雀、鮭魚。石虎是憑空想像，黃雀取典於曹植詩，鮭魚是西雅圖一帶名產。有位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德文系教書的朋友讀完我詩作的德文譯集之後，告訴我，他讀著讀著，有一種熟悉的感覺，後來發現，原來是因為他所熟悉的德國經典詩人歌德（Goethe）也喜歡以草木蟲魚鳥獸入詩。詩人寫生態，不必然出自眼見。

我十六歲時寫的一首詩，詩中出現了鳳尾草，並不是我親眼見過的，當時也不知道鳳尾草就是《詩經．小雅．采薇》裡的薇草，屬蕨類。這麼說，意味著那首少作中鳳尾草的意象當時有可能以其它草木取代。它之出現，純屬想像創造出的偶然。但作品中有些植物是我真正看到了的，譬如我童年時在花蓮的家，院子裡種有柿子、龍眼、楊桃、柚子，甚至蓮花。對小時候的我而言，那真像人間樂園（earthly paradise）。

樂園的想像讓我以為自己看見了滿池蓮藕繁生，其實家裡和院子裡的蓮花池按理不會有蓮藕。所以，文章中出現的蓮藕是我自己憑想像創造出來的象徵。古詩有「涉江採芙蓉」，是遊子思歸之作，注家說這「芙蓉」取的是諧音，即「丈夫的面容」，而梧桐後來常出現在詞曲中，也是取諧音「吾同」的緣故。所以，除了想像，諧音也會讓有些生態象徵出現在詩文中。不會創作，但精於注釋，也算有貢獻。

• 曾：您觀察自然，有什麼訣竅？

楊：以中山北路為例，我高中畢業時初到台北，當時中山北路日本委託行林立，若只觀察到這個現象，卻未睜開眼睛看見沿街成蔭的樟樹下，有隻黑狗走過，那麼，我充其量不過是個reporter。又譬如旅行到布拉格，人們只看見大教堂，但我們會特地去造訪卡夫卡的故居，這涉及到個人敏感度的問題。用心觀察和體會，處處皆自然。有時也會有巧遇，許多年前我曾寫過一首〈蛇的練習曲〉，詩中的小蛇，便是在Puget Sound的Orcas Island目擊的，偶然撞見的機緣觸發了寫作這首詩的靈感。

此外，我的確從小愛看有關自然的書，對有關中古武士服飾的知識也同樣著迷。我寫〈鮭魚〉，憑藉的是讀書得來的生態知識，以及大量的想像；我不記得自己曾經參觀過任何導引鮭魚迴游的魚梯，像西雅圖Ballard水閘旁那樣的。無論讀書或觀察得來的生態知識，我所著眼的不是抽象的大自然，而是如何將其融通於人文價值。

譬如我對含羞草的感受，絕對連結著多年前發生在香港科技大學野地上的一幕情景，當時奚密的兒子還是個小孩，被一叢叢小粉撲似的紅花吸引，然後發現一經他觸摸，花的葉子立刻閉合，這是他在加州從未見過的，他像發現新大陸一樣興奮。我總以為讀雪萊和華滋華斯的詩作，絕對不能錯過其中的在地性（local significance）。我寫〈池南荖溪〉，對於鯉魚潭附近特有的動植物生態特別留心過，有些知識是打從少年時期便開始累積的。

• 曾：從《時光命題》以來，生態意象大量出現在您的詩中，這與您一九九六年回歸故鄉花蓮有關嗎？

楊：五十多歲時回到花蓮參與東華大學的創辦，置身在野地生態繽紛多元的校園環境中，多少會有影響。譬如我有一首詩寫環頸雉，完全用自己的話，依自己的眼見寫。我把在草地上走動的環頸雉形容為一艘洋洋得意的炮艇，頗有童話風。類似的經驗讓我覺得詩果真是生態的命名。

• 曾：耶魯大學英文系教授Harold Bloom曾說偉大的詩歌讀來難懂有三個原因：第一種原因是博學用典的難懂，如John Milton和Thomas Gray的詩歌用語；第二種原因是認知的原創性，如William Shakespeare和Emily Dickinson的隱喻；第三種原因是獨創的神話象徵系統，如W. B. Yeats和William Blake的詩作。您的近年詩作被許多人認為是難懂的傑作，原因不出上述三端，然而出沒在您近年詩作中的生態意象有時流露出一種天真的童趣。可否舉一個您最得之於心的生態意象，談談您如何出入於藝術的絕藝與天真的童趣之間，悠遊自得？

楊：首先，我並不覺得自己的詩歌語言真的那麼難懂，至少我的詩行謹守中文句法規則，不刻意扭曲、造作。而且，讀者只要捕捉到我詩歌的音樂性，隨其牽引，多少能心領神會。此外，偉大的詩歌讀來難懂，其因不只Bloom所說的三端，還有四端或五端。Bloom沒讀過中國古典文學，以為只有Shakespeare才夠格稱作人性的發明者（inventor of humanity）。

其實，Shakespeare寫不出荊軻這樣的角色。荊軻他勇敢落拓，學藝不精，殺狗、喝酒，卻能「壯士一去兮不復返」，為天下蒼生搏命刺秦。Shakespeare也寫不出《後漢書》所刻劃的儒者：鄭玄一介儒生，若在一千八百年後的今天，不過是個留過學，任職於國稅局的小稅吏，卻孜孜不倦注釋《詩經》和三《禮》，甚至睡午覺還會夢見孔子持杖敲他腳脛叫醒他，「起，起。」Shakespeare也寫不出李陵和蘇武這樣的悲劇英雄。

再說，Bloom為什麼不提Gerard Manley Hopkins？他的詩也夠難懂而偉大。至於天真的童趣，大概有吧，我把蒼蠅都寫進詩裡了。另外值得一提的，該是寫作〈介殼蟲〉的緣起吧。《介殼蟲》的後序裡有說明：幾年前，我任職於南港中研院文哲所，有天下午，附近的胡適小學剛放學不久，我在過馬路時看見有幾個學童在人行道上蹲下來，彎腰盯著一株生了病的蘇鐵鄰近的地面猛看。覺得好奇，我也跟著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彎腰細瞧，看見有一隻介殼蟲掉落在混凝土上。

這一事件，讓我目擊了幾天前因關心院內蘇鐵病蟲害，翻書在圖片中看到的雌性蘇鐵白輪盾介殼蟲之實體；不僅如此，更讓我在好奇中彷彿重新找回了童心。原來，面對自然物象，人是可以恆常以天真率性的童心直觀的，我從小不就是這麼對生態種種感到興趣的嗎？童心的回返，這是個可喜的經驗。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同樣的心：楊牧生態詩學、翻譯研究與訪談錄》，逗點文創結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