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一株開花的樹（〈回家〉推薦序）／羅漪文

小時候，我家住在胡志明市的一條小巷子裡，有幾戶潮州人、廣東人、福建人、客家人，很多越南人，有一些有孩子卻沒有丈夫的越南女人。那時是一九七五年之後，越南結束最後一場對抗殖民戰爭，實現了共產黨統一全國。然而，飢餓並沒有隨著和平降臨而消失，即使在一九八六改革開放後的好些年，人們仍得拚力度過每個物質匱乏的日子。細瘦、黝黑的鄰居女人們，清晨四五點鐘去菜市場採買食材，紅豆、白豆、花生、蛤蜊、血螺、毛貝等等，七八點鐘蹲在自家廚房門口仔細整治，吃過粗淡的午餐後，一肩挑起鍋碗瓢盆及各色食物，步行至一處空地擺賣午後點心，直到黃昏才收攤回家。日復一日，她們辛勤養家餬口，不時打罵孩子。她們之外，還有無數婦女在炙熱的陽光下挑著扁擔或側手抱著大竹簍沿街叫賣，偶爾看到幾位大姊在臉上塗抹白白的面霜，出門至夜晚才回家，她們做什麼，鄰居皆心照不宣。

這些女人忙碌的身影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啟蒙了我關於生存、命運以及母性的感受。

越南中小學的文學課常常講授《金雲翹》，那是一篇十八世紀的敘事長詩， 講述女子割捨青春愛情、賣身救父的孝順事蹟。越南還有許許多多優美且帶著淡淡傷感的歌謠，感激媽媽、姊姊的忘我付出。

我被教導，也衷心尊敬，女人的無私奉獻。

後來，我移居到臺灣，漸漸發現，臺灣女人能做的事情很多，她們當教授、律師、心理醫師等等，學養豐富且聰慧美麗，在講堂裡或電視上侃侃而談。甚至，有些女人投入社會工作，為環境安全、為勞工、為外籍配偶等等爭取權益， 能量強大，其中有顧玉玲。

二○○八年，《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出版，顧玉玲以細膩的筆觸書寫她陪著菲律賓勞工在臺灣社會掙扎奮鬥的過程，故事說得節制，但深沉地扣問何為「他者」而誰又是「我們」。那年讀完新書，我念念不忘怎麼會有人，一方面能夠向政府和淡漠的主流社會強悍抗議著，另一方面卻擁有柔軟的文心及動人文采。顧玉玲觸動了我去思考關於女人的社會成就。

六年後，顧玉玲更進一步地踏進移動勞工們的原鄉，記錄越南勞工結束了海外打工之後的返鄉生活，寫成《回家》。在幾趟探訪北越的旅途中，作者幾乎張開所有感官去捕捉當地的種種情貌，貼近再貼近，而書中關於越南女工的描寫， 勾起我無限回憶。

改革開放至今將近三十年，越南女人們的生命情境和我童年所看見的相差未遠，她們依舊努力為貧困的家人精打細算、謀求出路，只是方法從下田耕作、沿街叫賣改為飛往異國當女工、幫傭或看護。然而，四處告貸出國的她們，有多少人衣錦還鄉且真的改善家庭生活了呢？數年遠行在她們的生命裡會烙下哪些印記？書中以北寧鄉村的阿蓮為起點，步步捲纏展開多位曾經在臺灣打工的女人故事。阿蓮先是合法工作，後因故逃跑，差點被同鄉騙入色情場所，好不容易找到各種零工度日，捱到自首返鄉之時，不幸被警察當局叫去指認人口販運疑犯，她被迫多滯留八個月而錯過了父親的撿骨儀式。幾番折騰後，總算回得了家，阿蓮卻陷入懷疑丈夫外遇的精神折磨裡，她四處向鄰里哭訴，多次高調自殺，起伏不定的情緒牢牢地將她和家人綑綁近乎窒息。如此戲劇化的阿蓮卻是我相當熟悉的一種越南女人類型， 她們承擔太多苦難，又驚恐自己的犧牲終將付諸流水，故而常常失控。

有時候，我會想，付出可以是一種選擇，但女人的忘我付出不應該是社會集體的唯一選擇，什麼時候越南女人才能出現其他新的可能？在第一屆臺灣移民工文學獎決審會場裡，顧玉玲認為，移工的結構處境固然悲慘，然而她們（及他們）個別的勇氣是值得珍視的。書中的阮金燕正代表著這份難以言喻的勇氣，力求突圍。金燕有主見且堅定，年紀輕輕為愛結婚生子又果斷離婚，恢復單身的她千里迢迢來臺灣打工，經歷過逃跑、車禍重傷、輾轉來到天主教庇護中心、被醫院追討醫療費用等等，她的中文變得很流利，也協助庇護中心援助其他個案。金燕在庇護中心學到了組織運動的方法，回越南之後，她積極串聯返鄉勞工彼此互助，又陪伴被當局冷落的工殤家屬爭取賠償，甚至也幫助農民反抗蠻橫的欺壓等等。充滿膽識與活力的金燕讓越南政府感到焦躁，可是她很勇敢，她以行動顛覆了越南長久以來加諸在婦女身上的固定角色意象，她不再是歌謠中溫柔而苦情的媽媽或姊姊，她是現代的社會實踐者，豐富了越南女人的生命類型。

除了阿蓮、金燕及其他女人之外，《回家》連帶記錄這些女人的丈夫及家庭情況。當太太們出國工作之後，無論順利與否，她們畢竟都開了眼界，而留在故鄉的先生們是怎麼樣去面對傳統的家庭分工模式被裂解或顛覆？

二○○七年初，我去參加兒時朋友的婚禮，其中一部分儀式在鄉下舉行，按照習俗，父親要親自為女兒選一株芭蕉樹立在于歸之門邊，朋友的父親拎著陳舊鐵刀砍下一株碧葉亭亭，慢條斯理的整理著。圍觀的小伙子七嘴八舌好奇探問：

「老伯，你怎麼不挑有蕉串的那棵，好讓姊姊多子多孫？」伯父突然斥喝：「什麼多子多孫，你要苦死我女兒啊？」酒席在自家庭院擺設，請來廚師只負責燒菜，其餘雜務全由女人包辦，輩分最小的幾個女孩蹲在屋外刷洗堆積如山的碗盤，晚宴過後，男人們又要求下酒聊天的小菜。第二天是迎親日，女人們大清早就出門化妝盤髮去了，男人們醒來發現廚房冷清、爐灶空空，紛紛抱怨沒有早餐，朋友的媽媽終於忍不住爆怒：「我們每天從早到晚伺候你們還不夠嗎？我們這輩子能有幾次好好打扮漂亮？你們還好意思開口要早飯？」素來溫柔的伯母情緒狂飆，痛快數落著家中小叔、姪兒、外甥們，伯父靜靜在一旁任由妻子發洩， 最後吆喝男人們自己去煮飯，那是他支持妻子的隱諱方式。

然而，伯父的體貼有很大程度是因為他和伯母鶼鰈情深。在越南的農村裡， 無論南方或北方，傳統男尊女卑觀念根深柢固，一旦雙方的關係被突如其來的全球化經濟所擾動，我們看到在《回家》的描寫中，男人們的反應各有不同，有的男人發現女人轉變了，願意諒解配合，雙方一起為將來打拚，有人不甘心或恐慌，紛紛墜入酒癮、毒癮及外遇，還有人反過來被妻子嫌棄……

《回家》詳實的田野記錄，企圖立體地呈現個別返鄉勞工的真實處境，而這樣的筆法早已深入文學範疇去了。於是，透過閱讀，我不只能看到越南女人現在好些了嗎，還能看到越南男人現在怎麼了。事實上，女性遭遇只是我因為兒時啟蒙而產生的閱讀偏向，顧玉玲想要呈現得更多，更多關於卑微人們的掙扎、拚搏，因此也提供了男性勞工情況，例如阿海、阿山、阿勝等等。

眾多勞工的返鄉生活是主線，其間鑲嵌著顧玉玲慣有的敏銳反思，她住進勞工朋友家裡，用心聆聽，誠心融入，又屢屢參照臺灣和越南社會之同與不同，直指結構性的壓迫與不平等。另一方面，顧玉玲是好奇且勇於嘗試的，北越鄉間的紅磚矮房、稻田、溝渠、糯米糰、野生茶、如咖哩粉的木屑、鮮辣的木材氣味、風沙撲面的道路、馬路邊的彩券攤、熱帶豔陽和午後暴雨等等，都一一寫進書裡，這些細筆描繪讓《回家》變得層次豐富且更有味道，倘若不是作者先釋放了感性去體會去同理，又怎麼能夠翻轉出理性的了解和批判？《回家》的筆調收斂而情感至深， 與先前的《我們》風格保持一致，只是《回家》的文字更為輕盈好讀。

生存不容易，當全球化趨勢看來無法逆轉之際，保持樂觀是有必要的。即使前途未卜，即使必須浪跡天涯打工賺錢，借用唐諾的一句話──「仍然相信幸福是可能的」，因為相信，故而心心念念尋找一株開花的樹。

（收錄於顧玉玲《回家》，印刻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