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集體創作／龔尤倩

這是一個不平等的全球化！資本及擁有資本者川流國界毫無阻礙，而緊握一紙婚姻或勞動契約而移動的人們卻遭遇了層層國境控管與制度束縛，他們必須穿越簽證申請、面談機制的重重障礙，或是償付高額仲介費、接受不對等的勞動關係，若在沉悶高壓的夾縫中突圍自保，側身一轉卻成了沒有身分的移動勞工…… 這些年來，至少在臺灣是這樣的現象：國家機器一方面用各種方式箝制底層人們的流動；另一方面卻擁抱、攏絡資本家，禮遇社會位置較高的白領專業人士。這是一個有階級差別待遇的不公義的全球化。本書作者顧玉玲（朋友們都叫她「沐子」）記錄／書寫的「我們」，正近身訴說著全球化下，在臺灣這個島嶼上移動者的故事。不論是移工、移民以及無證移工，人的樣貌躍然紙上；底層移動者的社會汙名，像是社會控制的便利貼。透過沐子的筆一一劃開了這些汙名／控制，這才清晰看見：原來我們都是人之父母、人之子女，同樣有著七情六慾嗔痴癲恕；原來，移動是要憑藉著勇氣與冒險。移動，是為著尋找可能的幸福。

《我們》的視角，跨越了臺灣不同的世代，物換星移的中山北路、沐子的外省父親與本省寡婦母親結合的故事、逃離制度箝制的移工、及嫁給臺灣勞工的菲律賓新娘……字裡行間如鋸齒般嵌入了島嶼上數十年來的變遷；島內的南北移動與島外的跨國境遷移經驗，這些不同世代的移動歷史，驀然回首竟是如此接近， 近在周邊的日常存在，甚至近在自己的身世。沐子工運的歷練與慧黠的文筆，巧妙穿插介紹了菲律賓義富高原住民運動、臺灣產業外移風潮下的失業勞工、因工

傷致殘的脊椎損傷者，以及拿移工墊底的臺灣社福體系……制度與時代脈絡層層疊附在人們的身上，刻痕斑斑，反而是被禁錮其中的個體，啞聲不覺！

《我們》追溯了遷移，提醒著人們：原來「我們」都曾經是懷抱夢想的移工，是歷史洪流的一支，在盤根錯節的結構壓迫下閃躲求生。看似「他們」的異鄉人，映照著我們島嶼的人們；在同一塊土地上的勞動與掙扎，「他們」就是

「我們」。

二○○八年初，兩年一度的移工大遊行剛忙完，沐子開始密集書寫《我們》。這段期間 TIWA（臺灣國際勞工協會）的工作伙伴們都咬緊牙根、相互補位，讓沐子得以抽空在三月前交稿。這是我們長年來作為集體組織的工作默契與方式，我們希望透過她慧黠的筆觸，富含文藝風采的快筆，來呈現我們與這一社會群體的生命衝撞。為運動紀實、呈現移動人們的真實樣貌、為社會提供不同的視界，當然還有另一個重要的目的，那就是為困窘的 TIWA 生財（沐子的文學年金、得獎獎金及本書的版稅，都全數歸入 TIWA 的年度經費）。《我們》書中的幾個主角，都是大家認識好多年的朋友，也只有在涉身置入的運動關係中，與她／他們生命的衝撞交會，作者才能寫出如此真實又動人的故事。所以，我們如此定調這本書的完成：它是集體創作的，移工用生命拼搏賭注，漂洋過海，以血肉之軀書寫，而不斷摸索嘗試的組織者，共同鋪成一個理解／觀看／以及實踐的運動脈絡；沐子是在這個脈絡中，接續大家完成了文字的書寫。

作為一個移工運動者經常是很挫折的。臺灣的「客工制度」不但增加了移工結盟組織的困難，組織工作者與移工生命交會的運動情誼，也有著與本地勞工運動截然不同的關係。即便我與移工群眾十年的經驗，每每送往迎來，緊密關係就僅限於他們待在臺灣的這麼幾年，人離開了，關係也就漸漸疏遠了；而好不容易建立的移工群眾組織，也一再面臨崩落、重整的艱難歷程。移工往往難逃不斷流動的命運，在不同的驛站駐留尋找機會，組織工作者難以對抗國界、語言的鴻溝，而關係能維持較久者，反而是選擇逃離雇主桎梏而繼續留在臺灣的無證移工。每遇離別，骨鯁在喉，這是作為一個移工運動者不得不面對的關係斷裂。

但是經驗需要被累積，大家在底層匍匐前進而有幸交會的動人故事，更希望被理解看見。所以任何形式的紀錄都很重要。而組織工作者面對日復一日的現實鬥爭，往往就這麼耽擱了紀錄。因此，沐子這一本書的出版，對我們而言就更加可貴與饒富意義了。

在臺灣除了教會團體之外，關注移工權益的本地團體並不多，特別是看似相互矛盾、實則脣齒相依的臺灣工人組織，也甚少具體關切、改善移工的處境；我們這一支工運路線，長期以來一直以階級角度持續地進行移工的組織與教育。十幾年來，幾位派任移工議題的組織工作者都是從臺灣本地工運中歷練改造，進而投身於移工組織工作。在移工政策起始階段的九○年代初期，臺灣勞工運動正帶著初生的奮力，抵擋產業外移以及繼之的關廠風潮；當時李易昆、柯逸民已先後在希望職工中心進行著基層移工組織的嘗試；一九九七年我帶著基層工會的工作經驗進入了移工領域，與林三台協同，在關廠爭議中與本勞移工一起抗爭，組織移工走上街頭、參加當時的秋鬥勞工遊行。我們共同經驗了國家機器不當的移工政策，粗鄙地將勞動者分化，也面對了社會汙名對移工族群的壓迫。這些都阻礙了本地人進入移工生活世界的機會，也在這樣的氛圍中強化了對移工的社會控制。臺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就是在這樣的理念之下，於一九九九年成立，我們希望不同國籍的勞動者，能夠穿透重重控制機制的分化／汙名／歧視／差異等等，終而有機會站在一起（我們取名「國際勞工」，真是暗藏著我們衷心的想望啊）。

一九九九年冬天，工運出身而擔任臺北市勞工局長的鄭村棋，希望以文化鬥爭的方式來翻轉社會對移工的汙名。於是，他找了我進入了市政府，成為操作「國家機器」的移工行政者；利用行政部門的資源，面對移工問題叢結的結構， 發展出一連串包括服務與文化活動的行動方案；透過移工詩文比賽、移工文化展演等相關活動，試圖以異文化風情與體現「移工也是人」的活動，來拉近無形的社會距離；並使用文化策略，讓移工可以集結、發聲及再發展的一種方式。此種文化策略，在工運人士離開勞工局之後，仍然以 TIWA 為基地，持續進行。二○○六年，TIWA 拍攝完成移工紀錄片《八東病房》、二○○七年移工寫作班集結出版《家庭手工詩文集》、以及連續二年的移工攝影工作坊後，於二○○七年出版《凝視驛鄉》攝影集、巡迴全臺攝影展等，都是這個文化戰線的延伸：我們讓移工自我述說，培力移工發聲，並將他們的作品呈現給臺灣社會，創造空間，讓不同社會群體在這樣一個創造設計的社會場域中，碰撞互動。人權與工資的價差導致移工面對低劣的生存處境，必須要以行動揭發與挑戰。二○○三年底，在 TIWA 創會理事長陳素香與長期參與移工運動的吳靜如大膽發想之下，首次的移工遊行在臺灣上場。遊行不但是具體的組織移工為自己權益發聲，也是社運中不同弱勢群體的串連結盟。二○○三年「移工人權是人權」、二○○五年「反奴工制度」及二○○七年「我要休假」等移工大遊行，街頭的朋友愈來愈多，而兩年一次的移工遊行也成了臺灣工運的重要記事。

不同的策略方式指向相同的目標。我們試圖撥開社會控制如何使用真實存在的種族、性別、語言、文化習俗、宗教等等的差異，進行分化，鞏固其控制機制，我們並拒絕將這些差異擴大、轉嫁到移工／民的議題上。

希望透過這本書的閱讀，為您開扇門，跟著兼具組織工作者身分的作者，一同進入另一個也許陌生，但真實的群體世界，經驗移動者的生命、情感與勇氣。我們希望從這本書，人們可以發展一個不同的觀看移動者群體的方法和視界。（出自臺灣勞工國際協會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