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強生/過境北門

Posted By on 11 月 9, 2021 | 0 comments


郭強生/過境北門

 
1957年五月,不滿美軍法庭對美軍上士雷諾槍殺劉自然案判決,數百群眾在美國大使館外將停放之十三輛汽車一一推翻砸毀。(圖/本報資料照片)
1957年五月,不滿美軍法庭對美軍上士雷諾槍殺劉自然案判決,數百群眾在美國大使館外將停放之十三輛汽車一一推翻砸毀。(圖/本報資料照片)

 

電影一開場就是一起車禍發生,故事主人翁江阿發是一個台北的掃街工,某日清晨他被一輛美國軍用轎車給撞傷了。這是改編自黃春明一九七二年發表的短篇小說〈蘋果的滋味〉,連同他另外的兩個短篇,〈兒子的大玩偶〉與〈小琪的那頂帽子〉,於一九八三年拍成了一部三段式電影,在台灣電影史上被認為是「台灣新浪潮電影」的先鋒。

《兒子的大玩偶》改編自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和〈蘋果的滋味〉,成一部三段式電影。(圖/本報資料照片)
《兒子的大玩偶》改編自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小琪的那頂帽子〉和〈蘋果的滋味〉,成一部三段式電影。(圖/本報資料照片)

電影鏡頭跳接至美國大使館,辦事人員接獲電話消息。美國官方對這起意外特別重視,立刻將受傷的江阿發送到了美軍專屬醫院,接受最好的治療。

畫面中出現的那棟土色建築,並非代用的搭景,確實是一九七九年以前一直存在的,美國大使館。

(怎麼以前一直沒發現,被我拿來當作教材的老電影裡,竟然暗藏了這麼一個珍貴鏡頭?)

是一個無心的就地取材,還是預知它即將消失?這個已被今天台灣人遺忘的歷史地標,意外地在這部電影裡被保留下來。

即使,只有短短幾秒的一個遠鏡頭,畢竟還是比所有新聞檔案中的黑白照片要真實太多。

咦,當年的美國大使館不是變成了後來的「台北光點」?

許多媒體的確經常這樣以訛傳訛。但,中山北路上那座氣派美觀的白色花園洋樓,從來都不是美國「駐華大使館」。

日治時期,它曾經是美國的「駐台北領事館」,執行的是美日之間的外交業務。一九四九年國府遷台之前,美國大使館的地點則是在南京市西康街。

一直要到一九五○年,美國政府才又重新承認中華民國政權,於台北設立大使館,地點位於北門不遠處,現今的中華路一段二號。

後來發生的事,想必作為台灣人都應該清楚。一九七九年「台美斷交」,大使撤離,人去樓空,遺留下北門附近的使館,以及中山北路上的大使官邸,皆荒廢了一段時日。

後者在一九九七年指定為三級古蹟,重新整修後在二○○二年重新開放,成為「台北光點」。前者卻在一九八九年被拆除,原地蓋起了一座新高樓,隸屬財政部台北國稅局。

(為何拆除的是大使館,而非官邸?難道只有我會有這樣的疑問?)

台北光點曾經是美國的「駐台北領事館」。(圖/本報資料照片)
台北光點曾經是美國的「駐台北領事館」。(圖/本報資料照片)

意外察覺到美國大使館在片中如幽靈般再度顯影,這回重看〈蘋果的滋味〉時格外感慨莫名。想到了在那棟看似樸實古舊的樓屋中,台灣人的命運被看不見的手一次又一次地翻轉。

沒有韓戰爆發,美國不會將台灣視為戰略要塞,與早已任其自生自滅的國民政府重修舊好。

要不是杜魯門總統革職了麥克阿瑟,「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或許不會淪為美夢一場。

若非越戰失利,美國為聯中制俄,或許早已採取在中南美洲或其他東南亞國家常見的手段,一個新的台灣國可能於焉誕生……

大至歷史軌跡國家命運,小至個人生涯前途,美國對這個島的影響力無處不在。

包括像〈蘋果的滋味〉裡的江阿發也不例外。

美方人員在外事警察陪同下,找到了江家七口居住的違章建築,發現貧窮的這家人還有一個啞巴女兒。除了致上慰問金之外,美方乾脆一併安排,未來將啞巴女兒送去美國接受特殊教育,作為對肇事的補償。

受傷的江阿發意外得到這麼多的眷顧,心裡想說還好是被美國人給撞了。故事結束在一家人和樂融融,吃著這一輩子也不可能買得起的美國蘋果。

當年,黃春明不得不以含蓄的手法躲過可能的禁忌審查,用江阿發在車禍中被鋸掉雙腿,失去行動自由但獲得了家境改善,暗喻台灣為交換美國的援助所付出的代價。通篇採喜劇的基調,也沖淡了敏感的政治味。

歷史自然要比小說來得更陰暗曲折。就連我這一輩人也不一定都搞得清楚,「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是蝦米碗糕。

早年駐台美軍殺害台灣人,最後卻無罪釋放的眾多案例仍見諸檔案。如果要深究這篇小說的情節安排,江阿發為何能免於類似下場,反被高規格親善安撫?

如果美國官方的善行不過是藉機作秀,美方忌憚的又是什麼,小說中並沒有多做解釋,似乎想要留給深諳歷史脈絡的讀者去體會。

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台北爆發國府遷台以來,首度也是最嚴重的一次反美示威暴動。

數千激動的民眾衝入北門的美國大使館和美國新聞處,抗議美軍雷諾上士槍殺自己同胞劉自然後卻無罪釋放。群眾先是以石塊投擲玻璃窗戶,場面逐漸失控後,群眾湧入大使館內,搗毀館內設施,甚至許多機密文件因此散落在街頭曝光。

案情發生在三月二十日深夜,美軍上士雷諾供稱,劉自然潛入他家偷看他太太洗澡,以為是小偷故將其擊斃。

但也有一說,雷諾與劉自然共同涉及美軍福利社(縮寫P.X.)的黑市買賣,可能是黑吃黑所引發的仇殺。

當時美軍在台享有治外法權,不受台灣司法管轄,美國軍事法庭五月二十日開庭,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即宣判雷諾無罪開釋。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10點,劉自然的妻子來到位於北門的美國大使館外舉牌示威,上面以中英文寫著:「殺人者無罪,我控訴!我抗議!」接著展開絕食靜坐。

11點45分,中國廣播公司播出她的訪談後,更多的示威民眾前往北門附近聚集。

當示威現場傳出雷諾已經搭乘包機飛往菲律賓後,憤怒的群眾翻牆衝進大使館,燒美國國旗,砸冷氣機,數位美國職員也遭毆傷。群眾繼續轉往美國新聞處破壞了門窗玻璃,又接著包圍了美軍協防司令部。

(各位,這個場景是不是有點眼熟?)

憤青覺青知青們可知,他們的爺爺阿公可比他們要狠多了。當年不是翻牆衝進立法院行政院,竟然他們突擊搗毀的是,美、國、大、使、館!

儘管美國大使曾向我國當局提出「嚴正抗議」,怒砸大使館事件卻沒有造成兩國間的磨擦緊繃。老蔣總統在日月潭行館接見了美國大使藍欽,一番長談(角力?) 後,最後府方也僅以「遺憾」,「並非反美行動」等說辭就讓事件落幕冷卻。

原來,當年的「中華民國政府」不是毫無籌碼的。只不過到了今天,還有多少人會認帳,這些籌碼是用無數青春的生命換來的?

在台北中山北路接近圓山的路段上,曾經有過一間神祕的「西方公司」。

小時候就聽大人說過,每個經過那棟建築的計程車司機都知道,「西方公司」並不是一間普通的船務公司——

那是美國CIA中情局辦公室。

冷戰時期,美國在全世界的布署始終是大使館與CIA雙軌並進,各自卻又獨立行事。

韓戰初歇,美國對中共的下一步日感不安。一紙「中美共同防禦條約」雖阻止了中共的侵台,但是美國政府並非無條件扮演救世主,台灣必須付出相對的代價,證明自己成為同盟的能耐。

由「西方公司」主導的中共敵情偵察任務,結果就落到了中華民國空軍的身上。

我方飛行員冒死一趟趟深入大陸偵拍匪情,然後把資料交給美方。能夠飛得回來是運氣,被擊落是早有心理準備的宿命。

前仆後繼,犧牲了數百位優秀飛官,只為換得美國的信任與支持,同時讓台灣對於美國而言,成為不可或缺的工具。

前有空軍三十四中隊的一群黑蝙蝠,後有三十五中隊的黑貓勇士,夜裡待命,平靜地把消夜吃完,著裝,登機。

不說再見,卻心知肚明,或許再也不得見。只能等到隔天,發現隊上一下子變得空蕩蕩,又有十幾個弟兄,來不及跟他們說再見。

在那個年代,生命短暫只是他們的青春日常。

「但是我的犧牲會換來全島百姓所需的美援——」腦子裡就只有這麼簡單的一個邏輯,懷抱著不知是否真會因此實現的和平之夢,他們就這樣誓死如歸,乘風而去。

在當年執行的是見不了天日的祕密任務,慘烈英勇的事蹟,一直要到解嚴後的一九九○年初才終於曝了光。

殉職的他們進不了忠烈祠,甚至無法由軍方出面,正大光明地為他們舉辦莊嚴的公祭,最後都只能悄悄地被葬在位於碧潭的空軍公墓。

生前的至親好友,可有人問過他們:這樣出生入死,值得嗎?後來因此在島上安居樂業的老百姓,在終於知道了他們當年的故事後,可有人會為他們一掬同情淚:值得嗎?

(靜靜躺在那兒的他們,有答案嗎?)

少了這些歷史的背景知識,讀〈蘋果的滋味〉必然就缺了一些滋味。

或許,同江阿發一樣只會傻傻吃蘋果的台灣老百姓,其實從來沒少過。至於新世代的讀者,沒聽過劉自然事件,不瞭解空軍烈士們如何捨生換美援,頂多只看到故事中小人物的卑微,讀完後以為這就叫鄉土文學。

若是推算一下故事的時間背景,劉自然事件仍未遠矣。黃春明大師那一代人,相信對該事件更不陌生。

在小說家的虛構中,一方面基於台灣的利用價值,一方面對「萬一又死了一個台灣老百姓」不敢掉以輕心,因此大使館人員才會傾力演出了這場「中美關係友好」吧?

「劉自然事件」發生二十一年後,位於北門的美國大使館再次被憤怒的民眾包圍。

越戰的砲聲隆隆猶在耳際,中南半島接連赤化。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凌晨,時任中華民國總統的蔣經國,夜裡被突來求見的美國大使安克志從床上叫醒。當時距離美國總統卡特宣布與中共建交,只不過剩下幾個小時。

毫無預警的出手,讓所謂的盟友邦交那一刻撕去了包裝,露出國際現實的無情真相。全國上下被斷交這個噩訊震撼到心涼,大批示威民眾湧向北門,在大使館外靜坐抗議美國的背信忘義。

一幅幅激動悲憤的布條標語,一遍遍高唱〈龍的傳人〉,都已經挽不回國家一步步被邊緣化的命運。

美方派出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來台處理善後,於十二月二十七號抵達台北。在大使安克志的陪同下搭上座車,一出機場就碰到路上滿滿全都是抗議的民眾。

他們朝座車砸雞蛋,憤怒地叫囂,有人還跳上了車,砸毀了車窗。副國務卿遭碎玻璃割傷,大使的眼鏡也被打破。

我仍清楚記得,在當年電視新聞畫面上看到座車裡的克里斯多福,在面對層層包圍的抗議民眾時那一臉的驚恐。

回憶至此,似乎有點明白了,為什麼北門旁的大使館最後會被拆除。

對於雙方來說都是一頁羞辱,必須撕去不再被提醒。

兩度曾遭憤怒民眾包圍的大使館,暗藏其中還有多少的祕密,也只能隨之埋葬於砂石瓦礫下了。

一九八九年的初夏,我抱著一個裝滿資料的牛皮紙袋,走進了位於信義路上的美國在台協會(AIT)。

收到了美國研究所的入學通知,其實當時內心仍是猶豫拉扯的。寫作出書剛小有成績,已經離開校園好幾年,本來出國念書已不在我的生涯選項中。

現在想要出國旅遊,可以說走就走,但直到我出國念書前,十六歲到三十歲的男性國民仍然受到出境的管制。想要暫離這座封閉的小島,看看外面的世界,留學成了當時不得不的途徑。

雖說那個年代,我們還相信著「男兒志在四方」這種口號,但真正推了我一把的,說來有點好笑,是當年美金的大幅貶值,我的存款兌換之後平白多出了一半。

後來常開玩笑說,要不是台灣人這麼會賺美國人的錢,逼得美國出手干涉匯率以平衡貿易逆差,我哪有去美國念書的命。

與其說當年出國懷抱著美國夢,不如說我的「台灣夢」已在悄悄萌芽。

終於開放了,解嚴了,這個國家一切都在升級。科技經濟之外,我那時更夢想著文化升級勢在必行,台灣的文學戲劇還需要更廣大的視野與養分。

拿到了博士學位又教了幾年書,在九一一事件後我揮別了美國。

這一趟來去就像打通了我的任督,不僅瞭解了更多台灣過往未被公開的真相,也更深入美國社會探究了它們制度運作的本質。

(驀然回首,究竟是我過境了美國,還是美國人過境了我的人生?)

回國後任教於英美系,聽見從小就在美語安親班中長大的學生們,總愛彼此呼喚著「班潔明」、「芮貝卡」,還是「賽琳娜」……什麼的,像極了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的小貴族在開派對。

於是,每次開學第一堂課點完名後,我就先對他們把話明說:

「我不會用英文名字叫你們。學習外文不是訓練你們如何更像外國人,而是希望你們有能力閱讀外國的第一手資訊。要把自己看作是國家的外語人才,英語不是拿來吃喝玩樂時用的,懂嗎?」

那當下有的學生垂頭,有的臉上露出一副難以置信的表情直盯著我瞧。我猜,他們也許現在只愛吃蘋果派。真正的蘋果是什麼滋味,恐怕已經都形容不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