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七十年了，陪伴我們成長的七十年，值得我感謝思念的七十年。

大概有至少二十年沒有買過實體報紙了，包括《聯合報》，這時候寫祝賀的話，其實有點內疚。

我童年的時候，台北清晨的街巷可以看到騎腳踏車送報的畫面。有時是年輕學生，利用到學校上課前的一點時間，各家分派報紙，賺一點自己的生活費，或者補貼家用。

報紙捲成筒狀，丟進各家信箱的畫面，我很熟悉，有時候懷疑自己是否太久沒有早起，錯過了這畫面，然而即使五點前起床，街巷裡也不再容易看到這畫面了。

五○年代，我們家沒有訂報，多數家庭好像也沒有訂報。上小學的時候，會經過社區張貼訊息的海報板，上面會貼著當天的報紙。記得早上是《中央日報》，下午是《大華晚報》。

中學的時候，一早到學校，也有張貼報紙的布告欄，也是《中央日報》。

那時報紙頭條新聞好像每天都沒有什麼變化，隔幾天看，隔幾個月看，似乎沒有什麼不同。

也許因為這樣的印象，後來看報紙總從報紙尾巴的副刊看起。

「副刊」，自然是「副」，不是「主」，但是，副刊活潑豐富，有生命力，可以讀到很多有趣的文字。

《中央日報》的副刊當時可以看臥龍生的武俠小說，陳定山奇情小說《五十年代》，也有孫如陵的小方塊散文，都能滿足剛讀初中的我的閱讀渴望。

一大清早，剛到學校，在布告欄前站著看連載小說，聞著剛剛新貼上報紙上的新鮮糨糊味兒，好像是一天重要的儀式。

為什麼當時只有《中央日報》？為什麼當時學校都只張貼《中央日報》？當時都沒有能力細想。

人在沒有比較的時候，也沒有選擇。

長大之後，有了《徵信新聞》（《中國時報》），有了《聯合報》，有了《自立晚報》，才恍然大悟，只有一個「中央」是很大的遺憾。

那樣長大，在那樣的時代長大，終其一生，會防範「中央」，中央社，中央廣播電台，《中央日報》，中央電視台，凡有「中央」二字都小心一點。其實「中央」未必都錯，「中央」未必都假，但是還是多幾種觀察，多幾種比較，自己可以有選擇，自己可以有判斷。

高中的時候，幾乎已經不看《中央日報》，林海音主編的聯合副刊真是好看。也說不出來為什麼好看，模模糊糊讀了鍾理和，讀了黃春明，知道島嶼南端有一個叫「笠山」的地方，有依靠伐木生活的人，知道蘭陽平原，知道田地裡有一種氣味是「糞香」。「糞」如何「香」，不是作文，是黃春明真實生活裡的真實嗅覺記憶。

一個好的副刊，在威權戒嚴的時代，像高牆上一點點隙縫，讓人窺探看見高牆外還有廣闊天地。

大學時期，我的文青記憶大概就是《聯合》《中國》兩家報紙的副刊，努力在高牆上鑿出一些空洞，透出外面世界的光。

文青時代讀《現代文學》、《文學季刊》，《劇場雜誌》，局限在喜愛文藝的範圍，但畢竟還是少數，不能否認當時的《文星》雜誌，兩大報的副刊，在戒嚴時代，可能還是潛在民主思潮湧動最早的聲浪，隱隱約約，不成氣候，但影響廣大，卻是星火燎原的最早火種吧。

我真正和聯副熟悉起來是在一九七六年從歐洲回來之後，當時瘂弦主編聯副，高信疆主編中時副刊，許多人都承認大概是台灣報紙副刊最強勢的時代，在戒嚴的最後十年，借助副刊的力量，互相競爭，也互相牽制，走在逐漸沒落的威權邊緣，觸碰禁忌，鬆綁壓抑，帶領大眾，為台灣此後的民主打開了最早的門窗。

高信疆是我大學學長，瘂弦是高中就認識的前輩，我敬仰的詩人，兩大報副刊因此參與了當時許多活動。

但是，談到聯副，我此後十餘年，接觸最多的是丘彥明，她一九七八年進《聯合報》，擔任當時聯副的編輯，一九八七年底離職赴歐。

將近十年，從交稿、校稿，內容討論，文學獎活動，我與彥明，慢慢從原來的工作關係變成朋友，最後的關係竟然是「閨蜜」，無所不談。

彥明熱愛文學，她做副刊編輯，由瘂弦授權負責作家聯繫，接觸全世界華文作家，有時候我在想，如果彥明寫一本文壇回憶，大概是非常重要的史料。

那也是台灣走向民主最寬容自由的時代，大陸文革結束，許多作家劫後餘生，台灣當時的確是世界華人信念所嚮往的自由之地。以副刊來看，作家絕不局限於台灣一地，馬來西亞，香港，整個大陸，北美、歐洲，所有共同使用漢字書寫，使用華文創作的作家，都成為彥明關心聯絡的對象。

坐鎮於世界華文創作的龍頭，兩報的副刊曾經有過的全盛時代，在紙本報紙全面沒落的今日來看，簡直像一齣神話。

一九八一年，我在愛荷華，兩報在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前，打長途電話，詢問各個地區作家意見。我手裡拿著電話，一面講，彥明一面記錄，有時候長達一小時。

彥明常常這樣工作，台灣和美國東西岸有時差，和歐洲有時差，我忽然會問彥明：「妳到底怎麼睡覺啊？」

那是那個年代的台灣，那是那個年代的台灣報紙副刊，編輯，不是職業，是一個文學熱愛者全部的生命信仰。

會從工作的關係變成朋友，變成「閨蜜」，因為心疼一個小小的身軀要承擔巨大的超乎負荷的熱情。

那時候常常和彥明談一篇稿子談到深夜，有時候心血來潮，凌晨一、兩點醒來，忽然想：彥明是不是還在辦公室？突發奇想，我打她桌上電話，希望沒有人接，但是，還是有人接了，我嘆一口氣：「彥明，你究竟什麼時候睡覺啊……」

這樣的關係只好用「閨蜜」形容，職場上不會再多見彥明這樣的人了吧。

除了聯副的編輯工作，一九八七年又與瘂弦、梅新等人，協助張寶琴女士創立聯合文學，兼任編務。記得很清楚，第一期做的是「木心專輯」，完整介紹了文革之後剛到美國木心的重要作品。木心從一個原來大家一點不知道的作家變成華文世界爭相討論的文學巨匠，報紙副刊，文學雜誌在台灣曾經起了多麼巨大的作用。

彥明主持的聯合文學叢書也出版了沈從文的《從文自傳》，她愛這本書，這本書寫流浪的書籍瞬間影響了一代的青年，從閉鎖的環境出走，從保守壓抑苦悶的環境出走，讓整個社會有和大時代呼吸的胸襟。

雲門舞者大概都有一冊「從文自傳」，在他們走向世界的時候，在各個機場轉機候機的時刻，我都曾看到他們手中的《從文自傳》。

應該說，那是一個美好的年代嗎？那樣美好的年代可以持續多久呢？

彥明一直很弱，瘦小，總是咳嗽，一面談事情，一面咳，虛弱而頑強，我在想，許多作家被她打動，拚了命寫稿交稿，大概彥明虛弱而實際頑強地咳嗽有莫大貢獻吧！

擔任編輯工作多年，那樣工作的方式，她就病倒了，在台大醫院動手術，我去看她，覺得要講「閨蜜」該講的話了，我說：「彥明，辭職，出國。」

接任聯合文學總編輯工作一年後，不堪身心負荷，辭職飛往比利時，愛畫畫的彥明，申請了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修習油畫。

一九八八年春天，我就允諾到歐洲看她的約定，從吳哥窟轉曼谷直抵布魯塞爾。

從熱帶的東南亞上飛機，氣溫攝氏三十，完全忘了歐洲的三月可以有多冷。

我穿著短袖T恤，從寒風呼嘯的停機坪走進室內，一下子就風寒入侵，在她家足足躺了一星期，高燒，發冷顫，她和表嫂熬鱸魚湯給我喝，才慢慢復原。

「閨蜜」情誼，好想要這樣大病一場，連死在人家家裡都不介意，就真的是「閨蜜」了。

在布魯塞爾度過了美好的假日，花開爛漫，也真的為彥明離開台北慶幸。

彥明的好處是從不談是非八卦。台灣小，華文文壇也小，彥明的工作，接觸全世界華文作家，她知道的八卦是非，可以寫好幾大冊吧。

文學畢竟不是八卦，年紀越大，越知道回憶裡只有八卦，只談是非，多麼可憐。

彥明對接觸到的人事物都有敬意善念，所以無是非，也無八卦。

「閨蜜」多事，就常想：這樣好人，應該有個好人家。

布魯塞爾彥明的家是個老房子，沒有衛浴，準備在地下室新作衛浴。這時候荷蘭讀博士的唐效每星期五晚上搭三小時火車來，利用周末幫忙整修，安裝浴盆、馬桶，粉刷，每星期日晚間，匆忙又趕回荷蘭。

唐效四川人，身體魁武，據說大學是田徑選手，主攻投擲，學尖端物理，但頗愛文學，也親近佛學。

彥明說他們兩家上一代就有因緣，陰差陽錯，沒有成全，沒想到下一代會在歐洲又有緣相遇。

唐效沉默不多話，默默工作，把一個老房子整理得煥然一新。

好像這時候，「閨蜜」看在眼裡，又忍不住要說話。我說：「彥明，這個人你不嫁，這輩子也別結婚了吧……」

我還跟彥明去了阿姆斯特丹，在妓女群聚的紅燈區找到很便宜的旅館，房錢便宜，但是清早要跟牧師讀一段《聖經》，我們互看一眼，妓女在《聖經》裡原就有動人的故事，省錢，又讀《聖經》，出來瀏覽櫥窗女子，一舉三得。

我跟彥明上二手市場挑盤子、杯子，碗，不像是為了準備什麼，也許覺得台灣該拚命的事做過了，可以有一點自己安定的生活。以後幾年，凡是去歐洲，都會繞到荷蘭看彥明，那些盤子、杯子、碗已是他們家值得紀念的家當。

用她院子培植的菜蔬料理晚餐，每一片葉子，每一塊根莖彥明都細數家珍。這樣做出菜來不一定都好吃，但是她因此把「家珍」寫成書，有大家愛讀的《浮生悠悠》、《荷蘭牧歌》。

唐效畢業了，在尖端科技大公司工作，他帶我看雷射切割鑽石的複雜折射光，我第一次感覺到鑽石不只是價錢，原來一百多個切割面可以產生這麼美的光。

唐效欣賞彥明，從文章到畫到料理都欣賞，我想彥明是幸福的，我們共同擁有的副刊美好年代也是幸福的。

以上轉載自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22438/5775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