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

地球小如鴿卵,/ 我輕輕地將它拾起 / 納入胸懷

【文學星空下──聯副70紙上展:我與聯副二三事之4】小野/忠孝東路走九遍——紀念一個台灣最美好的年代和許多大大小小的天使(上)

【文學星空下──聯副70紙上展:我與聯副二三事之4】小野/忠孝東路走九遍——紀念一個台灣最美好的年代和許多大大小小的天使(上)

 
1986年,本名李遠的小野獲最佳原著劇本獎。(圖/本報資料照片)
1986年,本名李遠的小野獲最佳原著劇本獎。(圖/本報資料照片)

那個時代給予我任性和撒野的可能

1989年初,剛滿37歲邁向38歲的我,莫名其妙的從工作八年的中央電影公司「退休」了。一切只因為任性,臨時起意,沒有想到下一步要做什麼,離開的時候只得到一枝壞了的鋼筆當禮物,彷彿預告未來的世界用電腦寫作即可。我問和我一起離開的吳念真說:「你得到的鋼筆可以寫字嗎?」「可以呀,而且好寫得很。」他開心的回答。

「退休」之後我常常在早上去師大籃球場打球,總會有年輕人好奇的詢問我的行業,他們會猜我是科技業的電子新貴。因為據說只有這種人才會賺夠了錢,早早就退休享受人生。但我不是,我只是任性,後來才知道,是那個時代給予我任性和撒野的可能,我彷彿是一個偷走別人幸運的幸運兒,我的人生也像是一個童話故事,像是「木偶奇遇記」之類的。

在那個尚未流行「在家工作」的保守年代,用「中年轉業」來描述當時我的處境其實帶有諷刺意味,爸爸乾脆天天向朋友們哭訴說:「我的大兒子失業了。所以我不敢退休。」雖然當時我每個月都準時寄給他5000元,他仍然沒有安全感。他心目中只有上班領薪水才算是工作,才有退休金可領,人生才有保障。

那個時候一個公務員每個月的薪水大約也就是這樣,所以5000元不是一個小數目。(更重要的訊息是,那時候在永和買房子平均一坪也只要20000元上下。)為什麼我會付給爸爸剛好5000元呢?剛開始這筆錢是由聯合報直接寄到我爸爸的戶頭裡的,維持了五年之久。戰後嬰兒潮世代很能接受上一代給他們「養兒防老」的觀點。畢竟上一代經歷過戰亂的人,大多活在極度貧窮及恐慌狀態,加上兒女眾多食量驚人。而戰後嬰兒潮世代只要努力,也都有機會超越自己的父母,所以回饋是合理的。

馬各於2004年文訊舉辦重陽敬老活動中的留影。(圖/本報資料照片)
馬各於2004年文訊舉辦重陽敬老活動中的留影。(圖/本報資料照片)

那年聯合報的「特約撰述」合約

大約在26歲時,聯合報和我簽了一個「特約撰述」的合約,固定底薪每個月5000元,條件是每個月「至少」要「生產」一篇小說,發表後稿費另外計算,通常可以領到10000元。這個合約還有一個很「簡單」就能達成的附帶條件,那就是不能投稿給中國時報。聽起來有點荒謬,但是如果了解當時那個兩大報副刊激烈競爭的輝煌年代,不得不佩服當初帶頭做出這個「絕殺」動作的聯合報副刊主編馬各先生。是他去說服報老闆王惕吾帶頭舉辦獎金豐厚的「聯合報小說獎」,同時也一口氣簽下一批當時才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作家。記憶中女生有蔣曉雲、朱天文、朱天心、蕭颯等,男生有吳念真、丁亞民、李赫和我。(後來的主編瘂弦接手之後再簽下三毛和李昂。加強他手上的武器和彈藥,這是他親口說的。因為這是一場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副刊的世紀大戰。)

後來才知道馬各會有這樣的念頭,是因為他在向年輕作家催稿的時候,有人回答他說因為需要工作賺錢養家,沒有多餘的時間寫作。他聽了非常心疼,覺得只因為要工作賺錢而放棄寫作,真是太對不起自己的天分和才華了,於是他就回答對方說:「那我來替你解決錢的問題吧。」所以他的初心還不「只是」想要和中國時報副刊「打仗」而已,更重要的,是他個人對小說創作和對文學的信仰。他本身就是一個作家,馬各先生本名是駱學良。他從小就胸懷大志,對創作充滿熱情,才十六歲時就自己找錢編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本刊物《絲絲》。出身軍旅的他後來的職業都和編輯有關,他也曾經和林海音女士合編《純文學》雜誌。(林海音也是一個大力提拔那個時代的年輕作家的聯合副刊主編,像是黃春明、鄭清文、七等生、林懷民等。)馬各在聯合報副刊這個位子上只做了一年,當時他只是暫時代理一年,等待從美國進修回來的瘂弦接手。或許正是「只有一年」,他才如此熱切的想做他真正想要做的事。

後來大家所有熟知的台灣報業史上兩大報副刊的正面對決,激盪出如文藝復興般時代的主角是瘂弦和高信疆。但是只代理一年聯合報副刊主編的馬各,就在短短的時間內把「文學創作」這件事,用盡各種方式推上了神聖的殿堂,例如文學獎公布時,是用報紙的頭版頭條這樣醒目的方式來報導,得獎的人頗有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氣勢,中國時報在兩年後也跟進推出和聯合報有所區別的文學獎,多了像「報導文學」這樣的獎項,也培養了許多年輕作家,像是陳雨航、古蒙仁、林清玄、張大春等,後來才成為我的好朋友。

偷偷報名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初審就被淘汰

這份條件優渥的合約改變了我未來的命運,除了逼我繼續寫了一些小說外,更像是一條絲,緊緊的牽引著我未來走向以創作維生,以創新為志業的人生。如果沒有這份合約的催逼,我應該是不會繼續寫作的。我一直對於自己的寫作能力感到失望,尤其是讀著《書評書目》上的評論者譏諷我的作品很平庸的文章時。最大一次的「重創」便是服兵役的時候我寫了一篇小說〈冬薑〉偷偷的報名1976年第一屆聯合報小說獎,在初審就被淘汰了。「偷偷」是因為怕別人知道,自尊心過強的我不能夠接受失敗的。尤其是後來公布結果首獎從缺,但是二獎得主竟然「只是」一個建國中學的17歲學生丁亞民,其他的得主有不少來自「三三集刊」的作家們。那一刻我的自卑感完全淹沒了我,我想我已經被「更下一代」的人淘汰了。雖然那時候我已經出版了兩本小說集《蛹之生》、《試管蜘蛛》和一本散文集《生煙井》,每本都很暢銷,可是對一個自卑的人來說,「暢銷」等於「通俗」,表示不夠「純文學」。(多年後張大春告訴我,他也參加了那次轟動全國的比賽,也是被淘汰了。後來他成了中國時報副刊的特約撰述。)

在第一屆聯合報小說比賽初選就被淘汰之後的我,正好完成兩年的預備軍官役,應徵上了陽明大學的前身陽明醫學院當助教兼研究員,也計畫在兩年後出國去深造,攻讀博士學位。我終於接受自己不是寫作的料,應該乖乖循著生物系畢業生的出路就對了。但是,就在這個關鍵時候馬各找上了我,表示要和我簽約,我毫不猶豫的答應了,我想這樣的條件不會有人拒絕的,至於要寫什麼,那就再說吧,於是馬各成了我生命中的「大天使」。

1984年,吳念真獲最佳劇情片原著劇本獎。(圖/本報資料照片)
1984年,吳念真獲最佳劇情片原著劇本獎。(圖/本報資料照片)

〈封殺〉獲得第二屆聯合報小說獎首獎

1977年8月1日颱風過境,使我延遲了一天爬上榮民總醫院的後山剛剛才成立兩年的國立陽明醫學院(後來的陽明大學,現在的陽交大學)開始了我更奇幻的人生。在忙碌的教學和研究工作中,我利用晚上熬夜寫作,擠出了一些小說作品,像是〈山在虛無縹緲間〉、〈老奶奶在婚禮〉、〈封殺〉、〈再叫一聲爸〉、〈藍哥的鷹勾鼻〉等,為了不要辜負馬各的這份合約,自卑的我開始大量閱讀小說理論,筆記本上寫滿了英文的專有名詞,思考如何把「通俗」變得「純」一點。

有一天接到馬各的一通電話:「你那篇〈封殺〉進步很多,我替你報名第二屆的聯合報小說獎,好嗎?」「好呀。」我雖然答應了,但是已經有被淘汰的準備。又隔了一段時間,辦公室的電話再度響起,在聯合報任職的舅舅黃仁向我透露了一個好消息:「你的小說得到小說獎的首獎。」「怎麼可能?你會不會弄錯了?」我完全不相信,因為我這個舅舅一向糊塗,加上我對自己的寫作完全沒有信心。「沒有錯,我親眼看到了名單。〈封殺〉,對吧?」舅舅再說一次:「恭喜恭喜。有五萬元獎金。」有一天我無意間發現在獲知得獎當天的日記上竟然這樣寫著:「我從實驗室走出去,在走廊上面對彤雲密布的天空大喊著,爸爸我終於替你復仇了!」我真的完全不認識26歲的自己,那時候的自己到底是怎麼了?我的內心深處到底積了多少的委屈甚至仇恨?更重要的是,我到底為什麼寫作?我對文學有沒有熱情?

第二天的聯合報果然又是頭版頭條的報導小說獎的評審結果,記得當時任職聯合報記者的作家桂文亞用「三冠王」這樣推崇的標題來報導我得到首獎的新聞,因為在這個獎之前我已經得到另外兩個和文學有關的獎。得到這個天上掉下來的大獎後,我用發抖的手捧著報紙,仔細讀著評審委員們的評審過程和意見,印象中投票支持我得首獎的評審大約有三或四位,記憶中好像是姚一葦、丁樹南、孟瑤等,理由大約是作品最符合短篇小說的結構、戲劇、隱喻或是揭露棒球賭博內幕之類的,不太贊成的是朱炎,強烈反對的是最推崇張愛玲的夏志清教授,他提出的理由是缺少了「掩隱之美」,後來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就是文學作品的「曖昧容忍度」(tolerance for ambiguity)。後來我在分析台灣新電影的文學性時,也學會用了這個屬於文學批評的名詞,可見得我對於別人的批評是如何「耿耿於懷」了。不過這個批評對我日後的寫作幫助很大,其實我的內心是充滿感謝的。當然,我更感謝當時投我一票的人。得到首獎之後我也有了「天使心」,很想要回饋這個對我如此厚愛的文學界,於是說服了當時出版我的三本書的文豪出版社老闆謝去非先生,在1978年也辦了一個文豪小說獎,用我的版稅當獎金,請來擔任聯合報小說獎的朱炎教授等人來評審,不分名次,不限名額,得獎人可以獲得5000元獎金和金質獎章一枚。記得當時文豪出版社還出版了一本小說選集叫「1980」,書名的意思就是被挑選上的年輕作家會在1980年發光發熱,頗有先替未來的文壇做了趨勢觀察。

馬各:我當初的決定太值得了!

天哪,多麼遙遠的1980?是大部分人的歷史,竟然是我們這些當時未滿30歲的年輕作家的未來!但是後來呢?1980又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在馬各挑選的八位年輕特約撰述中,有四個人投身了電影界,參與了台灣新電影浪潮,有一個人成為電視界的名編劇,有寫不完的電視劇本。還有一個人最傳奇,她在文壇瞬間蒸發,沒有任何消息。後來才知道她去了美國完全改了行,也停止了創作。直到她退休之後返回台灣,重新開始有計畫的寫小說「國民素人誌」,要為1949年來台灣,但是沒有眷村做蔽護的「另一種外省族群」留下最後的痕跡。她的文筆依舊細緻老練又世故,我去書店買了她後來寫的《桃花井》和重新出版的《掉傘天》,買回自己最懷念的那段青春記憶。記得我得首獎的那場聯合報小說比賽中,夏志清教授認為她寫的〈樂山行〉才應該是首獎。她是蔣曉雲。她正是當年馬各打電話向她催稿後,最後做出要替大家解決「錢」的問題的關鍵人物。

多年以後吳念真和我去永和探望馬各,那時候他的身體不太好,他勉強起來和我們聊起當年的一些事情,當然也包括「撰述委員」的故事,吳念真和我向他深深一鞠躬,是感恩,更多的是道歉:「我們都辜負你的信任和栽培了,因為我們都沒有為寫作而辭職,也沒有再寫小說了。」可不是嗎?有了特約撰述5000元的底薪,吳念真並沒有辭去台北市立療養院圖書館的工作,我也去了陽明醫學院的工作,後來我們前後進了中央電視公司,把最珍貴的青春歲月留給了電影。可是,馬各卻笑著安慰我們說:「我當初的決定太值得了,換來你們一直堅守創作沒有放棄,從文學到電影、戲劇,你們做的比我想像的多太多啦,我真的很安慰,當初沒有看走眼。」「是嗎?」吳念真笑了起來:「後來我的確放棄了去銀行當一輩子會計的夢想。」「是啊,後來我出國繞了一大圈,也放棄了走生物科學這條路。」我立刻跟進,像是兩個要爭寵的孩子。「哈哈。可能是我害了你們,放棄賺更多錢的機會。」馬各也笑了起來,看得出來,他是真的有點得意當年說服老闆做出的慷慨決定。(上)

以上轉載自聯合新聞網 https://udn.com/news/story/122438/5797445?ch=udn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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