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否寫1949／張小虹
戰爭怎麼寫？亂世怎麼寫？張愛玲自1943年一夕間紅遍上海灘起，就不斷受到他人質疑，為何不寫大時代的動盪，寫革命，寫戰爭，而盡寫些小眉小眼的兒女情長，甚至無關痛癢的閒話家常。
戰爭怎麼寫？亂世怎麼寫？張愛玲自1943年一夕間紅遍上海灘起，就不斷受到他人質疑，為何不寫大時代的動盪，寫革命，寫戰爭，而盡寫些小眉小眼的兒女情長，甚至無關痛癢的閒話家常。
但顯然張愛玲不埋單，她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回應道，「一般所說『時代的紀念碑』那樣的作品，我是寫不出來的，也不打算嘗試，因為現在似乎還沒有這樣集中的客觀題材。我甚至只是寫些男女間的小事情，我的作品裡沒有戰爭，也沒有革命。我以為人在戀愛的時候，是比在戰爭或革命的時候更素樸，也更放恣的。戰爭與革命，由於事件本身的性質，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情感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寫戰爭與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敗在技術的成分大於藝術的成分」。所以〈傾城之戀〉雖然帶到了香港之戰，但卻是為了成全一對亂世戀人，戰爭的洗禮並沒有將白流蘇「感化成為革命女性」，也沒有讓范柳原立地成佛，他們健康而庸俗的結合，「雖然不徹底，但究竟是認真的」。
然我們也不要忘記，戰爭幾乎是張愛玲絕大部分小說揮之不去的「惘惘的威脅」，沒有這層近現代戰爭的陰影，我們幾乎也無法讀懂張愛玲小說為何要用「凡人」來「代表這時代的總量」、來描寫「人類在一切時代之中生活下來的記憶」。所以我們可以說張愛玲沒有一篇小說直接寫戰爭，但張愛玲小說裡戰爭作為「惘惘的威脅」卻無所不在。
因而如何猜測張愛玲曲筆側寫戰爭的年代，便成了新一波張學研究者與張迷一個有趣且具啟發性與創造力的推理遊戲。除了像〈五四遺事〉那樣直截了當自報年代來進行嘲諷的手法外（開場的1924年與結尾的1936年），張愛玲大部分的小說都需要轉個彎繞個路，便也就能夠清楚明白她所精準設定的年代背景。像早期發表的〈第一爐香〉，當葛薇龍向姑母梁太太解釋道，「兩年前，因為上海傳說要有戰事，我們一家大小避到香港來……我爸爸的一點積蓄，實在維持不下去。同時上海時局也緩和了下來，想想還是回上海」。算來葛薇龍一家移居香港，應該是在1937年8月淞滬會戰爆發之前，兩年後葛薇龍父母搬回上海，應該是在1939、1940年的上海孤島時期，而小說中葛薇龍與喬琪喬在香港從春天發展到冬天的一段孽緣，也應該是在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由此推斷，小說發生的年代時間點許是落在1939年到1941年之間。
我們也可以來猜猜張愛玲的另一篇小說〈等〉。推拿醫生龐松齡的診所裡，坐著滿滿一群聊天等候的婆婆媽媽、老爺少爺。整篇小說的背景當是上海淪陷區無疑，但從1937年11月12日到1941年12月7日的上海孤島時期，與其後到1945年8月15日日軍正式投降為止的上海全面淪陷時期，〈等〉究竟比較靠近哪一個時間段呢？小說中至少有兩條草蛇灰線可循。第一條當然是先生在內地而擔心害怕先生討小老婆的奚太太，她抓著一張新聞報小聲說道，「上面下了命令，叫他們討呀？──叫他們討呀！因為戰爭的緣故，中國的人口損失太多，要獎勵生育，格咾下了命令，太太不在身邊兩年，就可以重新討，現在也不叫姨太太了，叫二夫人！」。就目前的抗戰史料而言，1939年起大後方的報紙開始出現「同居啟事」，並在1942年逐漸增多（抗日戰爭結束後「留守（淪陷）夫人」與「抗戰夫人」的戰爭才正式開打），而重慶政府則是在1941年12月起明示獎勵生育。而第二條線索則是〈等〉中提到去看「俄國俱樂部放映的實地拍攝的戰爭影片」，此戰爭影片「或有可能」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蘇德戰爭」（1941年6月22日至1945年5月9日）的實地拍攝（目前並無更進一步的文本資料可資判斷，若否則將導致不同的推論結果）。兩相對應下，〈等〉的時代背景可從上海淪陷（1937年11月12日到1945年8月15日）與重慶時期（1937年11月21到1946年5月5日）壓縮到1942到1945年之間。
原本並不曾這樣拐彎抹角去猜測揣度過張愛玲小說中的戰爭年代，此番大張旗鼓也是有樣學樣，受了《聯副》前不久分上下集刊登的〈張愛玲寫1949〉之啟發。作者顏擇雅膽大心細，將小說〈相見歡〉讀成張愛玲書寫1949年的政治小說。整個論述的推理過程充滿懸疑與機智，讓人屏息又好奇，實為最最精采的散文書寫。但讀後再思，覺得其中仍有蹊蹺，可資後續琢磨。按照顏擇雅的說法，〈相見歡〉前大半部的時間點落在1948年底，後半結尾處的時間點落在1949年春天，也就是說小說裡一群四人（伍太太與女兒苑梅，荀太太與先生紹甫）什麼都談就是沒談政治，渾然不覺上海即將變天（1949年5月27日解放軍攻占上海）。
而接下來我想接棒的推理方式則同中有異，想要說明〈相見歡〉為何可以是寫1946年底到1947年春，或是1947年底到1948年春，但為何絕對不會是寫1948年底與1949年春。〈相見歡〉的時代背景乃是在抗日戰爭結束後（「抗戰八年，勝利後等船又等了一年」）與第二次國共內戰1945-1949年期間（小說中提到「鬧共產黨」），但究竟可否再縮限到更為精確的年代，則各家推論或有不同。〈張愛玲寫1949〉一文的主要推論點有二，一是小說中寫到「北方打仗，煤來不了」，二是「打仗的時候燈火管制」。第一個推論點將「煤源供應被戰事切斷」直接對應到「傅作義放棄秦皇島」（運煤船的起點港口），亦即1948年11月，才會造成小說中的「煤來不了」。但只要北方打仗，煤源供應就有可能不時中斷，煤隨時有可能來不了，不需要因此就將小說的開頭釘死在1948年底的最後撤守。而第二個推論點則或許有誤，顏文中寫到「燈火管制表示隨時可能空襲。早一年戰事還在東北，上海不需要擔憂空襲，可見小說結尾一定是一九四九年春」。但小說此處「打仗的時候燈火管制」，指的不是第二次國共內戰或1949年5月解放軍的即將攻入上海，而是對日抗戰時期荀先生單身在重慶，而荀太太帶著三個小孩在北京的時間段，也是小說中荀太太舊事一再得意重提的「盯梢」事件發生的時間段。
〈相見歡〉乃是張愛玲花了三十多年時間不斷改寫的小說，表面上白描曲筆紋風不動，內裡夾縫文章波濤洶湧，每一句對話、每一個眼神、每一聲窘笑都九轉連環，環環相扣，更可被視為「上海時期張愛玲」轉換到「美國時期張愛玲」（棄傳奇化情節、捨濃稠明豔文字意象、避「三底門答爾」）的重要關鍵文本。而小說中直述倒敘層層交疊出的時間段清清楚楚。荀紹甫與太太在北洋政府統治下的北平結的婚，生下兩個小孩後遷到南京故宮博物院工作（伍太太常常接荀太太來上海跳舞打牌，荀家小兒子祖銘也是在南京所生的「漏網之魚」），抗戰爆發後荀先生跟著撤退到重慶，荀太太帶著三個小孩回北京（兒子祖志生肺炎住院，荀太太在醫院路上遇見小兵「盯梢」）。怎樣掐指算來，所有時間線索都是將小說中一組四人的閒話家常，縮限在三個可能的時間段：1946年底到1947年春，1947年底到1948年春，1948年底到1949年春。
那為何〈相見歡〉卻又絕對不可能是寫1948年底到1949年春呢？其中最大的關鍵，乃是荀家有一兒一女留在北京（一教書，一念書），只帶了小兒子一起來到上海。回到歷史，第二次國共內戰三大戰役之一的「平津會戰」已於1948年11月29日開打。顏文雖指出「北平圍城」前期信件仍可寄出，以說明小說開頭伍太太一見荀太太就客套問及「紹甫好？祖志祖怡有信來？」（荀太太也隨即客套問到苑梅在美國留學的弟妹可有信來）。但問題是若此時已是1948年底平津會戰即將或已然開打、北平即將或已然圍城的時刻，雙方的問候豈有可能如此客套禮貌、無動於衷，而伍太太後來又怎麼可能會為了轉換話題，而殷勤問起「祖志現在有女朋友沒有？」、「祖怡呢？有沒男朋友？」。又倘若〈相見歡〉結尾在寫1949年春，共軍已在1949年2月3日進入北平，那一兒一女留在北平的荀家夫妻，如何有可能如此若無其事，而伍太太又如何有可能隻字不提、決口不關心？這種失誤想必不會出現在斟字酌句、心細如髮的張愛玲筆下。
而小說中的另一個線索也告訴我們「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推論著實不可能。小說中伍太太富，荀太太窮，而伍太太也經常接濟荀太太。但「出於闊親戚天然的謹慎，無論感情多麼好」，伍太太總是對荀太太買東西十分不放心，尤其看她買衣料的急急忙忙，一副深恐有錢多下來就會被先生紹甫拿去借給親戚朋友的模樣，而荀太太請伍太太裁縫幫忙訂製的新旗袍面料──「那紫紅色氈子似的硬呢子」──就是最好的例證。而荀太太想買件絨線衫，伍太太也不忘建議她先去先施百貨看看「圍巾翻領」的新款，「至少這一次她表姊花錢要花得值」。這對閨中密友的衣服經，難道也與戰爭有關嗎？若小說的前大半段設定在1948年底，那時上海的通貨膨脹已失控到無可復加的地步，一麻袋錢也買不了一斤米，原本在1937年可以買到兩頭大牛的錢，而今折算後只能買到四粒大米，就算伍太太家再有錢，也決計不可能隻字不提上海的通膨亂象，更何況荀太太還是位窮親戚呢。若上海通膨從1947年起開始惡化，那〈相見歡〉中一對老姊妹還可以若無其事地買布料、裁新衣、逛百貨公司新款，看來小說的時間點有可能還需從「1947年底到1948年春」，往前推移到「1946年底到1947年春」。
張愛玲曾在寫給宋淇的信中言道，「〈往事知多少〉的來源，是我在大陸的時候聽見這兩位密友談話，一個自己循規蹈矩，卻代這彩鳳隨鴉的不平得恨不得她紅杏出牆，但是對她僅有的那點不像樣的羅曼斯鄙夷冷漠，幾個月後（’52春）她又念念不忘講了一遍，一個忘了說過，一個忘了聽見過，我在旁邊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她們都不是健忘的人」。〈往事知多少〉就是後來改名的〈相見歡〉，可見此小說亦有其「真人實事」的出處。但張愛玲為何要將1952年的事重新設定在1946-1948年間呢？每每讀張愛玲讀到想要索隱、想要考據時，心中一定反覆出現張愛玲再三叮嚀的那句話，「當然事實不過是原料，我是對創作苛求，而對原料非常愛好」。故若從「創作」的角度看〈相見歡〉，重點或許不會是在探問小說開頭究竟落在哪一年底、或小說結尾敢情是在哪一年春，而是去思考1949年的兩岸分隔，如何讓張愛玲最擅寫的上海人情世故也出現了可能的斷裂。〈相見歡〉設定在1949年前的寫法，必定與設定在1949年之後的寫法有異，顯然共黨統治下的人心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生活，可以寫進《秧歌》、《赤地之戀》或《小艾》被刪去的結尾，但寫不進〈相見歡〉閒散疏鬆的日常。〈相見歡〉所凸顯的，依舊是張愛玲如何不寫戰爭、卻無處不是戰爭的拿手絕活，如何在戰爭惘惘的威脅之下存活，卻得以活出「細密真切的生活質地」。〈相見歡〉裡沒有任何可歌可泣的重大事件，也沒給出任何清楚明晰的政治指涉或意識形態框架，〈相見歡〉裡只有醬醋油米、只有閒話家常，但也就在如此閒散如此疏鬆的日常，穿插藏閃了所有時代的重量與亂世的悲歡，這或許才是張愛玲否寫戰爭卻無處不戰爭的最厲害之處。
【2020-01-02 00:00 聯合報 / 張小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