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治時代日人在臺的奴化與剝削政策
日本將臺灣定位為殖民地，隨之而來的是無可避免的控制、役使、開發、搜括，臺灣的資源慘遭魚肉宰割，人民備受歧視、壓迫，成為其帝國主義霸權「臺灣人勞動，日本人享受」的犧牲品。主要手法包括：
(一)重稅剝削
日本殖民者巧立名目，橫徵暴斂，向臺灣人民徵收八十種以上的雜稅。稅目繁多，舉其犖犖大者，有礦區稅、噸稅、骨牌稅、織物消費稅、酒精稅、出港稅、樟腦稅、製糖稅、蔗車稅、製茶稅、賣藥印花稅、家稅、地租附加稅、營業稅、所得稅附加稅，此外尚有地方性的市稅、街稅、庄稅，稱得上「臺灣萬稅萬萬稅」。
據西元一九○四年的數字，臺灣人民平均每人負擔捐稅四圓四十五錢，為同時期法屬印度支那人民平均每人負擔二圓一十八錢的兩倍。一九三七年官方估計全臺人民生產總值為八億九千萬圓，而此年殖民政府收入竟高達二億零三百萬，換句話說，國民生產總值每四圓中，有將近一圓為殖民地政府所攫取。
(二)專賣制度
日本當局加重剝削的政策還表現在鴉片、樟腦、香菸、酒、火柴、煤油、鹽等民生必需品專賣制度。以鴉片專賣而言，日本人對外宣傳採取「漸禁主義」，卻一賣就賣了五十一年，每年利潤高達兩百多萬圓。此外，吸鴉片者必須領牌照，政府可另徵收一筆錢；沒有領牌照而吸食鴉片的人必須罰款。為了避免遭受處罰，大都向日本官員、警察賄賂。
(三)剝奪基本人權
在日本人殘酷的殖民統治下，臺灣人民被剝奪了一切自由和基本人權，既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不能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所有機關學校和重要企業中，上層官吏和高級管理人員幾乎完全為日本人所獨占，僅低級人員才僱用一些臺胞。而處在社會最低層的工人和農民幾乎全部是臺胞，形成統治與被統治、剝削與被剝削兩個對抗的極端。據西元一九四四年統計，在全臺特任、簡任待遇人員一百三十三人中，只有一名臺人（因為是大學教授），在薦任待遇人員二千零二十七人中，只有二十二名臺胞。儘管學歷和工作能力與日本人相同，但日本公教人員不僅工資高，升遷快，還享有特殊的補貼，工資通常也比臺胞高出一倍左右。
（參考資料：林衡道著臺灣史蹟源流，臺北 青年日報出版社；陳碧笙著臺灣人民歷史，臺北 人間出版社）
三、臺灣新文學運動
(一)起點—五四民主風潮的推動
臺灣新文學運動主要是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主思潮與五四文學革命風潮的激發而產生。處於日本殖民統治下的作家，結合當時臺灣島內風起雲湧的政治社會運動，高舉「反封建」的大纛，藉著新文學運動的推進，以企求民族的解放與民智的啟蒙，並抒發胸中塊壘與家國之恨。
(二)發展—白話文創作與耕耘
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起點，一般認為始自西元一九二○年臺灣青年創刊，至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告終。在這長達二十五年的新文學運動，有用中文寫作的，也有用日文寫作的。前者繼承中國白話文運動，與中國新文學直接、間接發生聯繫，因發生較早，故成為臺灣新文學的主流。後者則因在日治的特殊環境下，受到日文語法和日本新文學的影響而產生，創作語言雖然是日文，作品表現的卻是中國人的思想、生活、民族精神和愛國情操，故可視為臺灣新文學的支流之一。
(三)結果—時代的意義與價值
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運動以「反封建」為奮鬥目標，旨在喚起臺灣人民自覺，堅持重歸祖國懷抱的信念。以其作品的時代性意義而言，約有下面的幾個特色：
其一，民族性格濃厚，始終是反封建的文學，是抗議和抵抗的文學。
其二，屬於全民性的文學，代表及反映臺灣民眾的心聲，具體地描寫民眾的生活，尤其是被殖民、被剝削、被欺凌的現實生活狀況。
其三，採用寫實主義的寫作方式，排除浪漫的無病呻吟，言之有物。
其四，不但表現出傳統的民族文化，同時具有堅強的本土性格。
其五，以中國文學為基礎，廣泛地吸收日本或歐、美的新思潮，及近代文學的表現方式。
總之，臺灣新文學就精神上而言，既是表現漢族意識的民族文學，又是反殖民、反封建的抗議文學；就題材來看，是描寫斯土斯民的鄉土文學，更是反映農村苦難的農民文學；就文學表現上說，是現實主義文學；而就政治層面來說，則是殖民地文學，所蘊蓄的思想內容則更是繁富多樣，飽含辛酸。
在這二十五年新文學發展期間，臺灣作家們夾在文言、白話、閩南語與日文興替承續的時空下，仍不忘秉持其知識分子的良知勁節，藉文學以抒發其對時代環境的反抗、控訴、苦悶與憧憬，如楊逵 送報伕、呂赫若 牛車、張文環 父親的臉、龍瑛宗 植有木瓜樹的小鎮等譏評時局、揭發苛政的名篇。此一時期素樸初創的新文學，不僅闡揚了臺灣文學反封建的文學精神，也為今後臺灣文學的發展，奠下永固根基，成為臺灣文學史最耀眼的一頁。
（參考資料：葉石濤著沒有土地，哪有文學，臺北 遠景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