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百年〉3之3】從紐約、北京、到台北 /林秀赫
誕生於1917年的新詩，距今正好百年，相關史料的保存遠比其他古典詩歌來得完善。我們或許難以理清五言詩、律體、詞體等傳統詩歌的生成原因，但我們完全能夠掌握新詩發生的脈絡，同時新詩也是中國詩歌史上少數由知識分子一手創建的詩歌，並非在民間自然演變而成。這讓新詩從誕生至今，具有一種強烈的時代使命感，用以表達現代人的情感與意志，這種前衛、革新的精神貫串了百年的新詩史。
什麼是「詩」？當我們認定一份作品是「詩」的時候，在形式上必然有明顯可判斷的「識別特徵」，才被稱為詩，理解為詩，並以詩的感覺去欣賞。這種最基本的詩歌形式特徵，並不容易改變，每次改變都是一次重大的典範轉移，亦即我們對詩歌觀念的重新定義。中國詩歌的基本形式先後歷經三次轉移，由最初「以韻為詩」的古體詩，到中期「以格律為詩」的近體詩，再到今日「以分行為詩」的新詩。新詩之所以不同於舊詩，就在於擁有「白話、分行、自由體」三項獨特的識別特徵。
晚清詩人從創作經驗中，注意到詩作「言文分離」的現象，黃遵憲、夏曾佑、譚嗣同、梁啟超等人，嘗試在詩中放入流俗語和新名詞，拉近詩歌和口語的距離，但因未有革新「語體」、「詩體」的觀念，使得清末被譽為「詩界革命」的第一次新詩運動以失敗告終。同一時期的翻譯家，如嚴復、蘇曼殊等人，則從翻譯經驗中體會到，若將西方詩歌譯成近體詩，翻譯之後還需花費第二份力氣，將內容放入「定行、定言、定律」的嚴格格律之中，不如改譯為規範較為寬鬆的古體和騷體。這種對於格律的負面觀感，為舊詩的退場埋下遠因。而翻譯西方詩歌過程中，所產生的不被語言屏障所阻礙的「敘事內容」，日後將成為新詩美學的核心。現代中國詩人可說是先認識到現代的詩意，才進而為這種詩意尋找一份形式，而最終為這份詩意找到最佳形式的人，是年僅二十六歲的胡適。
胡適尋思文學革命的構想，從最初就帶有很強的實踐力與個人主義色彩，新詩的形式能夠定體，固然是眾人投入寫作的成果，但新詩的創發卻與胡適個人的思想和行動有著必然的關係。1910年胡適進入美國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就讀，自小厭惡近體、偏好古體的胡適，受西方文學及教育的影響，逐漸意識到漢語詩歌的各種問題。1915年胡適轉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開始建構新的文學體系，將語體革新視第一要務，嘗試以白話文作詩，同時首次將西方詩歌的「分行」形式與舊詩做結合。
1917年1月《新青年》刊出胡適〈文學改良芻議〉，為胡適所領導的近代中國第二次新詩運動揭開序幕。緊接著2月《新青年》刊出胡適於紐約所作的〈白話詩八首〉，雖不脫舊詩習氣，卻以各種分行方式來排列這些齊言詩，分行的企圖相當明顯。以往傳統東方詩歌並未有分行的觀念，分行是西化的明證，也是新詩唯一借自西方詩歌的形式特徵。當中一首作於1916年8月23日的〈朋友〉以蝴蝶為意象，採用西方詩歌高低格的分行，把蝴蝶上下飛舞的姿態具象化，文字口語流暢，在白話語體、分行形式、意象經營上，都達到日後新詩的水準，唯獨仍採用五言詩的篇製，是新詩正式出現前的濫觴。因此新詩要定體，目前還缺少一個關鍵要素：不受任何定型規範的自由句式。
1917年9月胡適回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白話詩在北京有了進一步的變化。如果說白話詩是在美國穩定安逸的留學環境中萌芽，新詩則是胡適回國之後，於中國當時激烈變革的環境中蛻變成長。不同的環境，對文學有不同的期許和不同的動力，胡適自陳來到北京後：「美洲的朋友嫌『太俗』的白話詩，北京的朋友嫌『太文』了！」當時北京的知識分子，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劉半農、魯迅、周作人、傅斯年、俞平伯等人，在看到胡適提出文學改良八事，揭櫫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以及確立當代人歷史定位的文學進化論，各個無不摩拳擦掌，躍躍欲試，光是「齊言的白話詩」實在無法滿足他們對新文學的期待和想像，而要求更白話、更自由、更新穎的表現方式。劉半農率先提出「增多詩體」的主張，但仍受限於寫詩必須要有詩體，寫詩的自由是源於有更多詩體可以選擇，而不是擁有全然的自由。因此自由體的形成還需交棒給下一人，我們也將目光轉到另一位新文學的悍將錢玄同的身上。
錢玄同雖然不寫詩，但時常懷有改革文學的理想，文學革命的立場也比胡適更為激進。他看到了白話詩的發展潛力，不希望胡適將白話詩寫得「太文了」，既然白話詩無須與音樂配合，形式上就是自由的，沒有必要給自己加上束縛：「則長短任意，仿古創新，均無不可。」指責胡適的白話詩若還寫得這麼文言，那就成文學革命的阻礙了。正是這些來自北京的諍言，逼得胡適不得不承認自己在美國寫的白話詩：「實在不過是能勉強實行了文學改良芻議裡面的八個條件；實在不過是一些刷洗過的舊詩！」這種自我反省，對一向捨我其誰的胡適來說，並不是那麼容易袒露，代表胡適也認為白話詩應當還要有更大程度的「修正」。
這時胡適已經發覺，白話詩只做到詞彙、文法的釋放，卻因未做到句式的釋放，在齊言句式下，白話文根本無法施展，變得毫不白話。胡適更從文學進化論的觀點，領悟到詩變為詞，詞變為曲，句式越來越自由，篇章越來越長，認為這種「詩體的釋放」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自然趨勢，一旦句式的長短自由了，音節也同時釋放了。於是他在北京開始嘗試創作更自由的詩作，至此舊詩的格律限制已全部被打開。
1918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中國第一批新詩，皆作於1917年底，作者為胡適、劉半農、沈尹默三人。當中有六首白話詩，採用了分行和長短不定的句式，宣告新詩基本形式的確立，另外沈尹默的〈鴿子〉、〈人力車夫〉則為中國最早的散文詩。此時西方散文詩尚未在中國流通，沈尹默其實是將舊詩句式打破後，仍維持傳統的連書形式書寫，並保留韻腳，其形式並非挪用自西方的無韻散文詩，實則散文詩也是中國自己的發明了。日後新詩的三大詩類，1917年已創作出「分行詩」與「散文詩」，第三種主要詩類「圖像詩」，則須等到1956年2月林亨泰於台北的《現代詩》季刊發表〈房屋〉，才正式在台灣形成。
最初林亨泰受到日本未來主義詩派的啟發，在詩作中放入許多眼花繚亂的符號，然而這些「符號詩」其實只是常見的分行形式。但當時紀弦於《現代詩》季刊極力引薦阿波利奈爾的「立體詩」，林亨泰受其影響，在經歷短暫的「符號詩」創作之後，林亨泰就轉向單純以漢字構圖的圖像詩，將標點符號和其他符號都減到最少，甚至只用漢字來構圖。胡適雖然與圖像詩的創立無關，但1958年他從美國返回台北定居，直到1962年於台北過世，這段期間正是台灣圖像詩發展的關鍵時期。當時林亨泰與詹冰、秦松、白萩等年輕詩人，陸續創作了新詩最早的一批圖像詩，奠定了圖像詩的穩固基礎，至今台灣仍是圖像詩的發展重鎮。
回顧胡適一生，與新詩的命脈息息相關，紐約、北京、台北也成了新詩史上舉足輕重的三個城市。由胡適以及《新青年》詩人群共同創建的新詩，最初稱之為「白話詩」，這是以使用白話文創作的特點來命名，隨後又有「散文詩」、「自由詩」的稱法，則是以形式自由的特點來命名。直到1919年10月，胡適發表了〈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正式採用相對於舊詩的名稱，統稱1917年以來的新文學詩歌為「新詩」。【2017/12/08 06:00:34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