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

地球小如鴿卵,/ 我輕輕地將它拾起 / 納入胸懷

我們這一代:四年級作家之(一)美好的燈還亮著☉周芬伶

我們這一代:四年級作家之(一)美好的燈還亮著☉周芬伶

文學與藝術的傳承比國家與族群更為複雜,而且是盤根錯節,難以分割與定位,好比深海中的珊瑚礁群形成的迷走地圖。

我們慣用的幾年級,是以十年為一世代,這裡面存在著分割與分裂,文學史必然不是這樣分,而是以更開闊的幾十年或半世紀作為評價,因為就傳承的意義,一個人要完成他的文學並造成影響,也需幾十年或更久。

十年一斷代讓我們短視而急功近利,將良性競爭化為惡性競爭。

我是四年級,然而接受的文學傳承是一年級或更早,如果我能有一點點影響,必然也在七、八年級之後,所以我算幾年級呢?

以新感覺派作家劉吶鷗來說,因他英年早逝,作為台灣人的身世一直隱而不顯,而他是道道地地的台灣南部人,出生於台南柳營,卻精通英、日、法文,並能流利使用中文、廣東話與閩南語。他翻譯日文作品,以中文創作小說;他開書店,編雜誌、翻譯藝術、電影理論,同時寫影評、編劇、導演、拍電影,擔任南京政府機關報《國民新聞》社長,1940年被暗殺死亡,年才三十五。他的跨國族、跨文化、跨界創作可說明那世代的菁英分子的多重身分與樣貌,你說他是台灣人,不如說他是世界人。他的文學傳承有西洋、東洋、台灣……

我並未師承於他,而是認同他無國界的身分與跨界書寫。

我與他的時間差正好五十年,半個世紀,他生於1905,我1955,張愛玲是1920,龍瑛宗1911,也就是文學的傳承是以三十到五十年,或者更久,而非以十年十年分,用生年分比作品更準確些,劉吶鷗傳承的橫光利一,生於1989,時間差是16年;張愛玲傳承最近的是《海上花列傳》,作者韓幫慶生於1856年,與張的時間差是64年;我與劉、張、龍的時間差分別是50、35、44,文學是以這樣的方式承續著。

然而這些都是後知後覺,當時渾然不知。

四年級吸收的文學更為複雜,他們多數留洋,不留洋的也崇洋。閱讀的恰恰是劉吶鷗時代的作品兼及五四作家,他們的名字被藏在文學史與文學概論中,許多人只知其名而看不到作品,因為大多是禁書,越禁越想讀,我是在姊姊讀的政大東亞所圖書館讀到這些書,還有《人民日報》。這些讀物以換書皮或沒書皮的方式在文青中流傳:同時讀大量的西方翻譯經典與存在主義哲學;再加上日本文學,主要是芥川龍之介與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因為我們特別地「崇洋媚外」,在檯面上的當然是傳統中國經典,我讀的中文系是以經學為主,完全沒有現代文學,穿長袍的老夫子提到白話文都說是「洪水猛獸」。

非常壓抑的文學環境,讀的東西非常龐雜,想已超過劉吶鷗的時代,書讀太雜與讀太少同樣是無效,他們互相打架,彼此抵消,一個寫作者當時要對抗這些,只有讓自己變成洪水猛獸,回到文學的宇宙洪荒。

因無可認同,事實上也無法選擇,寫得雖然早,然大多是空洞無物,我深度認同過的作家是赫曼赫塞,他是德國人卻也是無國別的作家,當我開始寫作時,有個有靈視的詩人說我的文章筆觸像赫氏,這嚇我一跳,因時過十幾年,早已丟在一旁,我有他全套作品,並曾再三閱讀,但從沒想到這與寫作會有什麼關係。

文學與美學的傳承確實是超越時空以穿越之姿存在著。

在中文傳統上我也曾滿口古道西風,漢家陵闕,直到研究所時期才讀到日據時代的作品,那時想,這如何跟西方大家相比呢?後來到美國教書一年,回來正值解嚴後的政治與文學大爆發,走入田野也走入歷史,三十幾歲才惡補歷史課與政治課,同時作張愛玲與龍瑛宗研究與傳記書寫,前者是與劉吶鷗相似的世界人,後者是跨兩個時代的作家,跟他們的心靈交會,他們的血液重新在我筆下流動的感覺好神奇,他們的文學在我身上作了印記,冥冥中接下一種傳承任務。

文學的傳承越廣自由度更高,越開放注意力會越集中,無論再怎麼無國界的作家,他一生關注的主題或美學只有一個,信念也只有一個,你如果覺得有價值,可以接受也可拋開,一切是自由開放的。

人的生命有限,窮畢生之力能留下的作品也非常有限,或竟至沒有,如果每個人都能留下一顆放光的種子,交給下一代,那將化有限為無限,文學傳承的意義在此。如果我並非只有自己,那麼文學將不會死在自己手裡。

然而不懂或不願懂就要講繞過或踩扁,只會暴露自身的淺薄與空洞,你真覺得踩在別人頭上出發會比較高或比較快嗎?過去有多少像這樣養小鬼的惡毒者栽跟斗或像朝露一樣蒸發,這樣的人還會少嗎?

那些怨毒著書者,或怨毒對人者,寫了一些對他人無益對自己無益的書,他們的認同與傳承都是有嚴重障礙的,或者是內心貧瘠空洞,才會將自卑化為自大,這在我的蒼白年代早已領略並深受其苦。

與其怨毒不如早點交班,或者你也沒東西可交,只有怨毒是真的,因為你什麼也不接受,不接受也就無傳承。

以三十到五十的時間差,那麼四年級的傳承者是七、八年級,或更遠,過去我們是什麼已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現在與未來,你能留給未來什麼樣的傳承?

有人說四年級是原罪與贖罪的世代,如果三年級是準存在主義年代,他們虛無而叛逆,富於理想性,同時引領鄉土文學運動;那麼四年級是後存在主義與後鄉土,也是民歌與團康時代,他們熱中辦刊物,大量讀詩,享受過歲月靜好人世安穩,卻也是腦袋被洗白的年代,永遠有個老大哥陰影,自我檢查。他們的情慾是披荊斬棘,其實非常空虛飢餓,他們是特別戀家的一族,卻不自主地往國外留學移民,他們有歷史感,卻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最後是只剩家族與追憶。他們有時前衛去搞後設、顛覆;小劇場十年,四年級是主將,民歌也是,真的是愛好團康,有時後退到變回救國團青年,滿腦黨國春秋大義,就是一個矛盾的世代。

敢衝敢闖又有機運,通常真的搞出名堂來,半途退場或搞失蹤的很多,四年級是最愛躲起來的一代,躲錢債、情債、口業、貪嗔癡……修佛的特別多,罪孽深重啊!

能留在戰場上的不是特別強悍,就是特別淡漠,大風大浪沒見過,小風小浪倒不斷,走完全程的戒嚴體制,二二八、白色恐怖、黨外運動到解嚴、政黨轉移……這樣完整的豪邁熱血政治布景,真正參與的不多,一滴血也沒流的為多數。

像我這從台灣南部尾端跑到頂端闖天下的小鎮女子,套句詩人朋友的話「一看就是個悲劇哪」,他第一眼看到我剛出道的照片與筆名沈靜就出此讖言,果然悲劇,安置到哪都格格不入,在台北是外鄉人,在鄉土散文中也沒沾到邊,以前把我歸為學院閨閣派,後來走出家庭書寫跨性別又被稱為「惡女」,惡女還沒出頭的時候,七、八年級出來喊世代交替,四年級的原罪真是現世報,他們的孩子與學生都是七、八年級,一起聯手討債來著。

我應對方式是交好與警省,七年級較積極好鬥,他們已打下自己的天下,最麻煩的是八年級,表面上被動消極,骨子底卻好疑好知,傾向好疑的常耍廢,但好知卻讓他們習慣成為自己的老師,這些特質跟四年級非常相似,說白了就是物質缺乏的孩子,只能往精神層面追求,自己找老師,而他們將是我最後的學生,他們或者會欺師滅祖,我卻不能不格外疼惜。

他們成長於台灣經濟走下坡的窘境,家庭多少有些財務或婚姻問題,因此單親的不少,多數靠學貸,一個月生活費壓縮到五千,還得靠打工賺時薪;還不過十幾年前,大學生一個月零用錢上萬的不少,許多人還有信用卡,拿名牌包上學的不少,如今穿戴的都是網路拍來的便宜貨,但他們很會估狗與看片子,有自己的品味,但就是缺乏自信。

他們讓我想到我們那個年代,大家都不富,也就不敢要太多,一樣是怯生生,知識與書本是唯一的救贖,如今是網路了,不同的是,我們啟蒙早,大多小學就看文學書,中學開始寫,大學都算慢的;而他們的文學啟蒙晚,大都是以動漫與奇幻小說度過青少年時期,但只要想做的事一定做到令人驚喜;我們都愛詩,跟六七○的文學氛圍很像,只要讓他們做他們想做的,他們是值得期待的。

我很少以幸福或不幸,成功或不成功,悲劇或不悲劇來衡量事情,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路,我只是在走自己的道路,而且越來越不悲劇,就文學的交棒而言,應是喜事。三十年前老師將棒子交給我,而我交給新世代,這是我此生的任務之一。

在寫作上奮鬥近二十年才受到一些注意,但也不是太多,我也沒要太多,而是恰恰好可過自己的日子,這裡面正好存在一些審美距離,可以安安靜靜地寫字。

逃離台北後,我才真正擁有自己的生活與認識,東海的環境是上天給我最大的福分,有些東海人則是我的逆增上緣,我在這裡跟那些躲起來或失蹤或修道的人差不多,差別只在還繼續寫,只因我對時間很吝嗇,不太給人;再來以書寫過著如苦行僧般的生活,每日寫個幾百到一千,對我有鎮魂作用,我從來沒想過要得到什麼,得到也不一定快樂,林中就是我的樂土。

到底還能追求什麼?或許是一種殘存的使命,上一輩人曾經給過我們許多,他們是懂得給予的一代,經過戰亂與流離,就算剩下最後一塊餅也要掰下一半給你,像我的師長們,以及私淑的幾個大師,他們曾無私的給予,我能學到的只是有私的給予,回想這輩子,只要為他人做的事大多成功,為自己做的事大多失敗,經驗告訴我,少想自己一點,多想別人一些,過得更如意。

交棒的時分應該笑,不應該流淚,因為酒店還未打烊,燈還亮著。【2016-05-03 10:29 聯合報 】

我們這一代:四年級作家之(一)美好的燈還亮著☉周芬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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