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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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看張愛玲:都會、小說、女性/重組三城記:上海、東/香港、台北

新看張愛玲——都會、小說、女性
重組三城記——上 海、東京∕香港、台北

⊙符立中/主持  楊婕/記錄整理

符立中(以下簡稱符):陳子善先生是張愛玲的考證學泰斗,這回是第三次來台北,想請陳子善先生先談談對台北的印象,以及張愛玲與城市的關係。
陳子善(以下簡稱陳):我第一次來台北是1994年,第二次來是1999年。80年代我在上海住的地方仍有蛙鳴、螢火蟲,現在全是柏油路,每個城市都難免這樣的命運。我認為,沒有上海可能也就沒有張愛玲,40年代上海在中國所有城市中最具現代性,地理環境上,它是近代租界,文化多元,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文化、經濟中心仍在上海,有「東方巴黎」之稱。30年代寫上海的作家比如茅盾,聚焦在鬥爭、都市寫實,另外還有新感覺派。張愛玲不斷提及穆時英,說明穆時英的作品張愛玲讀了有點想法,雖然張愛玲認為自己可以超越穆時英。
符:新感覺派奠基者劉吶鷗,他的文學成就雖不及穆時英、張愛玲,但他當時從事電影工作,張愛玲是大影迷,我認為這方面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張愛玲的都會新視角

陳:張愛玲40年代寫都市有新視角,她有香港經驗,而當時中國作家寫香港者很少。《傳奇》出版時她就說是為上海人寫香港,上海與香港形成對照,多種視角交匯,以前從未有作家這樣處理,他們寫上海就直接寫上海。張愛玲也寫到外國人的生活,呈現與昔日小說完全不同的視野。我們討論中國現代文學史寫都市的代表人物,是無法迴避張愛玲的。
符:1986年港台發表〈小艾〉,是張愛玲作品的新紀年,〈小艾〉出土,相關考證成為顯學,才有今天的《小團圓》、《雷峰塔》、《易經》三部曲。張愛玲去世後,楊澤主辦第一屆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結集為《閱讀張愛玲》一書,楊澤序文〈世故的少女──張愛玲傳奇〉最早由城市少女的角度觀察張愛玲其人其文,可否從自己的文學經驗出發來談談?
楊澤(以下簡稱楊):城市文化、城市文學的研究很富挑戰性,現代文學後面往往有城市文化的大背景在。子善兄剛才點到的,張愛玲筆下的「上海─香港」雙城對照記,很有意思,香港當年其實和台北一樣是個小城市,不是上海這樣的大都會(metropolis之於city),但透過太平洋戰爭給張愛玲的震撼經驗(〈燼餘錄〉),張愛玲不單寫出了《傾城之戀》這樣觸及女人及城市歷史靈魂深處的作品,也進一步激發她替這兩座日軍威脅下的戰火餘生的「危城」做定位,做見證。所謂一笑傾人城,女人的風情,城市的風華,一直連結在一起,張愛玲對此有高度的自覺。

上海文化傾入台北城

但我今天想講的是「三城記」。我手上有一本新書《雙城故事──從上海到台北的一次文化平移》,作者吳漢仁、白中琪是兩個久居上海的台北人,他們從社會生活,商業百貨,綜藝文化,金融貿易,教育醫療……林林總總各個層面考察了戰後上海文化大舉入侵台北的現象,十分值得參考。譬如大家熟悉的牛肉麵文化,或許不是台灣本土的發明,而是當年洪長興清真館進入台北以後激發的。
書上說1949年7月8日,上海清真洪長興平津菜館在台北市中華路(西門町口)194號南亞大廈二樓營業,由上海名師李文彬主廚。名菜便有涮羊肉、燜爐肥鴨、牛肉麵、粉蒸牛羊肉及各式甜點,成為台北第一家,也是最大最著名的清真館。我這才恍然大悟,牛肉麵其來有自,也許並不是傳說中南部老兵拿美軍牛肉罐頭做實驗,獨立發明的。

東亞摩登傳入西門町

我這裡要強調的是,上海文化對台北的入侵涵蓋了「雅」和「俗」兩個完整的層面。西門町這一帶原是日本人發展出來的,1935年還在其周邊舉辦了「台灣博覽會」,1945年以後上海人紛紛湧入,西門町今天還是有強烈的海派色彩。我在這裡講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城市傳奇,49年以後一對白俄夫婦逃難到台北,也許出於上海城隍廟的記憶殘留,他們看準了台北城隍廟對面的店面,創造了台北的「明星咖啡屋」。
大家知道50、60年代的台灣現代詩成就非凡,大家也知道,現代詩的香火透過上海的路易士(深為張愛玲所熟悉喜愛,即後來的紀弦)傳到台灣,香港則是中間的轉運站。這是上面說的「上海─東京─台北」之外,另一個「上海─香港─台北」的三城記,而這兩個「三城記」的交集,似乎就顯現在周夢蝶這樣一個河南來的,卻長期在明星咖啡屋門口擺書攤的現代詩人身上。
城市文化是有地層的,很多時候會產生記憶的斷層,一旦考古出了土,廢墟上的靈光往往引人入勝。剛剛提到西門町,電影街是從日本人時代就經營、發展,當時便有「新世界」、「大世界」、「國際」電影院,上海人來後也用了這些名字,這是一種東亞摩登,大家都喜歡取類似的名字。

東京文化移入上海灘

陳:我們對「上海人」的界定也有不同說法,像浦東和浦西,方言就不同,浦東人如傅雷,我與我太太都是浦西人。浦西有租界,因此近代上海發展重點放在浦西,對浦西人來說,到浦東意味到鄉下去,改革開放後才搞浦東新區。浦西還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比較高等與比較普羅大眾的。許多當代作家寫兩者間的模糊地帶,比如金宇澄《繁花》;程乃珊這樣的女作家則寫「上只角」,王安憶住的地方也屬「上只角」,離張愛玲舊居不遠。無論王安憶或金宇澄,哪怕他們自己不承認,我們作為讀者、評論者都覺得還是在跟張愛玲對話。
上海30年代有很多日本人,也有許多中國人留日,如劉吶鷗。浦西又可以蘇州河為界分南北兩部份,蘇州河以北是日本人的範圍,新感覺派、創造社都在這裡,最有名的是內山完造創立、魯迅常去走動的「內山書店」。我編《現代中文學刊》,從今年第一季開始刊連載當時一名文人傅雁長的日記,傅雁長的日記很有趣,寫每天在上海這座城市做什麼事,用班雅明的理論來說就是都市漫遊者,去咖啡館、看電影,又是基督徒,必須上教堂,還去開音樂相關的會議。傅雁長的記載可以彌補魯迅日記的空白,有時他記了今天跟魯迅等人去菜館吃飯,但魯迅日記沒記載。傅雁長不可能作偽,他不知道我們會看到他的日記。日記也記到郁達夫、劉吶鷗,非常有意思。(上)【2015年06月15日 中國時報】

楊:子善兄提到穆時英,考慮其他新感覺派作家作品對張愛玲的影響,當然也可以說,張愛玲寫香港、上海傳奇正是要為女作家奪回城市文化的發言權。張愛玲當年和好友炎櫻在咖啡館聊天時,對英倫才子王爾德也語帶不屑,嫌他過氣。擴大來看,二十世紀30、40年代日益茁壯的「東亞摩登」特色,便是有一群可以媲美巴黎、倫敦的「dandy」男作家們,在各大城市都會之間跑來跑去。前些年出版的《劉吶鷗日記》可以拿來和傅雁長日記做比照,除了劉吶鷗與穆時英,當然還有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中寫過的邵洵美。這些男作家腦中的城市座標軸心往往圍繞以花都巴黎、霧都倫敦為主的幾個歐洲大都會在轉。

新感覺派影響張愛玲

張愛玲出身英校,見過世面,相對於男作家的洋腔洋調,堪稱是東亞最早的女漫遊者(flaneuse),從〈更衣記〉、〈道路以目〉到〈燼餘錄〉,張愛玲不單對都會時尚瞭若指掌,而且愛逛大街,時常對著櫥窗中自己和時代的倒影發呆,〈色.戒〉中王佳芝對櫥窗和女間諜的關係也有一番翩翩之想。張愛玲其實也是一個,像台灣學者蔡美麗最早說的「以世俗反現代」──但同時,我得強調,又回過頭來以現代反世俗──十分深刻複雜的海派作家。

我們現在看劉吶鷗,還是覺得不可思議,一個台灣年輕人跑去念早稻田法文系,把日本新感覺派橫植到上海,他和穆時英兩人對文藝異常投入,後來都搞電影,先後涉及雙重間諜身分,同樣被特工暗殺而亡。新感覺派對張愛玲有影響,但她大步跨越了他們,她的文字、她的電影感都比他們細膩得多。

東亞摩登下的諸般風情

陳:作家跟電影的關係,這個主題有很大的討論空間。鴛鴦蝴蝶派同樣對電影非常入迷,可能不亞於張愛玲這些人,只是我們不太關注他們。上海有意思的地方就在它的多元化,有左翼、以魯迅為代表的這批人;還有不是左翼,但一度與魯迅關係密切者如林語堂。我翻過林語堂1929年的日記,他也是不斷在看電影,林語堂的生活顯然比魯迅瀟灑,晚上還去跳舞,又是工作狂,林語堂對生活的處理很有意思,該工作拚命工作,該娛樂就忘我的娛樂。此外那些舊派文人也喜歡看電影,他們看電影、寫影評比左翼、新文學要早。
楊:我們知道張愛玲推崇《海上花》。《海上花》最早寫妓女遊街,馬車走下馬路,「風馳電掣」云云。城市或者都會文化的幾個關鍵字,不外空間、慾望、速度及流動,所謂花花世界,所謂人慾、物慾橫流。在東亞或東洋摩登的大標題下,現代文藝、文學、繪畫、音樂都有其「三城記」的背景在。
我生在南台灣的嘉義市,劉吶鷗出身新營,新營與嘉義毗鄰,就在幾十公里外。死於228事件的畫家陳澄波則是我的同鄉,他留學東京,20、30年代之交在上海住過好一段時間,畫了不少重要畫作。作曲家江文也是另一有趣的例子,同樣留日,曾幫日本在1936年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文藝競賽拿下銀牌獎(據說是從希特勒手上拿到這個獎),30年代末滯留中國,直到遭批鬥老死。

東京上海台北的連結

這裡說一個小故事。戰前台灣反對運動領袖,也是重要的文化贊助者及收藏家楊肇嘉,他除了是陳澄波作品的收藏家,也是江文也的贊助人,兩人會用日文在通信上討論《紅樓夢》。在這些人物身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三城在戰前的密切連結。
其實,除了大家津津樂道的劉吶鷗和上海新感覺派的傳奇故事,東京新感覺派大將橫光利一當年也寫了傑作《上海》,充分落實日人眼中的魔都印象。但戰前三城最大聚焦點該不是別人,而是留日,且深受日本文壇矚目的魯迅。日本時代給台灣左翼小說家最大影響的正是魯迅,我馬上可以舉出楊逵、龍瑛宗、呂赫若等人,當然還有,別忘了,和魯迅同樣棄醫從文,同樣受契訶夫影響的賴和。
從戰前的魯迅到戰後的張愛玲隱隱有一種延續性。台灣文壇熟悉張愛玲對胡適的好感,以及胡適在《秧歌》的出版上對張愛玲的提攜,卻對張愛玲與魯迅的傳承關係不見得知道,或在意。去年在夏志清、張愛玲來往書信中讀到一則小公案,張改寫《金鎖記》的英文小說在美國出版界處處碰壁,編輯的拒絕信大意說:妳小說中寫的人物太令人反感,如果屬真,那共產黨的勝利豈不名正言順?美國人自然不會懂,寫了兩本反共小說的張愛玲,在批判舊社會的犀利力道上是魯迅的同路人。

東西合璧、雅俗並存

陳:海派發展到張愛玲,確是集大成者,張愛玲也比較自覺地迴避掉海派的某些問題,海派不太講究傳統文化養料,而她很注重。我們現在對張愛玲的研究,常把她與魯迅對立,這是完全錯誤的,她說她仍深深沾在五四傳統裡,五四傳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魯迅。她的寫作不斷在與魯迅對話,哪怕只是從表面形式──比如兩人都不斷寫保母,而兩人的保母完全不一樣。
楊:〈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阿小,和魯迅死前最後一篇散文寫的阿金,同是上海巿井的小人物。但我得再強調一次,不單「雅」的系統有三城記,「俗」的系統也有。如我前頭所提,戰後上海文化在西門町便是這樣東方西方合璧,雅俗並存。從上個世紀末到這世紀,這20、30年間,台北人見證了另一波文化入侵,東京摩登死灰復燃了。從村上春樹的小說到電視劇《東京愛情故事》,如果不是萬人空巷,至少所向披靡,而上海的影響相對在退潮中。我們今天說的「小清新」,背後的東洋味、東洋風是藏不住的。
我跟子善兄年紀相當,1999年他來台北,我和朋友拉他去冶堂喝茶,逛永康青田師大路的巷子,走過殷海光故居,那些日本人在南區蓋的木造庭院宿舍。子善兄彼時英姿颯爽,因為和我同是貓迷,一時對巷弄出沒的貓族頻頻回頭,像極了漫畫中的小亨利。
這裡可以順帶一提的是,好友韓良露,子善兄見過的,祖籍南通,自小在台北生長,其人其文卻有濃濃海派色彩。英年早逝,今雖說人走了,但她一手規劃的南村落和巷弄美學歷歷在目,也算是美事一件了。(下)【2015年06月16日 中國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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