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看張愛玲——都會、小說、女性
重組三城記——上 海、東京∕香港、台北
⊙符立中／主持 楊婕／記錄整理
符立中（以下簡稱符）：陳子善先生是張愛玲的考證學泰斗，這回是第三次來台北，想請陳子善先生先談談對台北的印象，以及張愛玲與城市的關係。
陳子善（以下簡稱陳）：我第一次來台北是1994年，第二次來是1999年。80年代我在上海住的地方仍有蛙鳴、螢火蟲，現在全是柏油路，每個城市都難免這樣的命運。我認為，沒有上海可能也就沒有張愛玲，40年代上海在中國所有城市中最具現代性，地理環境上，它是近代租界，文化多元，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文化、經濟中心仍在上海，有「東方巴黎」之稱。30年代寫上海的作家比如茅盾，聚焦在鬥爭、都市寫實，另外還有新感覺派。張愛玲不斷提及穆時英，說明穆時英的作品張愛玲讀了有點想法，雖然張愛玲認為自己可以超越穆時英。
符：新感覺派奠基者劉吶鷗，他的文學成就雖不及穆時英、張愛玲，但他當時從事電影工作，張愛玲是大影迷，我認為這方面有潛移默化的影響。
張愛玲的都會新視角
陳：張愛玲40年代寫都市有新視角，她有香港經驗，而當時中國作家寫香港者很少。《傳奇》出版時她就說是為上海人寫香港，上海與香港形成對照，多種視角交匯，以前從未有作家這樣處理，他們寫上海就直接寫上海。張愛玲也寫到外國人的生活，呈現與昔日小說完全不同的視野。我們討論中國現代文學史寫都市的代表人物，是無法迴避張愛玲的。
符：1986年港台發表〈小艾〉，是張愛玲作品的新紀年，〈小艾〉出土，相關考證成為顯學，才有今天的《小團圓》、《雷峰塔》、《易經》三部曲。張愛玲去世後，楊澤主辦第一屆張愛玲國際研討會，論文結集為《閱讀張愛玲》一書，楊澤序文〈世故的少女──張愛玲傳奇〉最早由城市少女的角度觀察張愛玲其人其文，可否從自己的文學經驗出發來談談？
楊澤（以下簡稱楊）：城市文化、城市文學的研究很富挑戰性，現代文學後面往往有城市文化的大背景在。子善兄剛才點到的，張愛玲筆下的「上海─香港」雙城對照記，很有意思，香港當年其實和台北一樣是個小城市，不是上海這樣的大都會（metropolis之於city），但透過太平洋戰爭給張愛玲的震撼經驗（〈燼餘錄〉），張愛玲不單寫出了《傾城之戀》這樣觸及女人及城市歷史靈魂深處的作品，也進一步激發她替這兩座日軍威脅下的戰火餘生的「危城」做定位，做見證。所謂一笑傾人城，女人的風情，城市的風華，一直連結在一起，張愛玲對此有高度的自覺。
上海文化傾入台北城
但我今天想講的是「三城記」。我手上有一本新書《雙城故事──從上海到台北的一次文化平移》，作者吳漢仁、白中琪是兩個久居上海的台北人，他們從社會生活，商業百貨，綜藝文化，金融貿易，教育醫療……林林總總各個層面考察了戰後上海文化大舉入侵台北的現象，十分值得參考。譬如大家熟悉的牛肉麵文化，或許不是台灣本土的發明，而是當年洪長興清真館進入台北以後激發的。
書上說1949年7月8日，上海清真洪長興平津菜館在台北市中華路（西門町口）194號南亞大廈二樓營業，由上海名師李文彬主廚。名菜便有涮羊肉、燜爐肥鴨、牛肉麵、粉蒸牛羊肉及各式甜點，成為台北第一家，也是最大最著名的清真館。我這才恍然大悟，牛肉麵其來有自，也許並不是傳說中南部老兵拿美軍牛肉罐頭做實驗，獨立發明的。
東亞摩登傳入西門町
我這裡要強調的是，上海文化對台北的入侵涵蓋了「雅」和「俗」兩個完整的層面。西門町這一帶原是日本人發展出來的，1935年還在其周邊舉辦了「台灣博覽會」，1945年以後上海人紛紛湧入，西門町今天還是有強烈的海派色彩。我在這裡講一個大家都很熟悉的城市傳奇，49年以後一對白俄夫婦逃難到台北，也許出於上海城隍廟的記憶殘留，他們看準了台北城隍廟對面的店面，創造了台北的「明星咖啡屋」。
大家知道50、60年代的台灣現代詩成就非凡，大家也知道，現代詩的香火透過上海的路易士（深為張愛玲所熟悉喜愛，即後來的紀弦）傳到台灣，香港則是中間的轉運站。這是上面說的「上海─東京─台北」之外，另一個「上海─香港─台北」的三城記，而這兩個「三城記」的交集，似乎就顯現在周夢蝶這樣一個河南來的，卻長期在明星咖啡屋門口擺書攤的現代詩人身上。
城市文化是有地層的，很多時候會產生記憶的斷層，一旦考古出了土，廢墟上的靈光往往引人入勝。剛剛提到西門町，電影街是從日本人時代就經營、發展，當時便有「新世界」、「大世界」、「國際」電影院，上海人來後也用了這些名字，這是一種東亞摩登，大家都喜歡取類似的名字。
東京文化移入上海灘
陳：我們對「上海人」的界定也有不同說法，像浦東和浦西，方言就不同，浦東人如傅雷，我與我太太都是浦西人。浦西有租界，因此近代上海發展重點放在浦西，對浦西人來說，到浦東意味到鄉下去，改革開放後才搞浦東新區。浦西還有「上只角」、「下只角」之分，比較高等與比較普羅大眾的。許多當代作家寫兩者間的模糊地帶，比如金宇澄《繁花》；程乃珊這樣的女作家則寫「上只角」，王安憶住的地方也屬「上只角」，離張愛玲舊居不遠。無論王安憶或金宇澄，哪怕他們自己不承認，我們作為讀者、評論者都覺得還是在跟張愛玲對話。
上海30年代有很多日本人，也有許多中國人留日，如劉吶鷗。浦西又可以蘇州河為界分南北兩部份，蘇州河以北是日本人的範圍，新感覺派、創造社都在這裡，最有名的是內山完造創立、魯迅常去走動的「內山書店」。我編《現代中文學刊》，從今年第一季開始刊連載當時一名文人傅雁長的日記，傅雁長的日記很有趣，寫每天在上海這座城市做什麼事，用班雅明的理論來說就是都市漫遊者，去咖啡館、看電影，又是基督徒，必須上教堂，還去開音樂相關的會議。傅雁長的記載可以彌補魯迅日記的空白，有時他記了今天跟魯迅等人去菜館吃飯，但魯迅日記沒記載。傅雁長不可能作偽，他不知道我們會看到他的日記。日記也記到郁達夫、劉吶鷗，非常有意思。（上）【2015年06月15日 中國時報】
楊：子善兄提到穆時英，考慮其他新感覺派作家作品對張愛玲的影響，當然也可以說，張愛玲寫香港、上海傳奇正是要為女作家奪回城市文化的發言權。張愛玲當年和好友炎櫻在咖啡館聊天時，對英倫才子王爾德也語帶不屑，嫌他過氣。擴大來看，二十世紀30、40年代日益茁壯的「東亞摩登」特色，便是有一群可以媲美巴黎、倫敦的「dandy」男作家們，在各大城市都會之間跑來跑去。前些年出版的《劉吶鷗日記》可以拿來和傅雁長日記做比照，除了劉吶鷗與穆時英，當然還有李歐梵在《上海摩登》中寫過的邵洵美。這些男作家腦中的城市座標軸心往往圍繞以花都巴黎、霧都倫敦為主的幾個歐洲大都會在轉。
新感覺派影響張愛玲
張愛玲出身英校，見過世面，相對於男作家的洋腔洋調，堪稱是東亞最早的女漫遊者（flaneuse），從〈更衣記〉、〈道路以目〉到〈燼餘錄〉，張愛玲不單對都會時尚瞭若指掌，而且愛逛大街，時常對著櫥窗中自己和時代的倒影發呆，〈色．戒〉中王佳芝對櫥窗和女間諜的關係也有一番翩翩之想。張愛玲其實也是一個，像台灣學者蔡美麗最早說的「以世俗反現代」──但同時，我得強調，又回過頭來以現代反世俗──十分深刻複雜的海派作家。
我們現在看劉吶鷗，還是覺得不可思議，一個台灣年輕人跑去念早稻田法文系，把日本新感覺派橫植到上海，他和穆時英兩人對文藝異常投入，後來都搞電影，先後涉及雙重間諜身分，同樣被特工暗殺而亡。新感覺派對張愛玲有影響，但她大步跨越了他們，她的文字、她的電影感都比他們細膩得多。
東亞摩登下的諸般風情
陳：作家跟電影的關係，這個主題有很大的討論空間。鴛鴦蝴蝶派同樣對電影非常入迷，可能不亞於張愛玲這些人，只是我們不太關注他們。上海有意思的地方就在它的多元化，有左翼、以魯迅為代表的這批人；還有不是左翼，但一度與魯迅關係密切者如林語堂。我翻過林語堂1929年的日記，他也是不斷在看電影，林語堂的生活顯然比魯迅瀟灑，晚上還去跳舞，又是工作狂，林語堂對生活的處理很有意思，該工作拚命工作，該娛樂就忘我的娛樂。此外那些舊派文人也喜歡看電影，他們看電影、寫影評比左翼、新文學要早。
楊：我們知道張愛玲推崇《海上花》。《海上花》最早寫妓女遊街，馬車走下馬路，「風馳電掣」云云。城市或者都會文化的幾個關鍵字，不外空間、慾望、速度及流動，所謂花花世界，所謂人慾、物慾橫流。在東亞或東洋摩登的大標題下，現代文藝、文學、繪畫、音樂都有其「三城記」的背景在。
我生在南台灣的嘉義市，劉吶鷗出身新營，新營與嘉義毗鄰，就在幾十公里外。死於228事件的畫家陳澄波則是我的同鄉，他留學東京，20、30年代之交在上海住過好一段時間，畫了不少重要畫作。作曲家江文也是另一有趣的例子，同樣留日，曾幫日本在1936年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的文藝競賽拿下銀牌獎（據說是從希特勒手上拿到這個獎），30年代末滯留中國，直到遭批鬥老死。
東京上海台北的連結
這裡說一個小故事。戰前台灣反對運動領袖，也是重要的文化贊助者及收藏家楊肇嘉，他除了是陳澄波作品的收藏家，也是江文也的贊助人，兩人會用日文在通信上討論《紅樓夢》。在這些人物身上，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三城在戰前的密切連結。
其實，除了大家津津樂道的劉吶鷗和上海新感覺派的傳奇故事，東京新感覺派大將橫光利一當年也寫了傑作《上海》，充分落實日人眼中的魔都印象。但戰前三城最大聚焦點該不是別人，而是留日，且深受日本文壇矚目的魯迅。日本時代給台灣左翼小說家最大影響的正是魯迅，我馬上可以舉出楊逵、龍瑛宗、呂赫若等人，當然還有，別忘了，和魯迅同樣棄醫從文，同樣受契訶夫影響的賴和。
從戰前的魯迅到戰後的張愛玲隱隱有一種延續性。台灣文壇熟悉張愛玲對胡適的好感，以及胡適在《秧歌》的出版上對張愛玲的提攜，卻對張愛玲與魯迅的傳承關係不見得知道，或在意。去年在夏志清、張愛玲來往書信中讀到一則小公案，張改寫《金鎖記》的英文小說在美國出版界處處碰壁，編輯的拒絕信大意說：妳小說中寫的人物太令人反感，如果屬真，那共產黨的勝利豈不名正言順？美國人自然不會懂，寫了兩本反共小說的張愛玲，在批判舊社會的犀利力道上是魯迅的同路人。
東西合璧、雅俗並存
陳：海派發展到張愛玲，確是集大成者，張愛玲也比較自覺地迴避掉海派的某些問題，海派不太講究傳統文化養料，而她很注重。我們現在對張愛玲的研究，常把她與魯迅對立，這是完全錯誤的，她說她仍深深沾在五四傳統裡，五四傳統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魯迅。她的寫作不斷在與魯迅對話，哪怕只是從表面形式──比如兩人都不斷寫保母，而兩人的保母完全不一樣。
楊：〈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阿小，和魯迅死前最後一篇散文寫的阿金，同是上海巿井的小人物。但我得再強調一次，不單「雅」的系統有三城記，「俗」的系統也有。如我前頭所提，戰後上海文化在西門町便是這樣東方西方合璧，雅俗並存。從上個世紀末到這世紀，這20、30年間，台北人見證了另一波文化入侵，東京摩登死灰復燃了。從村上春樹的小說到電視劇《東京愛情故事》，如果不是萬人空巷，至少所向披靡，而上海的影響相對在退潮中。我們今天說的「小清新」，背後的東洋味、東洋風是藏不住的。
我跟子善兄年紀相當，1999年他來台北，我和朋友拉他去冶堂喝茶，逛永康青田師大路的巷子，走過殷海光故居，那些日本人在南區蓋的木造庭院宿舍。子善兄彼時英姿颯爽，因為和我同是貓迷，一時對巷弄出沒的貓族頻頻回頭，像極了漫畫中的小亨利。
這裡可以順帶一提的是，好友韓良露，子善兄見過的，祖籍南通，自小在台北生長，其人其文卻有濃濃海派色彩。英年早逝，今雖說人走了，但她一手規劃的南村落和巷弄美學歷歷在目，也算是美事一件了。（下）【2015年06月16日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