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

地球小如鴿卵,/ 我輕輕地將它拾起 / 納入胸懷

小提琴與電鈴——愁予和夢公二三事⊙鴻鴻

小提琴與電鈴——愁予和夢公二三事⊙鴻鴻

  1990年的某個夏夜,我提早結束排戲,趕到梅新先生家裡,為了見鄭愁予一面。那是零雨的邀約,找幾個年輕詩人和愁予對談,好登在她主編的《現代詩》上。那時零雨《城的連作》剛出爐,我和羅任玲的第一本詩集也由曼陀羅出版不久,曾淑美《墜入花叢的女子》則已面世三年。

  我從沒見過愁予,當然十分好奇。約的是八點半,但我到的時候已經晚了。發現幾位女詩人都在,就是不見愁予其人。原來愁予夫婦吃了劉紹唐的晚宴,八點半準時來到這裡,發現只有零雨一人,於是說要出去晃晃,與妻子聯袂離去。我們陸續來到,惴惴不安地猜測他是否生了氣,拂袖而去。四人面面相覷,不曉得該不該繼續等下去。過了兩小時,他居然回來了。原來剛才他見人沒到齊,索性趕去聽下半場的曼紐因小提琴演奏會。

  愁予性情溫善,頭腦極為清晰。我們的詩他讀得不多,卻都能一語中的。他指出我的詩重視節奏,但提醒我節奏可能造成機械性,可以多注重旋律。我當時有聽懂,卻不知如何實踐。不過,從他逮住機會跑去聽音樂之舉,渾然一股「為了藝術為了愛」的熱情,讓我學到更多。

  80年代初,我就在武昌街見過周夢蝶。他書攤的書看來都很陌生,讓還是高中生的我,不知從何讀起。後來我出詩集,一本本都有寄給夢公,他也都會回贈還禮。一次收到的是木心《溫莎墓園》,一次收到的是洪素麗《十年散記》。當時還想,不知是他賣不出去的書,還是要拓展我的文學世界。也許我是讀得太少,想得太多。

  90年代末,我和妻子在金華小公園旁租了一個頂樓,過頹廢的兩人生活。一天清晨六點多,突然門鈴大作。對於每天睡到中午的我來說,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出了事。我掙扎起身,一開門,門口站的居然是夢公!那一瞬我彷彿置身卡夫卡的世界。他毫無預警造訪,開口便問:夏宇在哪裡?──那時我雖然幫夏宇處理一些紅塵俗務,卻對她的私生活一點也不清楚,更不知經常遷徙的她,現在游牧到哪裡去了。

  原來是十年前兩人在公車上巧遇,夢公答應給夏宇一幅字,不知為何,現在才決定要還。我不曉得這是重然諾,還是發神經。睡眼惺忪中,也只能給他夏宇前男友的地址電話(我也其實並不知道他們還有沒在一起)。夢公飄然而去,看來又是不打電話,直接殺過去了。

  這件事有兩個後遺症。其一,我始終想證明詩人也是常人,並不會口吐詩句、漫步雲端。但夢公的行徑,讓我的論點不攻自破。第二個後遺症是,夏宇在我結婚時答應送我一幅畫,一直到我離婚,都還沒實現。這個承諾期已經超過夢公的紀錄,但我還是覺得或許有一天,清晨電鈴響,這幅畫會突然出現在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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