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傷快樂而遙遠——懷念楊牧老師 /  鄭毓瑜  

真正見到楊牧老師，是一九九九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進修的時期。那時候對於老師的印象還停留在《葉珊散文集》，追求美與永恆的葉珊與濟慈幾乎合體，很難想像眼前就是我一讀再讀的《陳世驤文存》的編者，以及《陸機文賦校釋》的作者。第一次的會面，異常緊張，只記得忽然念出「孤獨是一匹衰老的獸，潛伏在我亂石磊磊的心裏，⋯⋯」，然後，我們談起了阮籍與六朝。

二〇〇〇年後，有更多機會見面說話，一起聽老師喜愛的歌劇或古典樂，討論新近出版的書篇，談新聞事件，或學界相熟的友人。在評斷人事上，老師有嚴謹的界線，不輕易出言，也不能忍受越界的言行，但是在回憶往事的時候，則常常有真摯幽默的一面。有一次提起當年吳潛誠想讓學生用臺語演莎士比亞戲劇，老師還斟酌了「莎士比亞」的臺語發音。回憶起大學時期，最不喜歡上體育課，有一回體育老師要學生自己去量測跑百米的時間，楊牧隨意報了一個數字，體育老師瞪大眼睛說：「你突破世界紀錄了！」然而，更多時候，我其實是在聽楊牧老師說故事，那些我沒來得及參與的歲月，以及後來又後來的想法。

印象中，最長的兩次談話是在電話線上。大約是二〇〇〇年底，我將關於少年英雄夏完淳〈大哀賦〉的一篇文稿，送請老師指正，那是我注意到明清之際辭賦作品的第一篇。辭賦本來就典實繁複，加上明清之際世局倥傯，在查找比對上的確費了一番功夫，但是一邊寫一邊就愈發想知道，文學傳統到底如何對應亂局，歷經時代起落，知識分子究竟如何化用傳統文學，成為自我見證的言說。電話裏，老師的聲音比平日高昂一些，除了陳子龍、夏完淳，老師一口氣提起倪元璐、劉宗周、黃道周、黃宗羲、王夫之⋯⋯等等，彷彿此起彼落，微渺卻又相續的星火。直到二〇〇一年入夏，在老師《隱喻與實現》新書中，讀到〈詩與抵抗〉，其中細數甲申之 後二十年，那些超越榮辱的時賢與詩，於是懂得電話裏流露的是無限緬懷與歎惋， 還有未完的寄託，在張煌言與鄭成功北征失敗後，〈詩與抵抗〉的最後一句，是 「以孔孟之道教養，移化日本於德川時代達二百年的朱舜水」。

二〇〇一年十月左右，再次於電話上談的正是我已經投稿的朱舜水〈遊後樂園 賦〉研究。這篇文章，是我對於遺民、貳臣、烈士、志士的持續思索，尤其是討論自我認同與價值評斷，如何因時空流轉，在寄居異邦期間，獲得重新思考的機會。電話那頭，老師忽然悠悠提起蕭公權先生、李方桂先生，早先都曾任教於西雅圖華盛頓大學，都在一九四九年之後居留異國作育人才，對於文化志業而言，原不應有政治性的國界區別。也許是朱舜水的緣故，老師的語氣裏觸及一九四九年以後，兩 岸知識分子在身分與去留抉擇上的無奈，以及無時不在的重重顧慮。

處身於太平洋兩岸，以及不同語言、歷史與作品的交錯地帶，楊牧研究希臘羅 馬文學、《詩經》、《楚辭》、唐詩、浪漫主義、近現代文學、臺灣詩學，寫新詩、散文與評論，更想像自己如同航向未知的遠洋船員，或是放眼無盡蒼鬱的森林守門人，看破一切人為的虛假的界線；但是，楊牧也說「安那其不是天生就安那其的」（〈大虛構時代〉），他必須經歷過種種現實與精神上的衝擊，目睹政權的驕恣與腐敗，然後決定「不」選擇。這時候所謂「家國之思」，不再局限於單一政權、國族 或地域，反而是未預設立場的普遍追索。生長於二戰結束前後，一個多語族、政權 更迭、轟炸與歧見並存的時代，層層的禁令，反而讓詩人看到自己，也看到他人；「詩並非絕對」，他決心讓所有的抒情與書寫，回到一個不熱衷、不好奇，而開放 思索、衡量的「完整的空虛」（〈那一個年代〉）。

這讓楊牧更關注人事多音複調的脈絡，以及文字語彙於古今的意義相生，幾乎 是以嚴謹的學術關懷，與新文學創作相互引生。比如〈武宿夜組曲〉，「武宿夜」為武王伐紂前夕，軍士舞樂的曲名，並引用《尚書．泰誓（上）》「一月戊 午，師渡孟津」自成首段，以史筆的冷漠，強烈對比後兩段所描述受傷戰士與孀 寡棄婦的懦弱哭泣。如果不是熟諳典故，不可能對於這場聖戰有如此抗議與同情兼 具的想像。出身外文系的楊牧，師從徐復觀、陳世驤先生，優游於中／西經典與 理論，也錘鍊各種文本細讀的方法，在柏克萊就學時，甚至還選修卜弼德先生的「訓詁」學，疏證偽古文《尚書》〈武成〉篇，雖然只針對開篇一 小段，竟然就寫了四十餘頁的報告，可見楊牧身懷傳統的小學素養。學術論文中，如〈論一種英雄主義〉、〈周文史詩〉，都是著名的例子。楊牧認為《詩經．大雅》中〈生民〉、〈公劉〉、〈綿〉、〈皇矣〉、〈大明〉五篇，正是周王朝建立過程的一組「史詩」，從考辨史料，追索字源，到提示隱喻，楊牧從容演繹出一個天命與人 德相互接近的重要時刻。尤其是〈大明〉篇，最後一段描繪牧野之戰，本來車馬喧騰，蓄勢待發，卻以「會朝清明」一句，一個破曉的象徵，戛然而止。楊牧於註解 中特別提到，關於這場武王伐紂，「血腥的戰爭場面在〈武成〉中多有涉及」，但是〈大明〉「不見任何恐怖汙染」；當年訓解〈武成〉的功夫，成為反問的起點，進而，楊牧自創“The Weniad”一詞，發現了抑武尚文、具有憂患意識的另一種英雄主 義，也確立中國「史詩」的開端，正在於人文精神躍動的周初。

楊牧認為，中國文學批評往往是為表達個人的品味與知識，或者發現一種新的「人生哲學」，而並非為了講解或定義。探討《詩經》中的憂患意識以及人文精 神，無疑是向徐先生的人格與風範致敬。而一九六六年以英文撰寫的〈詩經國風 的草木〉是陳世驤先生「先秦文學」的課堂報告，其中考察詩篇的音韻、詩旨、格律、主題，甚至地理因素，面面俱足。一九七〇年開始撰寫博士論文 “The Bell and the Drum:Shih 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IN an Oral Tradition”以古代中國口傳文學與古希臘以及古英文史詩相比較，尤其注意《詩經》中的一些作品，是如何透過套 語主題的意象類比，來構成主題相互詮釋的效力。也可以說，是因為這個「聯想的 全體性」(totality of association) 讓所有利用類比意象的詩作，找到共感的、可體驗的意義。透過如此縝密的還原功夫，如此的理論實驗與證驗，楊牧不再以古典為「舊」文學，他說：「直到遇見陳先生，我才了悟三千年前的詩騷箴言也都永恆地 『其命維新』。」（〈柏克萊〉）

陳世驤於於一九七一年美國AAS年會發表了著名的“On Chinese Lyrical Tradition”，凸顯中國文學中著重自我傾吐的辭句和音響，同時立足於比較文學的角度，認為抒情詩或史詩戲劇這中／西兩大傳統，彼此互動與親近的現象，時時在發生中。這種普世的立場，與前一年楊牧與林衡哲開始主編《新潮叢書》的初衷，有相應之處：

對於上一代的某些人，所謂「新潮」曾經是「西潮」，曾經等於是驟然湧來的狂浪，拍打著東方古國的陸地；對於我們說來，「新潮」並不完全如此意味。這個時代的文化是彼此撞擊互相建設的文化。我們肯定新生的廣義的中國文明。（〈新潮弁言〉）

陳世驤於一九七一年一月為《夏濟安選集》（《新潮叢書》之六）作序，還引用了這段話，對《新潮叢書》的編印多所期許。如果我們以這樣的「新潮」觀點，重新看待「抒情傳統」，那麼這個在臺灣深耕近半世紀的文學研究領域，就不再是用哪個朝代、哪個文體、哪個國族可以區分，反而是在綿延的形成中，向外打開，去開拓、借鑑，同時自覺地要求與批判，並嚮往一種長期激盪與中和的新文明。

一九七一年五月，陳世驤先生驟然離世，楊牧回憶第一次去柏克萊與陳先生見面的情景，覺得「悲傷快樂而遙遠」。將近半世紀之後，楊牧老師乘「雲舟」遠 去，我們重新體驗了這句話所意味的，生命中那些偶然與必然的交錯，人與時間的 相互周旋。但是，楊牧說「我想我對時間之為物並無必須的恐懼感」，因為：

通過時間，穿越那暗晦，不定，破碎，將所有短暫的意氣和靜默掇拾，縫在一起，並且再現我們曾經的英勇和憂鬱，使之長久，長久存在於一不斷生生的結構（而不僅祇為固定的文本）的，惟詩而已。（《楊牧詩集Ц 》自序）

「惟詩而已」，一個質樸的信仰，一種永恆的實踐，我懷念詩人與詩學家楊牧，以及二十年間，透過書寫言說，曾經帶給我的歡喜、苦思與啟示。

——2020年3月27日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報‧副刊‧文學紀念冊》，2020年7月18日，後收入須文蔚主編《告訴我，甚麼叫做記憶：想念楊牧》，時報文化202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