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裡找門 / 林懷民
一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懷民。
我覺得自己是一顆滾動的石頭，永遠在東張西望，希望看到一個更明亮的太陽。如果明天和今天完全一樣的話，我肯定是不要起床的。
大學聯考，我進了政大念法律系，一年後轉到新聞系。後來到美國繼續念新聞，一個學期之後轉到英文系的「作家工作坊」，同時開始學現代舞。二十五歲那年，我回到政大教書，大概是最年輕的講師。
第二年，我給自己闖了個大禍：我創辦了雲門舞集。
二
雲門是臺灣第一個職業舞團，在這之前沒有人以藝術性舞蹈表演安身立命。大家嚇了一跳：這個年輕作家寫得很好，怎麼變成這個樣子？我的朋友說我的頭殼壞去！
我的父親跟我說過一句話：「舞蹈家是所有藝術家裡面最偉大的，因為他用身體來表達，最辛苦也最艱難。」但是，他也說：「跳舞可能是一個乞丐的行業啦！」
十年前，母親過世之後，我們在她的遺物裡面發現一本用我名字存款的存摺，裡面有一百多萬。原來，三十年過去了，她始終在擔心，這個兒子有一天會餓死，所以她省吃儉用，幫我存了這筆錢，其他的兄弟都沒有。
為什麼去做這個事呢？從小，我的父母親要求我們要服務人群。我在六○年代成長，那是年輕人的時代：披頭四、嬉皮、年輕人反戰，爭人權。金恩博士說：「我有一個夢。」那是民權運動的一個高潮。六○年代教我們：年輕人有責任，而且有能力來改變這個社會，改變世界。
我回到臺灣的時候，遇到一些很愛跳舞的女孩子。我就想，臺灣人很愛看跳舞，可是沒有自己的職業舞團，我們來成立自己的舞團吧！那個時候，我們心裡想的舞臺不在紐約、倫敦、巴黎、莫斯科，一心一意只想到學校為學生演出，到社區為民眾表演。
父親的提醒使我從一開始就知道，這輩子可能買不起自己的房子。但是，「頭殼壞去了」，就做吧！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九日，雲門舞集在臺中中興堂創團首演。早上我忽然發現，今天正是雲門創團首演的四十週年紀念日！
三
臺中演完，我們搬到中山堂作臺北首演，居然賣掉三千多張票，外面還有黃牛。大家都非常高興。我卻有三個月的精神崩潰。因為雲門是臺灣第一個職業舞團，社會沒有前例可循，沒有這樣的生態，一切要自己摸索學習。更要命的是，我只學過一點舞蹈，只會跳一點點，我也沒編過幾個舞，下面要怎麼辦？從那時起，我開始認真的自學編舞。
這麼多年來，我從舞者的身上看到、瞭解到什麼叫做身體，什麼叫做動作。我在演出的場合，從觀眾的反應來學習怎麼樣編出有效溝通的舞。但是雲門的工作不僅是編舞而已。七○年代、八○年代，我管人事、行政，還要出去募款，維繫舞團的生存。出去跟人伸手要錢，對我來講是有點艱難的事情。喔，我爸爸說過了，這可能是個乞丐的行業！
我原是一個寫小說的年輕人，突然必須走出書房，走出排練室，去跟人家訴求，請人家幫忙。因為雲門，我走出來了，就像現在從這個紅框框走出來。那是一個很棒的事情，我跟很多人打了照面，開始認識很多人。
被拒絕的時候，我坦然。我十四歲開始寫小說，常常被退稿，所以被拒絕不覺得很受傷。但是，有人願意幫助你的時候，要非常珍惜，那是一輩子的恩情。因為人家來找我做什麼的時候，我也不一定會答應。同時也要意識到那些協助和鼓勵後面的期待。我就用這樣的心情繼續走，有時一天工作到十八小時、二十小時。到今天為止，我差不多每天工作十六個小時。
不只是創作，我要學習生活，學習怎樣變頭腦去創作，其他的事情也要照顧到。為什麼呢？因為，我手頭上捧著許多舞者的青春。
當他們的同班同學畢業後，開了舞蹈社，買了汽車，付了頭期款住進公寓大樓的時候，雲門的舞者，像世界各國的職業舞者，一天八小時跳舞，工作非常辛苦，收入非常微薄。我不能辜負他們，要給他們有好的舞跳，有很棒的舞臺給他們表演。對幫助雲門的人，我也不能辜負他們的期待。
更重要的，我覺得我不應該背棄年輕時出發的那一點點頭殼壞去的……那樣一個想像，我必須證明我頭殼沒有壞去，我要證明是其他人的頭殼壞去。
四
然而，雲門舞集在一九八八年宣布暫停。
我一出了學校進入社會，就進入雲門這個很奇怪的行業。我好像住在一個洗衣機裡面，迴旋，攪動著。快樂嗎？沒有想過，但大概還可以活下去吧！我是這樣想的。我一直把自己當做雲門的一個小齒輪。
報紙上刊登的林懷民和得獎的林懷民，不會跟我一起回家。我過我的日子，我做我的工作。如果我把自己膨脹得很大的話，也許臺灣容不下我，也許我會離開臺灣。我不能管外國藝術家是怎樣工作、生活，我們在臺灣，在這樣的時代，這樣的環境工作，就得這樣往前走。我是個小齒輪，我就這樣的工作，但是齒輪也會有疲倦的時候。
一九八三年我創辦了北藝大舞蹈系，雲門與舞蹈系，我過著蠟燭兩頭燒的日子。同時，我必須面對資深舞者的前途。當年餓著肚子一起跳舞，一起創團的舞者，有幾位結了婚，有孩子了，我不知道如何安頓他們的下半生。我也要面對我自己：如果繼續這麼忙碌，還能編出更好的舞嗎？
一九八六年，我覺得力竭，決定把雲門停掉。我們用兩年的時間執行暫停的計畫，安頓資深的舞者，讓他們找到新的工作，安排年輕舞者到美國繼續學習。
八八年宣布暫停的時候，社會有很多惋惜的聲音。可是，我覺得把雲門停掉，是我一輩子最好的作品之一。因為你面對了，反省了，你知道你不行，就停下來充實自己，再想下面該怎麼走。
宣布暫停時，雲門有八國的邀約，從來沒有這麼多，但不必惋惜。因為八國巡演只不過是坐更多次的飛機，回到臺北下飛機時，一樣是沒有錢、人更累，所以就停掉了。
五
一九九○年，我從美國回到臺北第二天，一位計程車司機問我：雲門為什麼停掉了？我說，表演藝術在臺灣是很難生存的，我舉例說明我沒辦法突破的現實困境。司機先生表示他能理解，也很同情。但是我要下車前，他跟我說，林老師，在臺北這樣混亂的交通裡討生活，也不好過，每個行業都有艱難的地方。
他說：「臺灣需要有雲門舞集。」
車子開走的時候，他大聲喊：「林老師加油！」
我站在路邊，萬分羞慚：我不僅背棄了出發時對自己的想像跟期待，背棄了許多支持雲門的人，也背棄年輕時覺得要去服務的基層民眾。
一九九一年，雲門復出。我發現，雲門的暫停，成為復出後的雲門最大的資產。離開雲門三年間，我在東南亞逛來逛去，豐富了視野。我們的技術總監到耶魯深造，行政總監到加州拿了MBA。回到臺灣的時候，我們不再只是熱情的、「頭殼壞去」的年輕人，我們多了專業觀念，人也成熟了一點。最偉大的收穫是不同的心態：解散都解散了，了不起再解散一次就完了，有啥米好驚的？
復出的雲門希望朝著永續的方向來經營。這時臺灣經濟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企業界開始具體贊助雲門，舞團得以穩定發展。舞者持續進步。我不再急躁，編出比較好的作品。
今天，創團的四十年後，雲門長年海外巡演，雲門2深入偏鄉小城演出，在大學駐校。在國泰金控的支持下，雲門每年舉辦免費戶外公演，每一場觀眾至少三萬，有時到八萬人。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個舞蹈演出。觀眾這麼多，說明了社會對精神生活的需求有這麼大，我覺得我們要做得更好。演出時觀眾秩序井然，離開的時候，廣場上沒有一張紙屑。臺灣人這麼棒！我們要做得更好！
在國外常常有人問我，你們離開臺北，到南部、到臺東演出，是不是推出比較「通俗」的節目？不是，一樣的節目也在紐約、倫敦、莫斯科、巴黎上演，因為臺灣人就是這麼的棒！
九○年代以後，國際上越來越肯定我是一個世界一流的編舞家，也給了我不少獎項。我必須說，我是這幾十萬觀眾訓練出來的。為什麼呢？因為天下沒有不好的觀眾，只有不好的演出。在戶外幾萬人的場合，如果你不能拿出讓他們目不轉睛的作品，小朋友就開始鬧，大人就走掉，秩序就亂了。如何讓觀眾坐在那裡安靜看舞，是我最大的挑戰。我想，戶外演出幾萬名觀眾通過的作品，《紐約時報》也要買單！是的，我是這些普羅觀眾訓練出來的編舞家。
今年四月，我參加大甲媽祖遶境。神轎在溪州一個小廟駐駕，早上三點鐘，暗煞煞的，一位農村婦人從人群走出來，拉住我的手，用臺語跟我說：「林先生，多謝你美麗的藝術。」這一句話，從基層的朋友口中講出來！我覺得，啊──四十年的辛苦……能夠求魚得魚，能夠這樣子的白掉頭髮，真是一件幸福的事。
六
幾年前，我到印度菩提迦耶朝聖。那是佛祖得道的地方。大覺寺菩提樹枝葉扶疏，各國信徒虔誠禮拜。廟關門的時候，我跟著人群走出來，突然後面有人問我：「你是臺灣來的嗎？」我回頭一看，是位喇嘛，卻說著一口漂亮的普通話。
我請他到路邊的茶座去喝茶。他告訴我，他是山東人，為了想當喇嘛，用幾年的時間流浪，一路打工，終於到了拉薩，在廟裡頭幫忙。後來，他想見達賴喇嘛，就從拉薩往尼泊爾走，到了邊界被解放軍捉回去關了一年。放出來，他繼續走，又被捉回去關了一年多。第三次，他偷渡成功，抵達印度，見到了達賴喇嘛。
我問他，那你現在想做什麼？他說，我想回西藏。那不是又要被捉起來關嗎？他說：「在哪裡都是一樣的。」離開他之後，我回過頭，看到他把茶座的桌子清一清，躺下去，袈裟一披，要睡覺了，在樹下，印度一月的寒冬裡。
真的「在哪裡都是一樣的」！他是我的上師。
原來把慾望降到最低，誠心把自己交給一個憧憬，沒有不可能的事。年輕的時候去撞擊，去認識自己，反省、檢討、修正，再往前走，應該可以走出一條路吧！是的，夢想可以實現，除非你給自己製造障礙。
今天很高興見到很多年輕朋友。我這個白頭髮的人講的，也許是另外一個時代的故事。每個時代都有它的限制。然而，那些限制也可能是你主觀的認定，不一定是外界加諸於你的。我想告訴大家，年輕的另外一個名字叫做「勇敢」，不要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