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退學四次的榮譽博士

「小駝背，像烏龜，東奔西跑無家歸……」

　　　　——《小駝背》

被學校勒令退學，小小年紀，人生可能就此瘀青一大塊；若被退學四次，百口莫辯，應是「作惡多端」了，而這小子最後居然完成「師範」教育，為人師表，並成為備受敬重的大作家，除了得到國家文藝獎，他還獲得四個大學榮譽博士學位，最新一個是台灣大學在2022年、他八十八歲時頒贈的。

他是黃春明。多數人就算沒看過他的小說，也看過改編的同名電影：《兒子的大玩偶》、《看海的日子》、《莎喲娜拉．再見》……

最近重讀黃春明，像「少小離家老大回」，那些淡忘的風景、器物、語言、人，忽然出現眼前，無不熟悉，卻又陌生，彷彿在人生漸暮忽逢兒時老友，驚喜之餘，也有不知從何說起的滄桑。

有些事情也突然明白起來。譬如在他寫的〈小寡婦〉中，我終於了解了自己一段童年。民國57年左右，我們家從彰化縣和美鎮搬到台北巿北投區，對我來說，像是到了外國。上學路上看到的不再是稻田、牛車，而是溫泉飯店；晚上一閃一閃亮晶晶的不是星星，而是市區商家的霓虹燈；摩托車飛嘯奔馳，後座載著的多是身材姣好的長腿美女，同學告訴我，她們是「雞」。我們在鄉下養過雞，這些漂亮姊姊怎麼會是雞？我家住在陽明山一個山谷聚落，附近有一些大門大院，養著大狗，很少看到人進出，鄰居小孩說裡面住的是美國人，我看過一個金髮青少年在河邊洗刷一匹高大的棕色馬，我也曾被美國小孩用沖天炮橫向發射擊中小腿，回家才敢哭。我從黃春明的〈小寡婦〉看一個酒吧如何發想、創設、壯大，才恍然大悟自己北投童年看到的酒店，原來是因應美國駐軍而開發的具有台灣特色、日本風情的「產業經濟」。

最糟的地方和時刻，常有生命種子匍匐

我把「黃春明」撫心印著，不是因為他那些廣為人知的名著和電影，而是因為他的童書《小駝背》。我那時因工作關係，每天凌晨兩三點才下班，女兒睡前看不到媽媽，我用聲音陪她們，錄音說故事。那天，我和女兒一起錄讀黃春明的《小駝背》，念著念著，想到我天生殘障、天天硬著頭皮上學、忍受同學羞辱、十九歲去世的弟弟，大放悲聲。女兒嚇壞了，但也刻骨銘心，她們自小關懷弱殘、少數族群，包括人以外的動物，和《小駝背》有關。

小駝背，是任何一個獨特、孤單、脆弱、受挫、躲藏角落的靈魂，若我們打開眼睛，到處都是。

我們小時讀的童話開頭常是「很久很久以前」，那些故事也跟我們人生很遠很遠，主角是公主、王子。黃春明的童話是稻草人、麻雀，是自卑的短鼻象、不抓老鼠的貓，他委婉告訴孩子的是成長過程中的徬徨、霸凌、寂寞和愛，他用風趣的筆調，讓人看到的是我們環境裡活活潑潑的草木鳥獸，及當你「與眾不同」時，那實實在在被歧視的痛和對被認同的渴望。

世界一定不美好，但在那最糟的地方和時刻，常有生命種子匍匐。黃春明的作品，幾乎都埋藏這樣一顆種子，不起眼，甚至只是用一兩筆帶過的微小身影，他們可能只是一個老兵（他娶了妓女，溫柔相待)、一罐龍眼核（媽媽死了，龍眼明年仍會再生再長再開花結子）、一個嬰孩（妓女依自己的祕密計畫，默默懷了孩子，回到家鄉），還有無數的老農和老樹。就算小駝背死了，黃春明為他留下了名字「金豆」（那是一個因絕望而自殺卻因黃春明作品而活在此世的小兵），還有為了小駝背被打趴在地上的孩子「高看看」（一個瘦小而高大的靈魂）。只要故事會流傳，小駝背們就有機會活著，而我們希望自己能做「高看看」。

死，其實沒死。媽媽阿猜得了霍亂去世時，黃春明才八歲，現在正往八十九歲奔去的他，述說當年那個失去母親的孩子眼睛所看到的世界，細節歷歷，但著墨在媽媽的不多，「我不記得媽媽死的那天是哪一天，但是，我記得龍眼樹上有很多龍眼」，他在媽媽臨終前最後跟她說的那句話就是「我撿了好多龍眼核」，天真爛漫，不關痛癢，卻是至痛。

「媽媽」這個角色以各種意象出入在黃春明的作品。去年底，我去宜蘭看他編導的歌仔戲《杜子春》，那個浮沉慾海的富家子，幾次大起大落，痛下決心要修道，他在斷情崖等候仙人接引時，承受喜怒哀樂各種試煉，他嚴遵仙囑，不論發生任何事都不能出聲，咬牙忍過威脅、挑逗、恐懼、妻離子散，卻在最後一關天崩地裂，那個嚴酷挑戰是他媽媽將死，正被牛頭馬面拖向地府，她回頭一聲聲喚著即將永訣的兒子，不捨不甘又害怕，但也一再提醒他絕不要相尋而來，在矛盾拉扯之間，杜子春撕心裂肺，大慟大哭，大喊媽媽，成仙之路至此斷絕。我想到我罹癌的媽媽，又脆弱又堅強，需要保護、照顧，又怕成為拖累，我每天都想擁抱她，我們卻像兩隻刺蝟，彼此扎了一身血，相望而慟，漸行漸遠，她還在我身邊，我卻已開始想念，但卻連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自己沒成仙，媽媽也沒救成，世間人子，幾人不是這樣？散戲時，我帶淚逃去。

他先是黃春明，才成為鄉土作家

人沒辦法成仙，因為有情。黃春明有情，他絕不坐在半雲半霧裡，他牢牢植根在土地上，他把讀者拉坐在廟前的老榕下，讓你看到土地公一根一根鬍鬚。

被稱「鄉土作家」，黃春明年輕時應很困惑，他在〈呷鬼的來了〉，藉由石虎伯的口吻表達了這樣的莫名其妙：「為什麼我是鄉土？是褒獎呢？還是什麼？照理應該褒獎才對。鄉土又是什麼意思的褒獎呢？」

他先是黃春明，才成為鄉土作家的。黃春明沒有刻意要做鄉土作家，「你在哪裡長大，就有那個腔調，帶著那裡很多東西，但是你可能自己當時並不知道。」

他對「鄉土」的價值定義是：「腳踩在泥土裡，在泥土裡開出漂亮的花。」他是宜蘭人，正如同北宜公路的「九彎十八拐」（也是他創辦的一份同名刊物），他在「鄉土」九彎十八拐開出各種漂亮的花，小說、散文、戲劇、舞台劇、歌仔戲、撕畫、詩，甚至還有多數人不知道的油畫、攝影。

在成為知名作家前，黃春明曾在中廣宜蘭台當主持人，他的節目是《雞鳴早看天》、《街頭巷尾》，他不是安安分分坐在播音間裡做節目，他下鄉。有一次，他應一位身有殘疾不能出門的聽眾之邀：「為什麼你不來我的家鄉報導？」他去了宜蘭員山鄉雙連埤，那是一個連電都沒有、晚上點蠟燭的地方，窄小的土路，不能騎車，他帶著像擦鞋箱一樣大的錄音機，徒步兩個多小時才到。雙連埤即使是現在都仍人煙稀少，民國五十幾年的中廣，有這樣的製作人、主持人用腳到真正的街頭巷尾做節目。他樂此不疲，即使只是尋常季節更替，他走進稻田裡，把麥克風放在稻浪裡、割稻機旁，用聲音告訴聽眾：「聽，這就是『秋收的季節』。」

像大地一樣，厚德載物，黃春明用素樸的文字，描寫素樸的人、素樸的人與人之間，他連炒米粉也素樸而豐富。

黃春明炒米粉在文化界頗為知名，有滋有味，沒有食譜，他說，「做料理是藝術，不是科學」，很難言傳，但是，他是有理論的：「米粉，你用顯微鏡看它的橫切面，是『空』的，都是『洞』，像海綿一樣，所以才會吸收。它本身沒什麼味道，它要吸收那些外於它的東西，把湯汁吸滿吸飽，這個米粉才會好吃。」他總要提醒，炒米粉前千萬別泡水，「你用水把它撐飽了，它怎麼吸收湯汁？」他的炒米粉是「大海納百川」，謙虛、包容、不排外。

日本尾，中國頭

異質元素相互涵容、激盪。黃春明說他的童年是「日本尾，中國頭」。台灣光復時，他十歲。

在小學四年級前，他受的是日本教育，讀的是日文，小學四年級後，開始學中文。日據時代，日本人為了強化認同，加強語言教育，黃春明每天晚上帶阿嬤去學日文。他回憶那時，「食物是用配給的，日本人吃的是白豆腐，一般台灣人吃的豆腐摻有花生米，沒有那麼白。日本人分到的肉，瘦肉比較多，台灣人的肥肉比較多。台灣人如果想要有日本人的待遇，就要把漢名改成日本名，或者講日語，在家就可以掛一個『國語家庭』的牌子。」

老人好不容易學會日語，沒想到光復後日文五十音就變成了國語注音符號。很多老人說「嘸彩呀」，可惜日文白學了。

日本占據台灣五十一年，受影響的至少三代人，第一代出生在清朝，第二、三代出生時以日本天皇紀年。日本投降那一天是民國34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宣布無條件投降，黃春明回憶當時，「老年人高興得說『真是萬幸』。中年人則是一聽天皇說話就立正，聽完就哭了，老人在中年兒子肩膀拍了一掌，『我們打贏了，你哭什麼』。」

「這種矛盾，我當時還很小，是看熱鬧，覺得很好玩」，黃春明小時那種中日矛盾，後來加上兩岸隔離後的國共矛盾，越來越複雜。他在〈戰士，乾杯！〉這篇小說中，以在夢裡痛哭表現了時代的沉痛。那種悲哀，他以原住民「熊」的家中掛的三張照片，非常視覺化的呈現：第一張是日本兵，「熊」說那是「我媽媽的丈夫」（前夫），在南洋戰爭中被派到菲律賓戰死。日本兵旁邊那張照片是「熊」的爸爸，是「共匪」，他在光復後被派往大陸參加內戰，被八路軍抓去變成共軍。第三張照片是一位穿迷彩裝的國軍，那是他大哥，蛙人，潛赴大陸突襲，為中華民國犧牲。這些照片都掛在「耶穌受難圖」旁邊，而沒有照片的，還有「熊」的祖父，他與日本人打過仗；曾祖父也打過仗，是和漢人打。

相異民族或文化的相遇、碰撞，除了最初的刀兵相見（爭奪領土、資源、權力），其實後來還有自覺或不自覺地交流，而交流本來可以是豐富彼此的。黃春明喜歡用「洋流交會」形容這種現象，「黑潮（暖流）、親潮（寒流）交會的地方，魚特別多，也容易產生新的品種」。

他常提到「黑潮」，因為宜蘭沿海往花蓮走去，左方遠處就是黑潮。黑潮源自北太平洋上的北赤道環流，因為溫暖，又稱「暖流」。而「親潮」則是自北極海而來，謂之「寒流」。「黑潮」穿過台灣東部海域後，沿著日本往東北，在北海道附近和「親潮」相會碰撞，各自帶來魚種，也因冷暖交會造成的海水高低層擾動、混合，成為最佳漁場，日本的北海道漁場、台灣的彭佳嶼漁場都是如此。

黃春明以「洋流交會」為例，「日本占據台灣頭尾半世紀，台灣就是漢族、大和民族文化DNA的孩子，這樣生出來的嬰兒有罪嗎？」他認為台灣某個年齡層的人對日本人有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日本三一一地震，台灣人捐了六十多億，若沒有文化上的血親，怎麼可能？」

他對「外省人」也很有同理心。民國34年台灣光復之初來台灣的幾乎多是軍人，這些人剛打完八年抗日戰爭，那是極不對稱的戰爭，兵疲馬困，戰後怎可能雄壯威武？民國38年在大陸內戰敗退來台的軍人，更是不堪了，那些人很多是「打日本」之後接著「打八路軍」的老兵，黃春明還看到一些青年兵、娃娃兵，「很多軍人應該是農民被拉伕，也有不少根本是小孩，穿著大人的軍裝，挑著鍋蓋，這副『軍容』跟台灣人以前看到的日本軍人非常結實的樣子，真的差別很大」，讓當時「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台灣人很失望。

黃春明回憶外省人、台灣人當時的族群衝突或對立，「不同種的動物放在一起，就會打來打去。像來亨雞，如果放一隻外來的，就會鬥，所以雞農會先把牠們的尖喙剪掉」。而對新來者來說，「你作為一個生物，跑到一個陌生地方，被連根拔起來，一定會害怕、不安，能對人有笑臉嗎？」來自三十五省、各有自己母語的外省人剛開始到台灣時，彼此連語言也不能溝通，「那種不安就會引起腎上腺素分泌」。他以自己為例，「我少年時，拳頭就不是我能控制的，我還沒有自覺，拳頭已經伸到人家臉前面了。這還只是我個人，如果變成群體，你就知道多困難了。」

「而且台灣又曾被日本人控制過，認同很複雜，當時又很窮苦，非常窮苦的人就很容易殺來殺去。」黃春明很感慨，「這個認同真的很可悲」。「排斥外來種是動物本能」，他說，「但是，人類不只是動物啊。」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