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界三位大師級的人物，在四十年內兩次「改朝易代」之際，都以自己的手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1877年，王國維出生於杭州府海寧一個書香世家，其父王乃譽精於書畫、篆刻、古文詩詞，並在家教王國維讀書，對他一生有很大的影響。1893年肄業於杭州崇文書院，鄉試未中，到上海入《時務報》充書記校對，公餘到金石學家羅振玉創辦的「東文學社」學習英文等外國語文及理化，準備留學。從日本「東京物理學校」畢業回國後，應羅振玉邀請到蘇州「江蘇師範學堂」任教，同時埋頭文學研究，開始其「兼通世界之學術」的沉潛階段，寫出多篇哲學、美學論文。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後，王國維隨羅振玉寄居日本京都，從此以「前清遺民」自居。其研究方向開始從哲學、文學轉向經史、小學。以古文字學為基礎，研究古代中國歷史，從古器物到古代書冊、服裝、建築，各方面皆有涉及。在日本期間他「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

水到渠成，終成一代大師。

以後王國維又數度赴日研究，1918年回國，1922年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國學門導師，正式進入高等教育界。

1923年4月，由蒙古貴族、大學士升允舉薦，應召任清遜帝溥儀「南書房行走」。

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暫住醇親王府，王國維陪同。此事對王刺激甚大，常想自殺，被家人勸阻。此時清華大學設國學研究院，請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和趙元任為「四大導師」，是中國教育史上的盛事。王國維乃舉家遷入清華園，以兩年多的時間講學和著述。

1927年，政治氣氛鉅變，大家對中國前途感到不安和悲觀。6月2日上午，王國維雇人力車到頤和園，自沉於昆明湖魚藻軒，留下遺書給兒子王貞明：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我死後當草草棺殮，即行葬於清華塋地。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編按：陳寅恪和吳宓）處理。我雖無財產分文遺汝等，然苟謹慎勤儉，亦必不至餓死也。

王國維之死，是中國文化的重大損失，他究竟為何自溺？至今仍有爭論，有所謂的「殉清說」、「反共及痛恨北伐說」、「性格悲劇說」，但以陳寅恪的觀點最為後人所接受。他在《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言中寫道：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於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若以君臣之綱言之，君為李煜亦期之以劉秀；以朋友之紀言之，友為酈寄亦待之以鮑叔。其所殉之道，與所成之仁，均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體一人一事。

簡言之，陳寅恪認為這種人是「殉文化」。

陳寅恪的這段「定義」，雖然是為王國維寫的，但「情理相同」的老舍和傅雷，應亦可適用。

老舍，本名舒慶春，1899年生於北京旗人家庭，八國聯軍進攻北京，老舍的父親身為護軍營鎮守正陽門，力戰殉國。

父親死後，老舍與母親相依為命，生活清貧。直到九歲，受族人資助入私塾讀書。1913年考取北京師範學校，1918年畢業，先後任高等小學校校長和天津南開中學教員。在此期間，他深受五四運動影響，曾說：

「五四」給了我一個新的心靈，也給了我一個新的文學語言。……感謝「五四」，它教我變成了作家。

1924年秋季，老舍赴英，在倫敦大學教導英國人學習中國官話和中國古典文學。他業餘閱讀了大量英文作品，並開始文學創作。1930年春回到北京，先後任教於濟南的齊魯大學和青島的山東大學。1936年寫出長篇代表作《駱駝祥子》。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老舍離別家小，奔赴國難。參加文藝協會，利用各種文藝形式為抗日貢獻力量。自己則創作大量抗日作品，包括代表作長篇小說《四世同堂》。

抗戰結束後，老舍於1946年3月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1949年中共新政權成立，應周恩來之邀回到北京，曾任中國文聯副主席等職。

1956年到1957年，老舍創作了話劇《茶館》。以一座茶館作為舞台，展開了清末戊戌維新失敗、民國元年北洋軍閥盤踞、國民黨政權崩解前夕三個時代的生活場景和歷史動向。老舍的話劇藝術在這個劇本中有重大突破。繼《駱駝祥子》之後，再次為他贏得國際聲譽。

1962年開始，許多文藝作品遭到中共當局批判，老舍被迫停筆。1966年8月23日，老舍到北京市文聯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當日下午，紅衛兵衝擊文聯，老舍與三十多位作家、藝術家一道被掛上「走資派」、「牛鬼蛇神」、「反動文人」牌子，押至北京孔廟大成門前，向焚毀京劇服裝、道具的大火下跪，慘遭侮辱、毒打。血流滿面、遍體鱗傷的老舍被押回文聯，又因還手「對抗紅衛兵」而被加掛「現行反革命」牌子，遭到紅衛兵變本加厲的殘酷毆打，直至8月24日凌晨回到家中；而紅衛兵組織要求他24日上午到文聯繼續接受批鬥。8月24日清晨，老舍獨自離家到北京太平湖畔；拿著《毛澤東詩詞》在岸邊念了整整一天，又坐了大半夜。當日深夜，投湖自盡，終年67歲。

1978年初，老舍得到平反，恢復了「人民藝術家」的稱號。他在東城區燈市西街豐富胡同的故居，也是紀念館。筆者曾於2004年前去參訪。院中種植有菊花、曇花，東次間牆上掛有一幅菊花圖，和一幅書法：「傷心京華太平水，湖底竭時淚不乾」。

老舍有「文學語言大師」的稱號，一生寫了八、九百萬字。評論家們認為：

老舍擅長描寫北京市民，特別是下層貧民的生活，具有濃郁的市井風味和北京地方色彩。他善於描寫普通的日常生活，在他的小說中，人物幾乎都是活動在非常平凡的生活中的。他擅用北京口語。文字簡樸明快，敘述談話，句式很短，生活味濃。

67歲正是寫作有成的時刻，老舍死得太早，否則應該有更好、更多的作品。「傷心京華太平水」是多少人的痛啊？

傅雷百年誕辰展覽會，2008年4月在大陸「國家圖書館」舉行。筆者恰巧在北京，以半天的時間，瀏覽了傅雷譯著的各種版本、手稿、家書、照片、遺物，以及朋友對他懷念的文字。

蓋棺論定，傅雷一生有兩大成就：第一，把第一流的法國文學譯介到中國；第二，把兒子傅聰「打造」成世界第一流的鋼琴家。

有這兩點，被迫被虐而死的傅雷，或稍可瞑目。

1928年傅雷到法國留學，入巴黎大學習藝術理論，但不久即沉湎於翻譯中，疏遠了攻讀學位。他說：

讀學位作為謀生的手段，未始不好，有時也必須；但絕不能作為衡量學問的標誌。

傅雷對譯事的認真，出於他對人對事認真的秉性。他在法國結識了劉海粟，成為好友，回國後，劉延他到上海美專任教，但傅不滿他的辦學作風，斷然離去。

正直而孤傲的傅雷，從此閉門譯書，神遊於羅曼羅蘭、巴爾札克、伏爾泰和梅里美的世界中。

1949年上海「解放」，在「新中國」的政治體制裡，傅雷沒有單位，沒有職務，當然也沒有工資。他更是無所選擇的歸隱於書齋。

傅雷和妻子朱梅馥育有兩個兒子──傅聰和傅敏。傅聰幼時即展現出音樂天賦，在他七歲半時，傅雷把他從小學「撤回」，另延家教教他一般課程及鋼琴訓練。傅雷督導極嚴，但他更希望兒子成為一個「巨匠」而不是「工匠」。他告訴傅聰：

你只要永遠記住這四點就可以了：第一做人，第二做藝術家，第三做音樂家，最後才是鋼琴家。

1953年，傅聰被選拔到羅馬尼亞參加世界青年鋼琴賽，得銅牌，對於當時封閉的中國，是一件大事。1954年，他被批准到波蘭留學，師從「蕭邦權威」杰維斯基教授習藝。1955年，第五屆國際蕭邦鋼琴大賽在華沙舉行，27個國家的選手參賽，傅聰得第三名，那年他21歲，從此走上世界級鋼琴家之路。

傅聰走後，傅雷和他經常通信，談藝術，說人生，話家常，述往事；像家人，也像朋友。那些真情摯愛的傾訴，就成了後來的《傅雷家書》，撼動了千萬中國人的心，成了「中國父母的聖經」。

大陸建國後，政治運動不斷，1957年傅雷以「親美反蘇」的「罪名」，被劃為「右派」。原本極少的社會活動中斷了，極少的朋友也不來往了。最要緊的是，沒有人敢出他的書，沒有稿費他就沒有生計。同情他處境的出版界友人，勸他以筆名出書，他說：用筆名出書本無不可，但以「右派」為由，不行！最後以「預支稿費」度日。

1958年，大陸當局要傅聰回國。傅聰知道，一回去，他這一生就完了，不得已乃逃亡英國。傅雷養了一個「叛國」的兒子，處境就更加悲慘。

傅雷把全副精神轉移到翻譯上，從1957到1962年，他夜以繼日，翻譯了一百多萬字。環境愈艱困，恰恰也是他人格表現和文化創造成就最輝煌的時候。

但當時的「大氣候」不容你遺世獨立。文革來了，傅雷受不了折磨，聲言「士可殺而不可辱」，於1966年9月2日，與夫人朱梅馥雙雙上吊自殺，各種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

留款請代繳房租；友人託修的手錶歸還；親戚存放的首飾被紅衛兵抄家拿走，留款作為賠償；留下火葬費；留600元給保母，作為過渡時期的生活費，她一生孤苦，我們不願她無辜受累。

半夜上吊，還在凳子下墊上棉被，免得凳子倒下時驚擾鄰居。文明而善良的人，時時為他人著想，臨死也不例外。

傅雷1963年寫信給傅聰說：「任何孤獨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獨，精神思想的孤獨。」這個文化人，就在「文化的孤獨」中死去。

歷史總是這樣發展的：政治力量恆常想摧毀一個有思想的作家，但結果卻把他變成一個思想更深沉銳利的偉大作家。

有「鋼琴詩人」和「現代蕭邦」之稱的傅聰，因染「新冠肺炎」，於2020年12月28日在倫敦逝世，86歲。生前有人問他《傅雷家書》的事，傅聰說，其實他不太看「家書」，因為不敢看，每次看都太動感情，整天沒法工作。

現在他們在天國團聚，「家書」就用不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