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詩，能傳幾條街？ / 張大春

 

被譽為「詩聖」的杜甫曾經有一句詩，說得相當自傲：「詩是吾家事」。

這個「家」字，不只是強調杜甫知名的「家人」──他的祖父杜審言──也強調了身為一個「士族」的習業傳統；也就是士族階級的門第。而門第之重建與動搖，大約就是大唐帝國初期極為重要的一個政治工程。

從西元701年展開的半個世紀，是大唐帝國立國以來變動最為劇烈的一段時間。我們可以假想：有那麼一條街，兩旁俱是居宅坊店，從街頭走到街尾，歲月跟著步步流動，行進之間，可以看見人們用盡各種手段，打造著自家的門第，以期高於他人。一直走到西元762年，李白也恰好走完他的一生。

街頭，是個祖上被竄逐至西域、到他這一代又偷渡回中土的胡商。這胡商賺了很多錢，卻賺不到帝國最重視的門第和階級。於是他就仿效開朝以來的皇室，一點一點地為自己鑄造、打磨、擦亮那個以姓氏為基礎的身份。

滿街的人都知道：皇家的李姓來自知名郡望──隴西成紀；這個姓氏可以上溯到漢朝的大將李廣。不過，街旁一位法號法琳的遊僧會告訴你：不是這樣的。皇室的李家原本是隴西狄道人，幾代以來，他們身上所流的，多是鮮卑胡種的血液，然而他們畢竟在無數征戰中奪取了天下權柄，當然也可以重新書寫自己的身世，使這身份能融入先前六朝的門第規模。

胡商這麼辦了；他也姓李了。他的長子和三子繼承家業，分別在長江航道的上游和中游（也就是三峽和九江），建立起轉賣東西糧米、織品、什貨的交易，賺了更多的錢，也在各地累積了相當龐大的債權，以及信用。

然而，生意人是沒有地位的，他們的孩子沒有參與科舉考試的資格，沒有機會改換身份、建立地位，自然也沒有機會進入朝廷。可是，這一條街上的人都明白：要取得出身，有很多手段。其中之一，就是牟取整個帝國以城市為中心的社會最重視的名聲。

那是前些年相當著名的一個故事：街角來了個蜀地富豪之子，忽然花了可以買下十萬斗米的一千緡錢，買了一張胡人製造的琴，到市集上吆喝眾人觀看。這人非但不奏曲，還把琴摔了個粉碎，之後說：「彈胡琴，不就是雜技嗎？諸君何不讀讀我的詩呢？」

這個人叫陳子昂，碎琴的故事伴隨了他一輩子，流傳則更久。即使如此，士人階級以下的黎民廣眾大約也只能空洞地仰慕著詩人，因為考試會彰顯他們的才華，聲妓會演唱他們的作品，而國家的政務也往往因為詩作所流露的美感與情感，而交付到這些人的手中。詩篇創作的美好，也許只能在詩人之間流傳、感染，可是詩篇成就的地位，卻成為絕大多數不能詩的人所豔羨的虛榮。

在街旁幽深陰暗的巷弄裡，或是通往林野的阡陌之間，你也會看到，大部分不屬於士族階級的人，在一個物資充裕、水運發達、驛遞暢通、人口繁盛的環境裡，過著 艱難的日子。絕大部分的糧米、布匹、器用、牲口都要供輸到京師，再由朝廷加以分配，供應各地軍（折衝府）、政（州縣）部門，以便啟動整個帝國的管理和運作。當大多數的人為了應付上繳的穀米、絲棉，付出勞力，應付種種名目的「公事」，而不能饘粥自足的時候，幾乎沿街的店舖都從事借貸──人人都可能有債務，家家也都有機會在周轉通貨的過程之中博取一點蠅頭小利，勉強接濟生活。他們知道：詩，本來就距離他們相當遙遠；有如一觸即破的浮泡，有如不能收拾的幻夢。

鄰近街頭的人還聽說：李姓胡商的次子是太白星下凡。他沒有跟著父兄作生意，只讀書、作詩、喝酒、以及遊歷。這孩子逐漸長大，仍然在街上晃蕩，離家之後，不但形跡漸行漸遠，也絕口不提自己的身世。人們諒解這一點，因為他們都能深切體會，如果不能將那個不成門面的商家遠遠拋擲身後，他將永遠不能打造自己的前途。

一旦來到了長街較為深遠的地方，多數的人已經不在乎這浪跡而來的人究竟是個甚麼出身了。他總在稍事逗留之處，結交各式各樣的朋友。有僧，他看著是佛；有道，他看著是仙。動輒寫詩，將字句當作禮物，持贈每一個儘管和他只是萍水相逢的人。這在當時，還是十分罕見、且令人吃驚和感動的事──尤其是他的作品，也不尋常；似乎一點都不像朝廷裡一向鼓吹、揄揚以及獎勵的那種切合聲律格調、齊整工穩之作。

在他筆下，詩更接近街邊的謠曲。雖然也含蘊著許多經史掌故、神話異聞，顯示了作者並不缺乏古典教養。然而，他的詩還融合了庶民世界中質樸、簡白、流暢的語言；以誇張、以豪邁、以橫決奇突、荒怪恢詭的想像，勾人驚詫，引人噱歎，讓人想起矯健百端的龍，蒼茫千變的雲，洶湧萬狀的潮浪，以及高潔孤懸的明月。他讓奔流而出的詩句衝決著由科考所構築起來的格律藩籬，就像他的前輩──那個因碎琴而成名的陳子昂一樣──讓整個時代的士子為之一震，並忽然想起了：詩，原本可以如此自由。

在這條街上，自由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價值。街坊們若是聽見某詩人吟唱：「一任喧闐遶四鄰，閒忙皆是自由身」的句子之時，只會明白：他現在沒有官職了。至於詩的自由，更不為人所知所貴，看來那只是一種不為經營現實功利而拘守聲律的意圖，這意圖竟然又開向更古老的風調，也就是回返數百年前，當歌詠只維持著最簡樸的音樂感性，而仍然動搖性情，引發感悟。

至於生活，胡商之子在一篇上書之文中追憶：他曾經為了接濟那些落魄公子，在一年之內，散錢三十萬。這數字可以買三萬斗米，但是也許並不誇張。因為他雖然不事生產，還能保持「自由之身」，恐怕還得歸功於胡商到處持有的債權。他以隨手而得之、又隨手而散之的資本與詩篇，成為到處知名的詩家，縱使經由婚姻、干謁、投獻而終於成為宮廷中的文學侍從之臣，也還只能揮霍著令人激賞而不入實用的字句。

這個揮霍的年輕人可能比大多數他的同代人有著更豐富的旅遊經驗，然而，明明是即目的見聞，親身的閱歷，在他而言，都只是歷史的投影。也就是說，他所看到的街景，都只是原本沉埋在史籍之中，那些春秋、戰國、兩漢、魏晉時代的投影。在他的眼裡，全然沒有現實。

身為星宿，發為仙音，客心無住，餘響不發。街道上的人們知之越多，越覺得他陌生；就連他的妻子、兒女、知交，以及久聞其名而終於接納了他不到兩年的皇帝也 不例外。他藉由詩篇，再一次地將人們淡忘的古風引進大唐，然而他卻在風中迷失了自己的身影，他對於成就一番「達則兼濟天下」的追求，也因之全然而落空。千載以下，人們居然多只記得他的名字而已。

這條街上也許還有詩人，如果他們都只剩下了名字，也就沒有人會知道：一個個號稱盛世的時代，實則往往只是以虛榮摧殘著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