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十三年，我十三歲。

那個暑假，我覺得自己是全台灣最悲慘的小孩了。

這樣想，真是不知天高地厚。那年頭，打完北伐打抗戰，打完抗戰打八路，多少人妻離子散，骨肉崩析，我渾然不覺，只一徑自憐。

什麼事使我傷心鬱卒惶惶然不知何從？原來，我必須離開台北了。台北，那時候我已住了五年，是我出生以來住得最長最久的城，其他的城，長則住兩年，短則住幾個月，日子過得像一隻小漂鳥。

台北極大，小孩如我慢慢竟也摸索出在這個城裡生存的訣竅。譬如說，放了學，從北一女步行到汽車站去坐十號公車，半途經過新公園，便不妨跑進博物館去蹓躂一下。博物館也極大，我一般只停留在一樓，正中間那裡。像中了魔似的，我會走到一隻雲豹的標本前站住，我猜那標本是日本人製作的，那隻雲豹一點也不美麗，毛色黯淡，眼睛假假的，體型跟貓差不多，我不知道自己迷上牠的哪一點，只知有空就想去看牠一下。我猜想，我是預知有些生態的大浩劫要來，身為小孩，說不清楚，甚至想不清楚，我也不把自己和雲豹的約會告訴任何人，總覺得其中有些神祕的默契是不宜讓第三者知道的。

台北讓我最不捨的當然是北一女，在我看來，同學幾乎個個都是才女。更奇特的是，這些才女中有些竟然身兼絕色美女，上天有時厚愛某些人，真是教常人不知說什麼了。我班上有位姓羅的同學，是一位瑩潤似古玉的美麗女子，我有時看她都不免看呆了。

然而，我要離開了，我要離開了，父親調職到鳳山，眷舍會安排在屏東──而屏東，屏東又是個什麼鬼地方啊？

我是個小孩，其實能擁有的不多，要說割捨，我哪有什麼可以稱之為割捨的割捨。但不知為什麼，心中既痛楚又不甘，為什麼？為什麼我不能再去看雲豹標本了？為什麼好不容易在校園某叢幽篁中發現的可以坐下來看書的「大石頭基地」再也不能去獨享了……

母親因為娘家有錢，又深得外公寵愛，所以在過日子方面不太能幹。但她有一事卻十分厲害，她擅長綑行李，利利索索，像搬家公司聘雇的專業高手。

我那時小，凡事不懂往深裡想，搞不清楚媽媽為什麼那麼善於綑行李，綑行李這種絕活現在已經消失了。從前逃難或旅行都得自己帶著棉被（連故事裡的崔鶯鶯去跟張生幽會，也都扛著自備的棉被呢）。家裡貴重的東西放樟木箱或皮箱，其他雜物就用粗繩加毯子或油布綑好。綑時要有技巧也要有力氣，否則長途顛簸，準會一路散落。

我後來由屏東去台北讀大學，母親還幫我綑過幾次行李。我看她那嫻熟老練的手法，忽然悟出來了，哎呀，這裡面藏著許多悲慘的細節哪！母親嫁給軍人，父親成天東奔西走，中國土地那麼大，母親只好跟在後面追隨先行部隊。那時候，除了要帶小孩，當然還得帶行李，要帶行李就得會綑行李，我猜，母親在十年的逃難生涯中大概綑過幾百次的行李了吧？

但，民國四十三年搬到屏東，那以後就沒有再搬過家了。我從來不知道，那竟是我們家最後一次搬家。母親的搬家本領後來也就沒有機會再展現了。

啊，如果我能預先知道那是我們家最後一次搬家，我會更珍惜吧！但，世上又哪有「早知道」這件事呢？

我們到了屏東，從火車站換汽車往家方向走去，途經中山路──中山路？好像每個城市都有，而且，它一定是最大最長最直最堂皇的一條路。可是，屏東這條中山路有點離奇，它的兩側居然是稻田！我家在台北的第一個落腳處就在中山北路二段的一條巷子，台北的中山北路可氣派哪！

我們住在勝利路上，勝利路和中山路垂直。

「勝利」這兩個字有點令人悲傷，大概是內戰中一路輸得太慘，這個村子就命名為「勝利新村」，挺阿Q的。光是勝利路還不說，每個巷子也都像一家子兄弟排行似的，紛紛跟「勝」有關。我們家住的這棟叫「永勝巷五號」，大人吩咐我們要把這地址背下來，大概怕我們走失。其實，他們是多慮了，在這條路上轉來折去，不管是「得勝巷」、「必勝巷」、「勝義巷」，小孩只要說得出自家父親的名字，就自有人會帶你回家。

啊，許多年後，出了門，因迷路回不了家，坐在警察局裡發呆的，反而是父親啊！好在母親報了警，去把他領回家來。

剛到屏東的那天是個禮拜天，家裡百廢待舉，而以我為首的六個小孩也幫不上什麼忙（小弟才一歲），正愣著不知該做什麼，父親的衛士悄悄來跟我說：

「這屏東呀，你非得會騎腳踏車不可，靠走路，會累死人，公共汽車又不知多久才來一班！」

呀，這事可嚴重了！雖然現在是暑假，不必上學，但以後如果要走路上學，可不太好玩。

「你爸爸給你買了一輛腳踏車，現在，我就帶你去公園練車，不難，一下子就學起來了。」

我有點害怕，想像中自己會摔得鼻青臉腫。

這衛士名叫李振俠，去年秋天我還在郭漢辰的陪同下，去高雄他家看過他的遺孀。

「不用怕，我扶著後架，不讓車子倒，你很快就會了！」

爸爸買的是輛28吋的男用車，他相信再刷一層漆會更具保護功能，就刷了極其難看的藍色漆，我煩死了那顏色，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好在那時代不懂十三歲可以有「叛逆期」的特權，也就逆來順受，乖乖不語。

那天，我們去了公園，太陽雖大，但公園樹多，還算涼快，四十分鐘後，我學會騎車，於是，就現學現賣騎著車回家了。

這位李振俠是同鄉，他和父親的司機在院子裡各有一間房，父親平時住在鳳山的步兵學校，偶然回家，衛士和司機便跟著回來住。

投資四十分鐘就學會了騎車我很得意，麻煩的是我居然還不會上車，車太高，又有男式車子的大橫槓，實在難上。有好幾年之久，我都是把車子先用四平八穩的後輪後面的老式長方形車架架好，然後爬上車坐端正，再用身體向前急傾的力量逼得車子往前衝，然後上道。

如此古怪的騎術居然也讓我在學校裡交了些朋友，我的車子不好，但有些同學連不好的車也沒有，能搭我的便車，也算一件小小的幸福事件了。

糊里糊塗上課兩個月之後，我這才恍然發現，原來我周邊有四種人，客家人、閩南人、外省人和原住民。我好像比較喜歡客家老師，因為他們的發音比較容易聽懂，閩南老師和外省老師就要碰運氣，他們南腔北調，各自表述。

客家同學在學校有一項有趣的特權，她們可以遲到早退，遲到只偶爾發生，早退則高達百分之八十。我指的不是上課，而是升降旗。每天升旗時，如果火車不誤點，她們都可以準時到達，她們幾乎都住在內埔和麟洛那兩個村子。她們大部分姓鍾或姓曾，少數姓羅或梁，降旗的時候如果碰到校長太熱心於「諄諄善誘」，就有老師會宣布：「趕火車的可以先走！」哇，一時但見眾閨秀背著書包撒腿就跑，三秒鐘後就全然不見蹤影。那時候我一度很羨慕可以不甩校長、飛奔遠颺的特權，後來想想，要拿到這份特權，付的代價可也不小呢！

和北一女時代相比，我的功課變好了，幾何尤其好，都是拜客家籍老師講課清晰之賜。有一次考試，我只有98分（平時都考100），氣得跑去找老師理論，他笑了，說：

「你全對，但你為什麼把等於號＝寫得像阿拉伯字的2，我扣你兩分，你會永遠記得。」

我沒話說了，而且，真的就永遠記得了，兩橫就是兩橫，把兩橫寫快了連了起來，那是「不準確的＝」。

我有點喜歡上精準，包括打靶射擊，但體育課我卻視為畏途。環顧屏東女中，四周運動高手如雲，「三鐵皇后吳錦雲」就是我同班同學──不過，她出現的時間不多。

學校有塊宿舍區，那個方位常會走出些長得黑黑的同學。我搞了很久才弄明白，原來他們都是原住民，非住校不可，他們要回家，得走上一天以上的路程呢！

通往宿舍區的路上有一小片林子，樹都極高大，有事沒事我常愛去走一趟，為的是抬頭看看那些在大樹間跳來跳去的松鼠。

生活裡最可怕的事是我從來沒有料想到的，原來我們得種菜，每人分一塊菜畦，大約一公尺乘二公尺，種些長江豆或菠菜。種菜已夠可怕，摸泥土已夠可怕，拿鋤頭已夠可怕，但最最最最恐怖可怕的是，我們還得擔著木桶去廁所挑人肥來澆地，天哪！

這，就是民國四十三年的屏東。不過，自己種出來的青菜，真的很好吃。

在屏東，每件事幾乎都可算奇遇記。

有一天，有位趙友培先生從台北下到屏東來演講，此人我知道，他是文藝界人士，看性質，是來「賑文化」給貧瘠地區的意思。但令同學大為驚豔的不是趙先生，而是本地的配角郭良蕙女士，她身材窈窕，長髮披肩，明眸皓齒，穿一身碧綠，非常鮮豔的碧綠，大家都因她而屏息。那時，他的丈夫是空軍飛行員，飛行員妻子的「美麗指數」平均而言，一向都要比其他軍種高多了。此人一輩子特立獨行，完全不在乎別人側目不側目，晚年卻因兒子作了牧師而跟著慈眉善目起來，倒也是一奇。

假日父親會帶我們去較遠的地方走走，如三地門、大貝湖（那時還不叫澄清湖）、旗山、美濃、六龜、紅毛港，這些地方除了大貝湖我們承認它是「高雄版圖」，其他地方我們都視為「屏東領域」。交通工具有時會乘坐「大火車加小火車」，後者是台糖的產業路線。用父親的語言，他說那些走動不叫「玩」，叫「研究」，我們小孩都煩死了他的「古板」，但三地門黑色頁岩建築卻讓我終生不忘。有時連作夢都會夢見自己住在那樣一棟小屋裡。

說起「糖廠」，那又有一車子話好說了。在百年前「反日義士」的論點裡，「反日本強迫台灣農民種甘蔗」曾是熱門話題。日本自己的緯度難以種甘蔗，有些外匯，就叫台灣人去苦一苦。紅茶，也曾是殖民產業。非洲人是賣到美洲才變成「奴」的，「唐山來台的華人」卻是好端端坐在自己家裡就變成「茶奴」、「蔗奴」、「兵奴」、「性奴」了。當年台灣農人不愛種甘蔗，因為認為會傷害土地。1945以後台糖算是台灣有朝氣的企業，台灣很多縣市都設糖廠，但我總認為屏東糖廠才是最正宗的糖廠，當然嘛，我相信甘蔗是越南方越甜。附帶說一說，我當年在大片甘蔗田裡所看到的是綠莖甘蔗，而不是攤販常賣的那種紫莖甘蔗。

抗戰時期的愛國歌曲中也會特別提到「台灣糖」，糖，這個產業台灣農民當年雖在反抗聲中屈服了，但後來1945易幟之後糖廠畢竟也算個好公司。只是糖價在李登輝時代因不敵國際糖價而忽告式微，台糖努力想以養豬或經營超商等方式來維生，但畢竟逃不過衰萎的宿命。而台糖釋放的大筆土地又造就另一批人的大富與猛貴，這都不關我事──對我而言，值得懷念的仍是糖廠福利社裡所賣的美味純正的紅豆冰棒，以及整個糖廠眷舍嚴正舒適而又內聚力極強的人際關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