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父親的足跡】白先勇／八千里路雲和月（四之三）
杭州：
2012年年底12月19日我們赴杭州，20日在《錢塘晚報》報告廳作了一場演講，聽眾也來了六、七百人。杭州是我最喜歡的城市之一，1987年，我第一次重返大陸，便與大導演謝晉同遊杭州，在煙雨濛濛的西湖遊艇上，我跟謝晉達成協議拍攝改自我的小說《謫仙記》的電影《最後的貴族》。
1927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正進行得如火如荼，一月，父親被任命為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揮戈攻打浙江，二月父親指揮中央第一軍幾個師直取杭州，2月18日，第一軍第一師薛嶽占領杭州，孫傳芳軍隊敗退，19日，父親進入杭州城。「北伐」下一站便是上海。
1946年抗戰勝利第二年春，應杭州市長周象賢之邀，父親攜母親到杭州一遊，此時干戈暫歇，父親難得遊山玩水，在西湖上與母親兩人留下多幅照片，那恐怕是長年來，父親感到最輕鬆的一刻，不旋踵，「漁陽顰鼓動地來」，國共內戰，從東北開打，父親又得匆匆上陣去了。
2012年自從《父親與民國》出版以來，一年間我從北京開始，巡迴七個大城，演講、座談、受訪、研討會議，將一段被掩蓋的歷史還原其真相，這幾年大陸官方民間對民國以及民國史的態度，都有了明顯的改變。我在各個大學或者書店演講的時候，我發覺年輕的觀眾，對父親的生平、民國的歷史，都有一股強烈的好奇心，他們對民國史的來龍去脈未必有很清楚的概念，但他們渴望了解，當年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父親在民國史的地位到底如何評價。毛澤東對父親倒有這樣的看法：中國境內最陰險狡猾的軍閥。能夠得到毛澤東這樣的評價也不容易。那是因為1949年，國軍潰敗，父親軍隊退到了湖南，在青樹坪還讓林彪四野吃了一次敗仗，毛澤東震怒。
西安：
次年，2013年3月27日，我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的人員一齊飛到西安，這是我嚮往已久的文化古都，周、秦、漢、隋、唐十三朝建都於此。28日，除了秦墓、碑林，這些必看的古蹟外，我特別想參觀西安的古寺，下午黃昏，我們車子經過城南的興教寺，本來興教寺並未排在當天的行程上，因為聽聞興教寺內有唐玄奘的靈骨塔，所以我們停車拜訪。我們一行，還有跟隨拍攝我的紀錄片的目宿攝製組。
寺內一位法師來接待我們，大概看見我們大隊人馬，還有攝影機，不知我們動機如何，滿面狐疑，我向他打聽興教寺的歷史，他也支吾以對，他好像心事重重，完全不像一般知客僧對訪客的親切。
玄奘墓塔興建於唐高宗二年（669年），是一個五層的靈骨塔，旁邊還有玄奘兩位弟子窺基和圓測的墓塔，合稱慈恩三塔，興教寺因玄奘塔而成為佛教名勝。法師引導我們看完玄奘靈骨塔後，帶領我們參觀大雄寶殿，殿前有一塊功德碑，石碑上有幾處裂痕，文革破四舊把這塊碑打裂成數截，當時住持常明法師偷偷將碎塊埋藏起來，文革後才挖出重新拼湊。原來興教寺在民國時重建，碑上記敘此事，並刻上捐款人姓名，有蔣介石、于佑任、馬鴻逵等人，我湊近仔細一看，上面赫然有「白崇禧二千元」的字樣，我驚奇得叫出了聲，父親是虔誠的回教徒，沒想到他會捐款修佛教寺廟，但父親非常重視文化古蹟，大概因為興教寺是唐三藏靈骨塔所在。他珍惜文物，覺得應該保護。
法師知道我的背景後，臉上愁容頓失，接著向我們訴說，原來興教寺正陷入空前的危機中，有被拆廟的危險，西安市政府藉口把玄奘塔申報世界遺產，要將周圍民國時代的建築拆除，將僧團遷走，據說背後還有旅遊集團涉入，預備將興教寺開發成文化旅遊區，賺取商業利益，而且5月30日便要開始遷拆，法師講得十分激動，住持寬池法師抗議反對無效，老禪師急得住進了醫院。這種駭人聽聞的「滅佛」舉動，我們聽後大為憤慨。興教寺是佛教高僧唐三藏靈骨的歸宿，是自唐朝以來千餘年，雖然經過多少劫難，仍然屹立不墜的佛教聖地，怎容得因商業考量便逕自「驅僧奪廟」。法師向我們求救，我們商量後，決定將這件事公諸媒體。四月十日，《南方都市報》率先暴露遷拆興教寺的消息，其他媒體即刻跟進，引起了宗教界、學界以及民間的高度關注，紛紛聲援興教寺僧團「護廟」的決心，海外佛教界如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亦發表文章，感性呼籲：「中國土地之大，不能連一個玄奘的興教寺都不能容。」在輿論的壓力下，遷拆興教寺的計畫終於取消了。興教寺的僧團能夠繼續他們守護玄奘塔的任務。
回想起來，那天參訪興教寺純屬偶然，在興教寺最危急面臨毀廟的一刻，冥冥中好像是父親引導我去那間他曾經捐款重建的寺廟，為保存那塊佛教淨土，盡了一份心力。
西安的回民人口有七、八萬之多，有一條回民街，全國著名的大清真寺便在化覺巷裡。大清真寺建於唐天寶年間，其間經歷各代修葺，現存的建築是明清時期的風格，中國樓式的建築群，規模宏大壯麗。清真寺接待我的教友興奮地告訴我，抗戰時期，父親到西安，來到大清真寺參觀，當時接待父親的，就是他的爺爺。父親為大清真寺題字的匾額，現在還保存著。1938年父親在漢口成立中國回教協會，號召全國回民抗日，提出「十萬回民十萬兵」的口號。當年父親到西安就是要鼓勵西安的回民參加抗日。迄今西安的回民提到父親，還充滿敬意。
3月29日，我在西北大學做了一場演講，講《父親與民國》。
東北：
又隔一年2014年，6月11日我終於到了東北，頭一站是瀋陽。從前在地理書上講到東北：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水豐、小豐滿水力發電廠，東北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對這個號稱「中國生命線」的地區產生無限憧憬。當然還有痛心的回憶，「九一八瀋陽事件」，1931年日軍侵略中國，東北淪陷。但這次去東北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宿願：要從瀋陽到長春這段中長路上走一遭，因為1946年，第一次「四平會戰」，父親奉命到東北督戰，走的就是這條路線。
抗戰甫勝利國共兩黨的軍隊便開始搶奪淪陷區了，東北首當其衝，共軍方面由林彪率軍，羅榮桓、黃克誠等各部水陸兼程向東北挺進，同時中共老幹部彭真、陳雲、張聞天等亦一一進入東北。東北的戰略位置、經濟物資等其重要性全國首屈一指，向來為兵家必爭之地。國民黨軍隊亦精銳盡出，盡屬蔣介石的天子門生的王牌軍由杜聿明統領：新一軍（孫立人）、新六軍（廖耀湘）、七十一軍（陳明仁），全是美式配備機械化的部隊。兩軍對東北都有必得之心，因為國、共兩方面都知道誰先拿下東北，便會贏得了這場戰爭。
共軍先抵東北，並有蘇聯暗助，開頭占有優勢，並占領北滿，長春、永吉這些大城盡在共軍手中。五、六月間，兩軍在中長路上重鎮四平街，展開國共內戰第一次大規模陣地戰，雙方各十萬軍隊，一個月間戰況拉鋸膠著，蔣介石在南京，受美國派遣特使馬歇爾催迫停戰的壓力下，派遣父親以國防部長身分出使東北督戰。5月17日，父親飛瀋陽，國軍士氣大振，三天一舉拿下四平，林彪軍隊大敗，潰不成軍，父親拍板命杜聿明下令直取長春，同時飛南京向蔣介石報告經過，蔣介石攜父親同飛瀋陽，屆時國軍已攻入長春，林彪率領殘軍，繼續往北邊撤退。在此歷史關鍵時刻，父親在長春機場向蔣介石請命，留在東北繼續督戰將林彪部徹底驅出東北，收復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北滿大城，並提出計畫，訓練三百萬民團，安定東北地方，然後再調五個美式裝備之師，到華北打聶榮臻。蔣介石不准，硬把父親調回南京，就任國防部長。時孫立人部已越過松花江，預備攻打哈爾濱，6月6日，蔣介石因馬歇爾的壓力，以及對林彪部隊的錯誤判斷，突然下令停戰，從6月6日起，停戰二十一日，讓林彪部隊敗部復活，轉敗為勝，終於吞噬整個東北，影響了內戰的勝敗。
父親對「四平會戰」殲滅林彪部隊，功虧一簣，引為終身憾恨，每述及此，不禁扼腕頓足。蔣介石後來檢討失去大陸的原因，也把他下的6月6日停戰令，列為首要軍事錯誤。
6月12日，我在瀋陽東北大學作了一場演講。東北大學是1920年代建立的，張學良還當過校長，因為經費充足，校區環境幽美，設備精良，是一個以工科為主的重點大學。那天演講，學生踴躍，我提到我的四嫂趙守偀博士是張學良的外甥女，下面學生興奮得鼓掌起來，學生們大概對他們的老校長還有仰慕之情，中共對「西安事變」持正面看法，所以東北人對少帥張學良還相當懷念。
6月13日，我們便驅車沿中長路開往長春，中途在四平市停留了整個下午，參觀了四平紀念館。四平街當年是遼北省的省會，是中長路上軍事交通重鎮，位於瀋陽與長春之間，是兵家必爭之地。從1946年三月至1948年三月，四平街一地發生四次國共軍隊爭奪戰，當時只有十萬人口的城市，卻經過四十萬軍隊的拉鋸戰，全城幾乎夷為平地，現在的四平市是從戰爭廢址中重建的一個新城。四平紀念館建得頗具規模，而且完全是現代聲光設備，重現當年戰役實況的立體博物館，我仔細參觀了紀念館的資料陳列，也經紀念館研究員詳細講解，我發覺整個館的陳列，偏重共軍攻奪四平的英勇事蹟以及第四次四平戰役最後勝利的光榮，至於1946年五、六月間，第一次四平戰役，林彪的東北民主聯軍大敗，潰不成軍的史實，卻一字不提。至於台灣這方面，因為是蔣介石下錯了停戰令，誤了大局，所以國民黨官方歷史也從來不提這一段痛史。於是，1946年第一次四平戰役的歷史真相就如此被掩蓋了幾十年。我在1999年十一月至2000年一月，在台灣《當代》雜誌上發表了《養虎貽患：父親的憾恨》一篇長達五萬字的論文，把這場關鍵性的戰役來龍去脈詳細敘述分析了一遍。很可能這是第一篇研究第一次四平戰役的中文論文。我之所以花了幾年時間四處搜查資料，完成這篇論文是因為父親生前一再跟我提起這場戰役，講到蔣介石下令停戰，貽誤大局，其憾恨之情，形諸於色。我認為這段痛史不應任其沉埋，揭露出來，讓後世有所評斷。
我們離開，已近黃昏，回首四平紀念館，夕陽影裡，深深感到歷史的滄桑，歷史的無情。（四之三）【聯合報2017/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