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是唯一要認真的大事/王邦雄

Posted By on 1 月 22, 2019 | 0 comments


【文學台灣:台南篇補遺】讀書是唯一要認真的大事/王邦雄

老師身上一襲長袍,端坐在客廳,一臉莊嚴對著我說 :「我知道這幾年你課業上的表現很傑出,我也不是要跟文學界搶人才,我要很慎重的告訴你,你有讀哲學的天分,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這幾句話真的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國立台南大學,前身為台灣省立台南師範學校。 圖/王邦雄提供
國立台南大學,前身為台灣省立台南師範學校。 圖/王邦雄提供

 

我是南師四八級仁班的校友。民國四十五年九月,從家鄉西螺,來到了古都台南。南師堪稱是鄉土少年尋求成長的夢幻樂土,儘管那個年代,整個台灣正處於風雨飄搖的非常時期,試圖從貧窮的困境中掙扎奮起;不過從政府到民間卻充滿了勇往直前的生命力,與超越困境的理想性,大家都苦,卻滿懷希望。

在南師三年,正是少年十五二十時的錦繡年華,與不識愁滋味卻強說愁的浪漫時光。師範生沒有大專聯考的壓力,身心可以平衡的發展,讀書是唯一要認真的大事,體能也是在轉大人的時刻要加強鍛鍊的功課,一生的理想都要靠堅強的體魄來承擔。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人的身上,天生本有「才」跟「氣」,青少年的「才」正在萌發,有待向「學」方能長久;青春之「氣」也亟待揮灑,總要立「志」才會崇高,人生在世,沒有人不在歲月中老去,不老之方端在才學與志氣,那是絕無僅有的逃離在衰老之外的永恆,也是沒有人可以從我們身上掠奪而去的真實美好。

就在立志向學的成長過程中,有一段小插曲。師範生結業,服務一年考績甲等可以報考師大,服務三年期滿可以申請保送師大,不過有一條不盡合理的規定,體育成績要超過七十五分。我一年級上學期的體育成績卻只有六十九點二,心急的去請教體育主任,主任不經意地看了我一眼,半開玩笑的說: 「那還不簡單,你當上校隊,就可以加分啦!」我愣在當場,一時之間還真不知是要生氣呢?還是要放棄希望?

也真不是蓋的,我在一年之間先後選上了桌球與網球的校隊,台南的桌球水準,一直居於台灣之冠,而家鄉西螺又是軟網的重鎮,在比賽中觀摩,又在前輩點撥之下練球,球技大有長進。我不是主力球員,能擠進代表隊的行列,對我而言,已經是人生路上絕大的突破了,我證明自己不再是文弱書生,而可以是英雄好漢。

求學路上,課業從來不是我要擔心的問題,三年間每學期的成績都夠格參加獎學金考試,也多次獲獎;當選過全校模範生,在台南市慶祝青年節的大會上,代表各校之優秀青年上台受獎;代數可以考一百分,是老師所說的全年級的二雄之一:謝一民老師教三民主義,期末考五十題的是非題,以倒扣計分,我錯了四題,竟然是全年級唯一及格的幸運者,後來只好取消倒扣,免去了一場意外的災難。這麼一點對「似是而非」的判斷力,已隱然透顯出我一生學術走向的端倪。

 

王邦雄(左)與余傳韜在絲路之旅留影。 圖/王邦雄提供
王邦雄(左)與余傳韜在絲路之旅留影。 圖/王邦雄提供

 

畢業後回家鄉小學教書,一年之後參加聯考,考上師大國文系,擔任縣議員的學生家長前來抗議,說:「老師你自己考上了,我們的孩子可還沒考上呢!」基於道義只好休學,把那班五年級生帶畢業,他們考上了,我才心安理得的進師大讀書。

師大國文系的課程,義理、辭章、考據並重,守住文史哲不分家的老傳統。四年間我碰上了一位出身北大的好老師——張起鈞教授,他開講的是二年級的哲學概論,三年級的學庸,四年級的老子等義理課程。他給了我最高的九十八分,老子期末考答卷還刊登在學術雜誌上。我以亞里斯多德的「四因說」,詮釋老子「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的形上原理。或許這一點靈感創意,讓老師在我畢業前夕的大熱天午後,要我到他家,老師身上一襲長袍,端坐在客廳,一臉莊嚴對著我說:「我知道這幾年你課業上的表現很傑出,我也不是要跟文學界搶人才,我要很慎重的告訴你,你有讀哲學的天分,可能你自己都不知道!」這幾句話真的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我只知道,我課餘的閱讀偏向義理,讀梁任公、胡適之的新思潮,也讀梁漱溟、熊十力的老傳統。此外,還深受唐君毅、牟宗三為老傳統開啟現代出路之新儒學的啟發,感動之餘,激發了文化傳承的使命感。師大四年,人生走向最大的轉折在,由熱中文學的創作轉向了哲學義理的研討。

師大畢業,又回家鄉中學教書,一邊陪學生讀書,一邊自己下功夫讀哲學。一年之間要讀懂形上學,知識論與倫理學的基本課程,又要讀通西方哲學史從上古、中世到近現代的傳承與流變,真的是不可能的任務。一年之後,如願考上中國文化學院哲研所,沒有欣喜之情,要煩惱的事就在北上教職還沒有著落。

 

曾昭旭(左起)、成中英、劉述先、牟宗三、王邦雄、蔡仁厚在香港中文大學合影。 圖/...
曾昭旭(左起)、成中英、劉述先、牟宗三、王邦雄、蔡仁厚在香港中文大學合影。 圖/王邦雄提供

 

先申請保留學籍,在清泉崗服役,退伍前寫信向台北第一女中求取教職,江學珠校長回函約面談,第一句話竟如斯說:「王先生,我等你很久了,沒想到你倒自己找來了!」原來兩年前江校長就到師大要名單了。她親自帶我看單身宿舍,與教職員餐廳,她知道有教授推薦我去建中,她說:「你不用去看建中校長了,你不是要上陽明山讀研究所嗎?從一女中直行重慶南路就到車站了,建中在南海路還要多轉一個彎呢!」校長找來人事主任,當天就要我接聘報到。我何其有幸,又碰上了一位貴人,沒有江校長的看重與包容,我可能上不了研究所,就守在家鄉度過此生了。

民國五十六年九月,我到了北一女,展開教學相長,也師生相得的四年美好時光。住在校內,不必擔心趕不上第一節課,可以隨興的讀書到深夜,又常在書店街行走,隨時可以找到好書,也真的讀了不少的好書。兩年間修完學分,也完成《老子哲學之研究》的碩士論文,不過卻付出相當的代價,耳邊兩排淋巴腺腫起,X光透視斷定是肺結核,還好幾個月就告痊癒。民國五十八年,教育部文化局舉辦了全國中等學校教師復興中華文化金雞獎論文賽,我將在周會演講的論題「從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得失,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應走的路向」寫出參賽,得了首獎,就在中山樓頒獎,校長陪我一起上台受獎。學生得第一,老師也可以第一,校長再含蓄也藏不住得意的笑容。

就因為得了獎,文化學院創辦人張其昀先生,邀我上華岡主編《文藝復興月刊》,江校長不讓辭,轉而排課在夜間部教高三國文。那一年我山上山下兩頭忙,一年之後我辭去主編,考上文化三研所博士班,再求深造。在這一關鍵時刻,我做出了辭去一女中教職的重大決定。我痛切的反省自家的碩士論文,沒有什麼突破,最大的原因就在一女中太忙了,心思不可能專注在論文的構思寫作上。既有心鑽研學問,當然要全力以赴。在三研所,我上的是哲學組,追隨吳經熊、謝幼偉兩位老師讀書,也在輔仁、文化哲學系兼課,開的課有論孟、老莊與韓非子,正好蓄積了撰寫博士論文的學養與能量,也旁聽了方東美教授的課。不過最深入研讀的還是唐君毅、牟宗三這兩位新儒學大師一系列的著作。

那幾年間,發現自己每天都有進境,有獨到的心得,就寫在講課的筆記上。每天擺盪在學生與老師的兩個不同身分之間,日子卻過得很充實,感覺真好,那是成長路上最有成就感的一段時光。

民國六十三年,應文工會邀約寫一本《文化復興與現代化》的青年叢書,隔年完成了《韓非政治哲學之研究》的博士論文,六月通過教育部的口試,獲頒國家文學博士學位。七月與幾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學人,在唐、牟兩位先生的精神感召之下,創辦了以傳承幾千年文化傳統,並回應西潮的衝擊,而走出現代化之路為職志的《鵝湖月刊》,到了今天,已過了四十三個年頭,《鵝湖》還在「去中國化」的困境中屹立不搖。

民國六十八年,我寫出了《老子哲學的形上性格與其政治人生的價值歸趨》的學術論文,通過了教授升等,也彌補了碩士論文沒寫好的缺憾。

 

鵝湖月刊主辦熊十力百年誕辰紀念會,熊先生遺像前,立者為王邦雄,坐者為牟宗三。 ...
鵝湖月刊主辦熊十力百年誕辰紀念會,熊先生遺像前,立者為王邦雄,坐者為牟宗三。 圖/王邦雄提供

 

在這幾十年的教學生涯中,從文化大學哲學系所,轉淡江大學中文系的十幾年間,那是台灣人文學者最風光的年代,不論上課或演講,連大講堂都擠滿了人潮。民國七十五年應聘中央大學,我又碰上了另一位大貴人余傅韜校長,他尊敬牟宗三大師,也聘請了將近十位新儒家的青壯派學者,壯大了中央大學的人文陣容,惜乎校園民主運動已偏離正軌,余校長的人文理想為之中挫。到了今天仍引以為憾!

民國九十二年我從中央退休,再回淡江中文系所,以彌補當初被挖角的一分歉意。民國一百年,正式告別大學教職。教授已老承受不了指導博碩士論文的沉重負荷,只在幾家民間講堂講經典說人生,也寫出近半世紀以來講老莊積累下來的自家見解,《老子道德經的現代解讀》與《莊子內七篇、外秋水、雜天下的現代解讀》先後問世。

總體說來,幾十年來的開課講學,集中在先秦孔孟、老莊與荀韓的政治思想與人生智慧的開發,正與身為知識分子的時代關懷聯結,在文化傳統如何走向現代化之路的思考上,我為牟宗三老師「一心開二門」之說進一解,不從良知的自我坎陷直接開出知識這一門的民主與科學,而是從孔孟讓開一步到老莊,再從老莊下來一步到荀韓,以老莊虛靈的智慧上接孔孟人文的理想,下開荀韓認知心所建構的客觀制度,正是以中學為體,又以中學為用之自我轉化的現代化之路,而拋開西學為體或西學為用的糾纏。如是,大陸不必老強調「中國特色」,台灣也不用再說「去中國化」,大家回歸幾千年的文化傳統,從孔孟聖智仁義的人文理想,通過老莊「絕聖棄智」與「絕仁棄義」之自我解消的虛靈智慧,在「聖人無常心」之下,而「以百姓心為心」,百姓心的普遍民意,經由體制來顯發,也經由體制來保證,以避免儒家在理想性太高,又使命感太強之下所可能拖帶出來的專制獨斷。此負面效應通過老莊來化解,再經由荀韓走向客觀化,這樣的話,儒家的理想,道家的智慧與荀韓的制度,可以一體統貫,既「究天人之際」,又「通古今之變」,也「成一家之言」,這或許是兩岸中國人不論說是「奇蹟」,或說是「崛起」所當擔負與實現的理想與使命吧!

 

回顧這一生的學術生涯,奠基在南師,轉向在師大,突破在文化。成果在一輩子都在教書,且能自得其樂。而母校南師,也由師範改制師專,再升格師院,而今更擴展為研究與教學並重的大學。在衷心為母校建校一百二十周年而慶祝的同時,心裡卻深感惆悵。因為屬於少年十五二十時的母校南師,已走入歷史,僅留紅樓琴韻書聲揚的成長時光,長存在每一位校友的記憶中。若要問我大學階段的母校,那僅能是台灣師大,而不再是南大了。

想當年應邀成大演講,時任總務長的老同學陳金雄兄告知,母校紅樓老舊即將拆除重建,我請他立即電告南師陳英豪校長,說王邦雄有要事專程拜訪,請校長稍候。傍晚時分,趕到南師校長室,我很誠懇的請求陳校長打消此議。說倘若紅樓拆除,等同毀掉了每一位校友心中的美好記憶!失去了南師精神象徵的紅樓,就不再有讓校友駐足回味的想像空間了。在陳校長的善意回應下,紅樓是保住了,南師卻不再是舊時的南師了。

天下事總在緣起中,人生路上的諸多堅持,在造化遷移中,不免成空。我們這一屆正好處在建校一百二十年間的中間分界點,有如中流砥柱般,承受的沖擊也最大,被時間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想翻轉已無路,不覺為之黯然!對我而言,冥冥之中似早有安排,求學路上,每一階段都領有一張畢業證書,代表這一階段的終成。唯獨我們認同感最深的南師,卻付之闕如,引為一生的遺憾。因為當初服務未滿三年,就上師大讀書,未能畫下一個圓滿句點。看來因果早在,在隨緣中也只好認命了。【2019-01-22 00:05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