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德・瓦耶─麥克米蘭，或者麥衛理，或者比利，或者其他 / 張翎
今天是二〇一五年八月十五日，距我們立下那個約定的那一天，已經過去了整整七十年。七十年是個什麼概念？對一隻採蜜季節的工蜂來說，是五百六十多輩子；對一頭犁田的水牛來說，可能是三生──假若牠沒有被過早屠宰的話；對一個人來說，幾乎是整整一世；而在歷史書籍裡，大概只是幾個段落。
但是，在上帝的計畫中，七十年卻只是一眨眼的瞬間。
至今我尚清晰地記得七十年前那天裡的每一個細節。消息最早是從你們營地裡傳出來的。負責向重慶發送水文情報的報務員，最先從電台裡聽到了日本天皇的「玉音播送」。天皇的聲音沙啞哽咽，用詞和語氣一樣蒼老，文縐縐地似乎拐了很多道彎。「然時運之所趨，朕堪所難堪、忍所難忍，欲以為萬世開太平……」你們一開始幾乎沒聽懂。在聽了稍後的新聞解說之後，你們才明白那段話叫「終戰詔書」。其實，那東西有個通俗易懂的名字，就叫「投降書」，儘管通篇沒有找到「投降」二字。
瘋狂是從你們營地開始的，後來才像流感一樣傳染給月湖的每一戶人家。你們把被子和冬裝撕成條纏在棍子上，蘸著桐油焚燒，林子裡到處是這樣閃動的火把，遠遠望過去，像著了山火。上帝憐憫你們，把這瘋狂的一天安排在盛夏，叫你們盡情胡鬧，卻不用去愁煩夜裡睡覺的冷暖。後來全村的人都湧出來了，湧到你們練操的那塊空地上。平常那裡戒備森嚴，閒人不可入內。可是那天哨兵並沒有阻攔，因為那天沒有閒人，所有的人都是當事人。你們放鞭炮，乾杯，狂喊狂跳，把遇到的每一個孩子都扛在肩上，遞給每一個男人美國香菸。其實你們更想親吻女人──你們大概有一陣子沒聞過女人皮膚和頭髮的味道了，可是你們在重慶總部的頭，那個叫梅樂斯的人，給你們定過嚴明的規矩，你們雖然不全聽他的，卻也不敢太過造次。第二天天大亮了，月湖的人才發現他們的雞狗都沒有擔負起司晨的職責，牠們都在前一天裡喊啞了嗓子。
那天的狂歡一直延續到了半夜，待眾人散後，你們兩個人，你、伊恩・弗格森，美國海軍中國事務團的一等軍械師，還有你，劉兆虎，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訓練營的中國學官，還沒有盡興，就偷偷溜出來到了我的住處。伊恩帶來了兩瓶蘇格蘭威士忌──那是前幾天去七十里外的軍需處取郵件時弄回來的。就在我住處的那個簡陋廚房裡，我們三個人喝得爛醉如泥。那一天沒人管得了軍紀，那一天連上帝也開隻眼閉隻眼，那一天犯的任何過錯都可以原諒。你，劉兆虎，說威士忌是天底下最難喝的酒，有股子蟑螂泡在尿裡的臭味。可是臭味也沒能阻攔得了你，你依舊把你的杯子乾了一輪又一輪。後來，喝到半醉的時候，你就說出了那個建議。
你說以後我們三個人中不論誰先死，死後每年都要在這個日子裡，到月湖等候其他兩個人。聚齊了，我們再痛飲一回。
那天我們都覺得你的建議很荒唐，你說的是「死後」，而不是「以後」。我們既不知道別人的，也不知道自己的死期，死後的世界對活著的人來說是一片無解的未知。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你才是我們中間的智者。你已經預見到隨著天皇的「玉音播送」，我們將很快各奔東西，我們今後的生活軌跡，也許永遠不會再有交集。活人是無法掌控自己的日子的，而死人則不然。靈魂不再受時間空間和突發事件的限制，靈魂的世界沒有邊界。千山萬水十年百年的距離，對靈魂來說，都不過是一念之間。
那天夜裡，我們一邊喝酒，一邊相互擊掌握手，在嬉笑之間接受了劉兆虎的建議。當時我們都覺得那個日子還很遙遠，我們不可能完全認真。戰爭已經結束，和平已把死亡推到了它本該待的位置，那個位置離我們都還有幾步路。雖然我是三人中間歲數最大的，那年，我也不過才三十九歲。
我想到了我可能會是第一個去月湖踐約的人，我只是沒想到那個日子來得如此迅猛，我竟然會死在我們立下那個約定的三個月之後。
我沒有死於戰爭、饑荒、流行病，我卻死在了自己的手中。我在波士頓大學學到的那些醫學知識，幫助我救治過很多人的性命──儘管我沒能救活我的妻子。到後來我才意識到，那些被我救治的性命原來都是有價的，那個代價就是我自己的生命──我的醫術最終從背後捅了我致命的一刀。
在我們喝完那頓酒之後，你們很快就開拔去了上海和江蘇的幾個城市，協助國民政府維持秩序，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而我，卻在那個秋天乘坐「傑弗遜號」郵輪，踏上了回美國的路程。我母親來信說我父親病重，希望在臨終前看到多年未見的長子，那個被他獻在祭壇上的以撒。我是平民，不用像伊恩那樣排在積分制的長隊裡等候復員回國的命令。我沒費多少周折，就買到了遠洋輪上的一個艙位。只是我最終沒能見到我的父親──他沒有死，死的卻是我。
我在上海等候船期的時候，住在一位同是衛理公會派遣的傳教士家裡。他的廚子背上長了一個火癤子，嚴重潰爛，痛苦不堪。其實我是完全可以袖手旁觀的，這裡畢竟是大上海，不是偏僻的月湖，只要肯掏幾個銅板，就有無數家醫院診所可以就診。可是我的手術刀不幹，它在我的箱子裡發出了嗡嗡的抗議聲，於是我不得不為廚子施行切除手術。我的柳葉刀那天和我鬧了一個小小的別扭，這是我們之間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齟齬──它穿透了我的橡膠手套在我的食指上割了一個口子。手術很成功，廚子的痛苦立刻得到了緩解。我的傷口也很小，幾乎沒流什麼血，看上去完全無害。經過簡單的消毒處理，第二天我按時登上了傑弗遜號郵輪。
到了晚上，傷口開始感染，指頭腫成一根蘿蔔。我服用了隨身攜帶的磺胺藥物，卻絲毫沒有奏效。我當時不知道我對此藥過敏，也不知道歐美已經有了更新的抗菌素，畢竟我從大學學來的醫學知識，已經多年不曾更新。我每況愈下，傷口化膿到了必須用茶缸來接的地步。輪船正行駛在汪洋大海上，離最近的港口也有幾天的航程，駐船醫生建議立即手術截指。當時我還沒有意識到情況的緊迫性，我猶豫了。促使我猶豫的原因其實很簡單：我未來的生活離不開這根手指。在我尚未踏上回美國的航程之前，我就已經想好了歸來之後的計畫。我會在另一處鄉村設立一家帶有簡易手術檯和病房的診所，讓附近的鄉民不需為外傷感染和分娩之類的事跑百十里山路去縣城。促使我想到這個計畫的，不僅僅是因為當地人的窮困可憐處境。高尚的大道理之下，其實還是埋藏了一點點卑賤的私心的。我也是為了一個人──一個在我心中占據了重要位置的中國女孩子。
事後證明，我的猶豫是致命的。三十五個小時之後，我死於敗血症。我的死，只在兩處有所記載，一處是在傑弗遜號郵輪的航海紀錄裡，一處是在衛理公會的傳教史中，都只有短短的一行字。據說在我之前曾有一位叫諾爾曼・白求恩的加拿大人，也因在施行手術過程中手指受傷感染而死，但我們死後的境遇則完全不同。他死在合宜的時間合宜的場合，從而被封為「以身殉職」的楷模，記載在中國一代又一代的教科書之中。而我的死，卻被掩埋在紐倫堡審判、東京審判、中國內戰等等的重大新聞裡，成為塵粒一樣卑微的小事。
就這樣，我從一個對和平生活抱有溫馨憧憬的傳教士，變為了一個在兩塊大陸之間漂泊的幽魂。可是我並沒有忘記和你們定下的那個約定：每年的八月十五日，我都會按時來到月湖，靜靜地、耐心地等候你們的來臨。
今天是第七十次。
這些年裡月湖村改過幾次名字，歸屬過不同的行政區域，它的分界線如同戰時某些歐洲國家的國境線一樣變換不定。然而對一個死人來說，時間已成定格，後來的變遷無關緊要，月湖已是永恆。
你已很難在月湖找到當年的舊跡。在我手中落成的那間教堂，後來被依次用做大隊辦公室、糧食倉庫和小學校舍。每換一個用途，外牆上就會換一幅壁畫，大門就會改塗一層漆。當年你們平整出來的那個籃球場和操練場，如今早已蓋成了密集的民居。當年美國教官的宿舍都已被拆除，覆蓋在那上面的建築物，也已被拆過了兩輪，現在分別是一個乾貨市場和一排小商品店鋪。唯一存留下來的是那個中國學員宿舍，劉兆虎曾經在門前的空地上打過永垂史冊的一架。其實它也就剩了一個大致完好的門臉，推門進去，裡頭卻被隔成了很多個鴿子籠似的小房間，早已不是當年的景象。所幸的是，對那些舊事感興趣的人尚未死盡，前幾年有人在那個院子門前立了一塊石碑。那石碑如今派了很多用途，比方說攤晒孩子的尿布，堆放新收下來的竹筍，或者張貼治療淋病梅毒的小廣告。可是無論如何我還得感謝它，假若沒有它，我真有可能會在這一片馬賽克鋪成的樓群中迷路。
我在這裡孤孤單單地等待著與你們聚會，等了一年又一年。你們沒有出現，就說明你們還活著，在世界的某一個角落。我從未懷疑過你們會爽約，因為你們是軍人，軍人知道什麼叫承諾。
在我空等了十七年之後，當我第十八次踏上月湖的土地時，我等來了劉兆虎。假如我的記憶沒有出錯的話，那一年，你，劉兆虎，應該是三十八歲，而我則是永恆的三十九。亡靈的世界顛覆了活人世界的規矩，在活人的世界裡，我長你十九歲，而在亡靈的世界裡，你僅僅比我小一歲。死亡拉近了我們的距離。
你一下子認出了我，因為我已經被死亡定格在我們別離時的模樣，而我卻怎麼也認不出你來，直到你喊出了我的名字。你身個矮了一大截，很瘦。其實你來訓練營的時候就很瘦。當時所有的中國學員無一例外都是瘦骨嶙峋的樣子，你們的美國教官直犯嘀咕，說這樣的學生能行軍扛槍打仗嗎？很快他們就發現了自己的判斷失誤──那是後話，但是你當時並沒有比其他的人更瘦。
然而那天，當我再次見到你時，我覺得用瘦來形容你簡直是一種矯情。你豈止是瘦，你幾乎完全沒有肉，你的皮膚是緊貼在骨頭上的，緊得幾乎可以看清骨頭的顏色和紋理。你的頭髮幾乎掉光了，剩下稀稀疏疏的幾根，根本無法掩蓋你的頭皮。你的頭皮和你的臉色一樣泛著病態的蒼白，不過你看上去很乾淨，說明有人仔細地清理過你之後才送你上的路。其實，你最大的變化不在身高，不在體重，甚至也不在頭髮，而在你的眼睛。我第一次見到你時，你眼睛裡閃爍的那團火不見了，只剩下兩個完全沒有內容的深坑。
我至今還清晰地記得你來投考時的模樣。
你，劉兆虎，大概是跑了很遠的路來的，布褂子的背上結滿了鹽花，汗水正一顆一顆地滾下你的眉毛。你氣喘吁吁的，手裡捏著一張撕下來的招生布告。你的中國考官提醒你布告是給大家看的，你怎麼能一個人撕了？你想笑，可是你的臉繃得太緊，沒有笑容可以穿得透那樣的盔甲，結果你只是清了清嗓子，說「著急」。你那天話不多，你後來的話也很少，你的嘴是閘門，關的時候遠遠多過開的時候。
你的中國考官讓你在報名登記表上寫下你的名字。你寫下了一個「姚」字，又立刻劃掉了，接著寫了「劉兆虎」三個字。當時我覺得這個名字隱隱有些眼熟，卻一時想不起在哪裡見過。考官又問你家裡還有些什麼人。你猶豫著，彷彿在進行一次艱難的心算，最後才說我只有一個老母親。考官問你識字嗎？你說差一個學期就中學畢業。考官說那你寫幾個字我看看。你將毛筆蘸滿了墨水，俯在桌子上，在一張品質不怎麼好的米紙上，一氣呵成地默寫了〈國父遺訓〉。
你的錄取資格在此刻已經沒有太多的懸念，儘管你還需要經過簡單的體檢。匆匆一眼就幾乎可以判定，你的身體基本健康。理一理髮，再好好地餵你幾頓飯，你應該可以集中精力受訓。
不過招考的步驟是嚴格按照重慶總部擬定的程序進行的，他們還有問題要問。
「你有什麼特長？」他們問你。
你閉著眼睛想了一下，才說：「我會講英文。」
當我把這句話翻譯給伊恩・弗格森，你們的美國考官聽時，他明顯對你產生了興趣。學員中若有能講英文的人，對授課是個極大的便利。他就讓你說幾句聽聽。
你在腦子裡把你的那幾個英文單詞慌慌張張地召集起來，排成一隊。那天你的英文口音很爛，捨去了動詞，把主語和賓語調換了個兒。我猜想教你英文的那個老師一定是說斯瓦希里語出身的，你大概想說：「我很高興認識你。」 （I am very glad to meet you），結果你說出來的卻是：「你很高興認識我。」（You very glad meet me）。伊恩忍不住哈哈大笑，我出來給你圓場，我對伊恩說：「聊勝於無。」
在後來的日子裡，你的英文還是派上了一些很實際的用場的，那天你只是太緊張，發了台瘟。
你窘迫得滿臉通紅。為了撈回一分，你從褲腰帶上抽出一樣纏著橡皮筋的東西──是彈弓。你舉起彈弓，抬頭尋找著天空中出現的任何一個可疑斑點。後來你發現了一隻鳥。你收腹，斂氣，射出了一顆石頭。鳥兒應聲落地。
那是一隻飛行中的麻雀，你不僅瞄得很準，而且你懂得提前量的原理。
那一刻，所有的人都已經在心裡錄取了你，儘管他們還得問完最後一個問題。
「你為什麼要來這裡？」
你沒有回答，你只是看了考官一眼。就在這個時候，我看見了你眼睛裡的那團火。
其實我在別人的眼睛裡也見過火，投考訓練營的人眼裡都有火，只是你的火和別人不同。你的火不是給人煨暖的，你的火豈止不熱，你的火是冰冷的，冷得像刀。你用這樣的火代替了回應。
伊恩讓我把你的名字寫到學兵錄取名單裡。我扯了扯他的衣袖，低聲提醒他這個人放在學兵班有點可惜。當時錄取的學員分兩個等級，一個是學官班，學生畢業之後會成為特種部隊的基層幹部；另一個是學兵班，畢業生是經過特殊訓練的士兵。伊恩猶豫了一下，說你沒有任何從軍經歷。我說經驗可以學習，才幹後天難成。伊恩沒再說話，只是用鋼筆把你的名字劃到了另外一邊。後來我才覺出了我的冒失：我不是訓練營的正式成員，我卻完全沒有把自己當成外人，幸虧沒有人在意我的多事。
你通過了體檢，成為了學官班的一名成員。他們發給你一身灰色的布制服和一雙布鞋。你胸前的布章上寫著「騰蛟」兩字──那是你們的番號，下面印著一個數目字「六三五」──那是你的代號。從那天起，你不再是劉兆虎，你只是六三五。美國人的培訓計畫是保密的，學生不能使用真名，也不能和親友聯絡，不僅害怕洩密，也害怕牽累家人。那唯一一張能指向你真實身分的登記表，被鎖進了美國教官的辦公桌裡。只是遺憾，在撤離月湖時，被千頭萬緒攪昏了頭腦的美國人，竟忘了把這張紙帶走。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就是這張紙，給你後來的一生帶來如此深重的災禍。
那時我們誰也沒想到後來的局勢會朝那樣的方向發展。
離你報考訓練營二十年之後，我再次在月湖與你相聚。那天是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在我認出你之後，我驚訝地拉住你瘦得像刀子一樣的手，問劉兆虎你怎麼變成了這個樣子？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情？你嘆了一口氣，說一言難盡。我上一輩子的事，需要另外一輩子才說得清楚。還是等伊恩來了，我一併告訴你們，我實在沒有力氣重複兩遍。
從那次以後，我一年一度的月湖之行，就多出了一個伴。這些年裡，我和劉兆虎一直在等你，伊恩・弗格森。
沒想到你這麼能活，一口氣讓我們等了五十二年。
在頭三十年裡，我和劉兆虎都還沉得住氣。我們猜想你大概還在工作，為你的房屋貸款付著最後幾筆尾數；你或許剛剛退休，正和你的妻子乘坐遊輪到一些你聽過卻沒有去過的地方旅行，你想好好補償這一輩子對她的所有虧欠；或許你的孫兒孫女都還小，你還想在他們的童年記憶中留下關於爺爺的印象……總之，我們為了你的缺席揣測編織了種種理由和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