翱翔在稻田海軍上空的燕子、星星與風──張翎《勞燕》導讀
須文蔚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暨數位文化中心主任
2016年的1月28日，冬陽暖暖的下午，收到張翎寄來的一封電子郵件，提及她在故鄉附近發現了合作所第八訓練班舊址，正在研究「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SACO，以下簡稱為「中美合作所」），作為「戰爭三部曲」的背景與舞台，不過在中國大陸，美國海軍和國府合作的歷史材料，斷簡殘篇，因此希望我協助查找台灣相關研究。
我知道張翎寫作時，總需要有大量的史料為基礎，經常將老照片鋪滿書房，對照舊時影像以敷寫描摹角色與場景。既然她實事求是，刻不容緩，我找了十篇台灣與中國大陸的研究資料，立刻電郵給她，期望有助於搭建故事的骨架與血肉。
中美合作所是攸關中國、美國、台灣命運的祕密單位，在美國紀實作家庫希（Linda Kush）口中，有個極為詩意的代稱：「稻田海軍」（The Rice Paddy Navy）。海軍不是應當航行於大洋之上，怎麼會隱身在稻浪之中？全是因為「珍珠港事變」把美國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為了蒐集日軍情報、氣象資料與騷擾日軍，於是與國府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下簡稱「軍統局」）合作成立了一個戰鬥與情報單位。中方由戴笠負責，美方由梅樂斯（Milton Edward Miles，1900～1961）協助，自此美國海軍得以進入中國戰場，在沿海與內地成立訓練基地、氣象站與情報網，無論在東南戰區的游擊戰、轟炸日本本島、硫磺島戰役、登陸沖繩島等軍事行動，均起了關鍵的作用。在1946年7月1日，中美雙方合作關係結束，這個戰時跨國的情報機構也就此解散，相較於史迪威和陳納德的威名遠播，這個與神祕軍統局糾葛不清的單位，其真面目從未如實進入兩岸文學讀者的視野中。
2017年7月捧讀張翎的《勞燕》簡體版，發現她別開生面打撈舊事的方法，是以鬼魅書寫招來曾在浙江瑞安玉壺相逢的三個男子：牧師比利、美國軍官伊恩‧弗格森以及中國士兵劉兆虎，於2015年8月15日回到與玉壺諧音的月湖，實現抗戰勝利時，三人在酒後約定身後在此重逢的諾言，開展出一段貫串抗戰、國共內戰、土地改革以及改革開放的重寫歷史的傳奇故事。
★為歷史與人性招魂的鬼魅書寫
「寫作即招魂」是當代華文小說家著迷的手法，施叔青與李昂筆下的幽魂、李碧華的《胭脂扣》、陳冠中的《什麼都沒有發生》、方方的《風景》、閻連科的《丁莊夢》、莫言的《生死疲勞》、余華的《第七天》、艾偉的《南方》中，亡靈回到不捨離去的人間，或不能忘情人世，或突顯世情的冷漠，或敘說人間忽略扭曲的記憶。王德威就曾指出，作家們暗示不知死，焉知生？在這一層次上，寫作不再是對生命的肯定，而是一種悼亡之舉：不只面向過去悼亡，也面向未來悼亡。
張翎早在中篇小說〈死著〉中，就已經開始實驗鬼影幢幢的書寫，到《勞燕》中固然如前行華語鬼魅書寫一樣，企圖透過鬼魂闡述歷史的幽微曖昧，其實更有著單純探討人性的意圖，頗有向以色列小說家艾默思．奧茲（Amos Oz，1939～）致敬的意味。奧茲在他的《愛與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序言中就坦言，他請了眾多鬼魂前來故事中：「以揭示一個謎：聰慧、慷慨、儒雅、相互體諒的兩個好人──我父母──怎麼一同釀造了一場悲劇？怎麼竟是如此怪誕的方程式，也許好和好相加等於壞？」這段話用以點出《勞燕》的主旨也十分恰當，張翎用力著墨的是「人」，亦即寫一群善良的人們，當給戰爭、災難、偏見與命運逼到絕境的時候，人性會產生什麼樣的裂變？人又會迸發出什麼樣的善良能量？
女主角姚歸燕是三個男人深愛的女子，1943年她才十五歲，故鄉就遭逢了日軍的轟炸與入侵，家園毀滅，父母雙亡，牧師比利救起她時：「幾乎完全赤裸，身體上沒有明顯的外傷，只是大腿上有濕黏的血跡──血還沒有止住。我分開她的兩腿，發現中間插著一根已經被血染成紫醬色的粗木棍。」身體的創傷能夠醫治，但她不見容於鄰里與未婚夫劉兆虎，幾經周折，由比利照顧，習得一身醫術，並邂逅了芝加哥來的海軍軍械師伊恩，兩人結下了不解的情緣。然而，抗戰勝利，中美合作所解散，勞燕分飛，比利、伊恩與劉兆虎先後離開月湖，讓姚歸燕一個人面對保守、傳統與充滿歧見的社會，她不僅挺立在流言中，還數度搭救軟弱的劉兆虎，使他免於被國民黨視為逃兵的處決，從共產黨判反革命重罪的牢獄脫身，甚至不惜變賣家產、血液與身體來醫治他的肺癌。
姚歸燕悲慘的命運，可以用「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形容。她匍匐於戰亂的泥淖中，幾度生死一線，雖然能遇到貴人搭救，但悲哀與殘酷總如影隨形，最終一生仍無法逃脫病魔，但她化作春泥，依舊奮力以殘花的香氣、以泥土的寬厚勇敢地承納生長的萬物。
張翎在《勞燕》中為姚歸燕起了三個小名，也象徵她不同的面貌、形象與人格。在劉兆虎眼中，阿燕是他永遠虧欠與負疚的妻子；在比利牧師口中，聲聲呼喚的斯塔拉（Stella），是為他照路的星星；而在情人伊恩心中，念念不忘的溫德（Wind），是掀起他心中漣漪的春風。戰爭把三個善良的男子帶到她的身邊，以燕子、星星與風為她命名，情愛糾葛，難分難解，而和平偏偏又使四人分離，徒留遺恨。張翎透過伊恩的口中說出：「戰爭是一個世界，和平是另一個世界，兩個世界各自有門，卻不通往彼此。」道出了箇中最大的無奈，也無意斷言誰是誰非了。
★父權暴力不下於侵略者
照理說《勞燕》既然主要是寫姚歸燕，張翎絕對熟悉女性心理和生理體驗，但她刻意讓三位男性來敘述故事主軸，不進入女主角的內心，如是的書寫無疑是帶著腳鐐手銬跳舞，評論家花宏豔就指出：
阿燕從來沒有向讀者呈現過她的內心獨白和意識流，也從來沒有反駁過他們三個人的敘事。這種反向敘事的方式正暗合了女性作為「第二性」、作為歷史的他者的事實。
可見張翎迴避了女性小說家鬼魅書寫中常見的「陰暗複本」形式，無論是英國的哥德式恐怖小說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e Brontë，1816～1855）、瑪麗．雪萊（Mary Shelley，1797～1851）、伊麗莎．加斯克爾（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等的幻想文學作品，或如美國黑人女作家童妮．摩里森（Toni Morrison，1931～）1987年出版的《寵兒》（Beloved），她們無不召喚女性亡靈，在古堡、莊園或蓄奴農莊重返陽世，控訴父權社會的理性、邏輯與宰制，申辯前世冤屈，斷絕羞辱的感受。張翎反其道而行，以更為中性的角度與視野，放下女性作家的角度，悉數招來男子的魂魄，以男性視野控訴父權的殘暴，無疑帶來更大的震撼力。
相較於侵略者的殘暴與獸性，姚歸燕最難以掙脫的是父權傳統無所不在的欺凌與歧視。她傷癒回村後，村中的男子認定失去貞潔的女人，人人都可欺負，於是瘌痢頭把阿燕按倒在樹林裡，企圖糟踐她；牧師比利兩次搭救阿燕，透過西醫醫術與基督教義，安頓她殘破的身心後，部隊中的小兵鼻涕蟲竟持村人同樣的想法，試圖猥褻她未遂。小說中最動人心魄的一個段落，莫過於她舉發鼻涕蟲卑劣罪行時，阿燕勇敢面對最深的羞恥，直白說出自身的遭遇，說完後吶喊著：「就這點事，我都說完了，看你們還剩下什麼可嚼舌頭的？」顯然傷人的不僅僅是男子粗暴的犯行，更可怕的是從舌尖飄飛耳際的謠言與偏見，阿燕知道，「她縱然割去了兩隻耳朵，她依舊能聽得見一個聲音在空中浮游」，無止無休，無論是劉兆虎的母親、廚子的太太都以女性的身分，再三傳布臆測與謊言，傷害力不下於男子的咆哮與拳腳，成為故事中最為凌厲的加害者。
《勞燕》有別於以民族精神賺人熱淚的抗戰小說，張翎在控訴侵華的日人時，也大力挖掘村莊裡陰暗的人性，因此劉兆虎的從軍，固然是要殺敵，終極目標是要用生命來洗滌阿燕的恥辱，用死逃離一個迎娶不是完璧之身女子的羞辱婚姻。張翎藉由男主角不斷的反思，困頓與無法逃脫的傳統桎梏，更彰顯出在戰火、歧視、恐懼中的姚歸燕，總能夠用寬厚、勇敢與充滿同情心的情感，面對千瘡百孔的人生。張翎確實一反女性作家在顛覆父權時，經常刻意動用女性特質中歇斯底里、斷裂、不穩定的情緒，或是在對話與語言上跳躍、流動、碎裂，而是改以更為局外人的視野，書寫堅強女子身上高貴的人性光芒，不得不讓人思及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1965～）在《燦爛千陽》（A Thousand Splendid Suns）裡塑造的萊拉。
讀者於當代女性鬼魅小說中，早已習慣作者展現身體與肉慾，甚至戀屍成癖。張翎卻在《勞燕》中顯得異常節制，反而創造出不少動人與聖潔感的抒情時刻。
在姚歸燕與伊恩情意相投的描寫上，張翎專注在寫女子當下異常美麗的表情，身體接觸完全省略，只由伊恩在一封沒有寫成的信中說：「羅曼‧羅蘭說過奇蹟是到處有的，好比石中的火，只要碰一下就會跳出來。我們萬萬想不到自己胸中有妖魔睡著……」細細閱讀，當能會心一笑「妖魔」一詞所指的旖旎。同樣的，在劉兆虎於一九六○年代的煤礦牢獄中歷劫歸來，阿燕以身相許的情節上，張翎只讓劉兆虎說：「半夜的時候，一個柔軟的身體爬上了我的床，用她的嘴唇，她的手，她的身子，把我從一個三十歲的童男子，變成了一個剛剛誕生的男人。」接著細寫劉兆虎像認錯孩子一樣地痛哭，阿燕如母親一樣拍他背，對照床笫之事敘事的簡要，反而增強了阿燕寬容與聖潔，令人動容。
阿燕的母親形象，也展現在為鼻涕蟲收殮屍身的情節中。原本仇恨不共戴天的兩人，在鼻涕蟲壯烈犧牲，身首異處，阿燕以細針展現了巨大的寬恕與愛，密密把肢體與頭顱縫合，「鼻涕蟲枕靠在女孩腿上的樣子，看起來像個賴在大人身上不肯起床的半大孩子，而女孩臉上那個溫存而耐心的笑容，則像是一個在哄淘氣的孩子入睡的母親。」張翎把鬼魅書寫中常視為不潔、憎惡或卑賤物（abjet）隱喻的屍體，寫得如熟睡的少年，姚歸燕充滿悲憫的一針一線，將她的寬容昇華為美感，使讀者不再恐懼直面死者，這正是文學穿透黑暗，散發人道光芒的抒情時刻。
★還魂的稻田海軍與飛燕
張翎酷愛閱讀紀實文學，對傳記、回憶錄、新聞、方志和地圖的興趣都不比小說低，這使得她在《勞燕》中重寫歷史時，雜揉了三種文體：物語、文件與口述歷史（oral history），藉以重新梳理鄉土認同、歷史記憶乃至真實與虛構等重大課題。如此前衛敘述手法的小說在中國大陸發行後，短短不到半年期間，就接連奪下了多個銷售榜、評論榜以及重要的網路平台年度選書。大眾讀者能接受一本重寫歷史的翻案文章，確實是讓人感到雀躍不已的好消息。特別是在影視戲劇《烈火紅岩》、《潛伏》、《偽裝者》、《北平無戰事》與《風箏》當道，抗戰與國共內戰歷史還是處處禁忌與偏見的時刻，《勞燕》能洗刷「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汙名，讓張翎帶著大批讀者走向玉壺，像一股清泉，洗滌塵封已久與腥風血雨的往事，為姚歸燕與稻田海軍招魂，令人擊節讚嘆。
記得在2016年冬日的來信中，張翎提及《勞燕》是「戰爭三部曲」的第一回，她將不斷拆解與詮釋戰爭的意涵，更為深入探索戰爭的印記。牧師比利在全書最後說道：
那是所有人的戰爭，也是每個人的戰爭。我們把戰爭龐大的身體肢解了，每個人手裡都捏了小小的一塊，於是，它就成了一個人的戰爭。
這是我們做的自由抉擇，我們都必須為手裡那小小的一塊付上全部的責任和代價。
可見張翎以鬼魅曲折反映世情，既寫戰爭天翻地覆的摧毀魔力，又彰顯人性的千瘡百孔，原來她所關切的戰爭不僅只於戰場的槍林彈雨，更包括了烽火下猖狂無比的人性戰鬥，每個軟弱的人總以身不由己卸責，實則終其一生，總是要為自己的戰爭失利負責。
當月湖的故事說完，四個主角受苦的記憶洶湧而出，相信唯有得到世人的正視，爭戰創傷才有結痂的一刻，苦難靈魂才有安息的一天。至於牧師比利為姚歸燕的祈禱是否能夠除盡人性與歷史的迷魅？我想應當絕無可能，一切就有待張翎繼續提出新作，趕在集體失憶症還沒席捲世人之前，喚回更多即將在歷史與戰火中消逝的身影。（本文收入《勞燕》繁體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