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滿的原則 ⊙ 柯裕棻
大約一個月前，我居處附近的二十四小時超級市場開始在賣場內放起過年的音樂，不論一天之中任何時候去買東西，都會聽見「咚咚咚咚兒鏘」的賀年歌曲，不厭其煩一遍又一遍，機械化的鑼鼓聲已經聽不出一點歡樂的氣氛。當然，如果不這樣反覆播放賀年音樂，其實這一天和尋常日子的每一天也沒什麼兩樣，只不過如此提倡過年到極端絮叨的地步也著實令人吃不消。只要在那種地方滯留超過一定的時間，接下來就會彷彿被洗腦了似的，整天都甩不掉腦子裡循環播放的幾個音節，我經常疑惑一天工作八小時的員工聽這些一成不變的音樂會不會頭皮發麻。
我很少上超市，即使去了也都只買固定的東西，非常不願意在賀年音樂裡逗留太久。不過每回開始播放一首我小時候非常喜歡的小曲子，就不自覺想笑，那曲子開頭是這樣的：「過了那個大年頭一天，我和我那蓮花兒妹妹去拜年。」這首歌我始終不知道曲名，也不知道接下來的歌詞，可是這白描的開頭相當有意思，而且蓮花兒妹妹這概念不知道為什麼讓我想起一件粉紅碎花的棉布小襖子，斜襟滾小紅邊的。小時候過年我經常反覆唱這兩句詞，像唱片跳針絲毫不嫌膩煩，一直唱到大人都受不了了，出聲喝止我才作罷。
也許過年就是這樣一個時節，它的理想就是什麼事都可以做到滿出來做到極端，做到每條魚都吃剩，每只缸裡都有米，每張桌子都坐滿，每張嘴都塞實，每個小孩都不知天高地厚。
講起過年，人人都說小時候的年過得比較愉快，長大了就提不起勁兒過年。這樣說當然有道理，小時候有太多期待都在過年那幾天發生，放寒假悶頭睡覺、大掃除玩水、買新衣服、拜年拿紅包、放鞭炮、玩拱豬、大吃火鍋、胡亂吃甜嘴零食。一切不知節制的放肆都被允許、被容忍，甚至由大人帶頭起鬨。即使不小心打破東西只要喊聲碎碎平安就沒事了，即使天天熬夜玩牌看電視也不受管，而且第二天依舊自己心甘情願起早。嗑瓜子就嗑得唇燥，大魚大肉吃得飽脹，喝茶喝得完全睡不著，放炮仗也放得兩耳發聾。一切行事都做到了放縱極致的境地，可是全都合情合理。
大概因為爺爺特別講究，小時候家裡過年是件大事，全照老規矩來，除了祭祖磕頭已經省略之外，其他的情節竟然和文化教材課本裡描述的差不多，那些擺設和過程幾乎像樣板。年夜飯桌上，每道菜都有個諧音的好名字，所有能夠想到的南方北方的吉祥菜色一應俱全。客廳裡擺著水仙花，旁邊堆著紅豆年糕和一壺甜茶，糖盒子裡填滿玫瑰瓜子和合桃糕，一旁疊著椪柑，不遠處掛著臘肉香腸和火腿，還有一隻正在風乾的肥雞。現在想想，那景象真是台灣才有的「南北合」的文化特色。爺爺穿三件式西裝，小孩穿紅衣或金色的棉襖，門前兩盆斗大的金黃菊花，春聯一定是一對加上橫披，福字和春字當然倒著，而且還得是我磨的墨爺爺寫的字。全家照例站在院子裡拍大合照，完全是安身立命規規矩矩的姿勢，拍完了這張照，小孩就可以無法無天去玩了。「年」果真是怪獸，它特別照應家庭族譜上下兩個極端的人－－它給小孩和有兒孫的老人帶來特別的歡樂。
當然，要造就這歡欣的一切，母親大概從臘八開始就一頭栽進廚房裡忙亂，而且天天出入菜市場大肆採買，我也陪著把一籃一籃的食物往家裡搬，往冰箱塞，往桌上擺，往牆上掛。總之，過年哲學以誇張完滿為主要的形式原則，一切貨品務求滿溢，不可漏缺；一切人員都有家族角色位置，一定到齊。這些叫做傳統或習俗的規矩倒是折騰我母親不小，每回過完年她總要累得躺幾天，玩樂這事她從來沒份。等我們都長大離家了，過年這事才漸漸變得簡單，但也失去了某種因為形式而豐富的意義。最近幾次過年，母親都覺得有些不夠味是在我們還沒南下返鄉之前就頻頻詢問，妳們過年想吃什麼，而我們真心的，於答案也就是小時候常吃的那幾道菜。如果可能，母親做的炒米粉我大概可以連吃一個月絕無貳心。
隻身在國外求學的時候，當然沒有陰曆年可過，而且二月初正好開學沒多久，雜事很多，留學生多半沒心情過年，最多就是大雪天裡幾個朋友約了某個近除夕的週末開晚餐派對，撐起過年的氣氛。這種晚餐當然是一人負責一道菜色，手藝好些的做大菜，差些的就煎蘿蔔糕或煎餃子，完全沒法開伙的人帶酒，而且有人連尚朋堂的電磁爐和康寧鍋都從台灣帶來，煮火鍋剛好。人來人往出入廚房端菜端湯，大聲吆喝，倒也有種人丁興旺的熱鬧景象。我們那城地處內陸，牛豬羊肉極便宜，但是魚蝦都貴，整尾海魚的價錢更是離譜，所以魚的部份都以一片不見首尾的烤鱈魚排充數。魚以外的其他貨品則一定有人有辦法弄到手，有些同學家裡不斷從台灣寄包裹來，連乖乖或者麻花糖香蕉飴這種東西都補給充足。
有一年過年朋友來訪，帶了兩只行李箱，其中一只全塞滿了年節零嘴和泡麵，非常有義氣。當天晚上好朋友聞訊全數到齊，幾個人開一桌麻將，幾個則泡茶聊通宵。這時候，忽然有人拿出一張賀年音樂CD說，增加氣氛吧。熟爛的「恭喜恭喜，恭喜你呀」簡直讓大家笑翻天，原來這首歌不知不覺中已經完全成為台灣過年文化的一部份，有人擺出跳加官的姿態，有人裝模作樣地打躬作揖，大家竟然一字不差地大合唱把那首歌唱完。
留學生活的難題在於，再熟的朋友也會因為畢業或工作而來來去去。大約在博士班第五年的時候，日常往來的好友僅剩念科學史和念思想史的兩個人。我們三人的個性都有點悶，鬧不起來，而且臨近畢業壓力，平常聚頭就只討論論文和工作機會，偶而抱怨學校或圖書館。我們最後一次一起過年是在我論文終於口試過後的某一天，我到思想史的住處吃飯，她煮了一鍋湯和幾道菜，而我那陣子為了口試筋疲力竭，所以什麼多餘的東西都沒有，科學史則照舊帶來一瓶酒。那頓飯有些終點的意味，一點喜氣也沒，大概因為大家都要四散了，大
人也為了前途心事重重。真到極限的，只有我們唸書生涯的精神消耗。飯後喝酒的時候，思想史談起工作的狀況，科學史則開始擔憂論文最後兩章的進度，我則是第二天就要辦離校手續。後來科學史就說，這真是，哎，急景凋年。那一年果真非常匆促，那天晚上我們散了之後，我離開美國，大家各奔前程，再也沒有機會聚在一起吃飯。
過年是這樣一種完滿的時節，所有的物品和活動都有特別的結束和開始的意義，大家在儀式的氣氛中完成好的收尾和起頭。如果脫離了傳統家族關係，年就過得略顯得冷清；少了豐裕的食物貨品，氣氛就顯得單薄。若不放肆地玩樂，或者沒了那些充滿象徵的金光閃閃大紅大綠的俗氣小玩意，那幾天假期其實非常乏味，而且街景稀鬆平常像隨便一個星期天。因為有了這些覺得累贅荒謬的吉祥小東西、疲勞轟炸的賀年音樂，還有令人疲於奔命的返鄉大事飲食小事，充塞在過年這個活動裡，人人都在冷風裡為了年節事務瞎忙。於是，天地悠悠之間，活著就不再冷颼颼，反而有種切身磨蹭的溫暖。一切事物因為瑣碎擁擠至極，溢了出來，忽然就有了完滿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