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代的路人甲／黃春明
一個人的記憶最深刻的童年，當他處在當下大時代的舞台上，他的角色最多是一個路人甲而已。我是二年級四班，在我莫名其妙的當了路人甲之後，從童年到少年的這一段時間，世局的變化之快，讓成人感到措手不及，而讓我們這階段的小孩，感到有點緊張熱鬧有趣；大概是除了出生地的自然認同之外，對社會和國家民族的情感，也尚未完整的形成。
台灣過去是日本最早的頭一個殖民地，也是時間最長，頭尾有五十一年之久。這樣一段長時間，已變成兩個世代人的經驗，其中受到最大的影響和洗腦的，是大部分的第二代。他們一出生落地就在日據時代的台灣，並且到了日本人引起太平洋戰爭時，有二十萬的台灣青年，被徵召當軍伕分配到中國、菲律賓、東南亞和新加坡等地的戰場。這些受皇民化軍國主義洗腦的青年，當他們從接到召集令，到離家踏上征途時，在各地的火車站和出海港，看起來是那麼亢奮激昂，送行的人也熱烈揮旗高歌，不過整個氣氛是悲壯的。難怪，後來日本天皇透過大本營放送廣播，在各地有收音機的地方，聚集大批老老少少的人，當天皇發表無條件的投降時，日據經驗的笫一代年長的人，和第二代年輕人的反應就極端異樣；年長的不只覺得慶幸，口裡還大聲喊著：太萬幸了！可是被殖民完全洗腦的一部分年輕人，卻和日本人一樣，一聽日本天皇玉音放送時，馬上立正聆聽，一聽到是戰敗投降，他們就哽咽哀傷起來。長輩的老人一看，叫醒年輕人說：你瘋了！我們贏了，你哭什麼？！
回過頭來說美軍空襲。美國的飛機B-24、兩個機身的P-38，開始來轟炸和掃射；當時的飛機，全是螺旋槳的。日本人發動老百姓當公工，在宜蘭建造機場，供神風特工隊當基地，那些勞工都是被迫的。空襲期間，小鎮上的學校和公園到處都挖建大防空壕，住家前後是小防空洞。老百姓大大小小，都得備帶日本人叫它防空頭巾的東西，那是鋪棉的帶有帽舌連肩的護頭。到了晚上，每一家的電燈，都得用黑布做的燈罩遮光，如果燈光外漏就受罰。很多住在街上的人都疏開搬到鄉下去，學校也都停課，但小學中高年級的學生，由大人帶到靠近山的溪流，去搬人頭大小的石頭回學校，再由軍卡運到海岸線，去做碉堡。因為有一說，說美國的反攻要先拿三面環山，東面太平洋的蘭陽三郡。那時我長了腮腺炎，一個小臉腫脹得像豬頭皮，臉上塗滿了阿嬤的民俗療法的土蜂窩拌醋，去向日本人的級任老師請假。老師不但不准假，還出手摑了我一個巴掌。
這個時期日本政府列為非常時期，所有的物資都得供應軍方。例如要所有學生，拿家裡的任何金屬用品，繳交給學校。那時繳交香爐和燭台的最多，因為日本人不准許台灣人點燭燒香拜傳統的神明和祖先公媽，所以銅或錫鑄的香爐和燭台就用不著。我當時繳交的是，我在玩的腳踏車的輪框，它是鐵的。同時因物資缺乏，食米、油和豆腐等等都用配給，需要拿戶口名簿排隊領取。黑市也在這個時候竄起，專門抓黑市的警察叫作「經濟」警察，買賣黑市的人就成了經濟犯，他們一旦被抓到，就帶回派出所拘留灌水毒打。我家阿公就為買一斗米也被逮。
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小鎮街上騷動起來；到處都在找日本的警察，特別是抓黑市的經濟警察，還有在學校較兇惡的老師，一抓到就打。這一天更吸引人注目的是，當時所謂的華僑都是福州人，他們大部分的工作有開理髮店、裁縫、廚師，也就是當時的人說的，福州人三把刀：剃刀、剪刀和菜刀。那一天好快，他們一獲悉日本投降，馬上在他們家的門口，把壓藏在家裡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掛起來透氣；因壓倉壓得太久的關係，每一面國旗的壓痕都壓死了展不平。但這一點都不傷大雅，它仍然吸引著許多觀眾。我幾乎跑遍了那幾家看國旗看熱鬧，看到連傍晚吃晚飯都差些忘了。阿嬤責問我為什麼玩瘋了，連吃飯都忘了。我告訴她我去福州人他們家看國旗。阿嬤問我國旗長得什麼樣，用說也說不清，我找蠟筆畫給她看。阿嬤是一個手輕腳快的人，她晚上找來青紅白的布片，不到一個鐘頭就縫好國旗。第二天，天一亮就叫我的阿公把國旗掛起來。可是國旗的比例不對，還有十二道光芒也少了四道，它照樣吸引人來觀看，就是沒有人指它說有哪些地方不對。
沒幾天，在各族群，閩南、客家、原住民、平埔族、華僑福州人，還有日本人，其中最優越感的日本人，一下子變得像縮頭烏龜，而最保守的福州人，一變，變得十分威風。特別是青年的朋友，他們頭上斜戴船型帽，手拿著童子軍棍棒，自稱三民主義青年軍，在街上巡迴維持無政府狀態的社會秩序。很多人是在這個時候才聽到三民主義這四個字；有人問什麼叫作三民主義。有人回答，說只要三個人說好就好。有人認為這比日本人的軍國主義好多了。日本人哪有我們好。嗯！三民主義好。
中國時代來了，不能講日本話，要講中國話。沒問題，街上的福州人，有人開起國語講習班；遺憾的是福州人的腔調特別，像是話含在口中鼻音又很重。更荒謬的是，幾天前被迫要學日本話的老人，他們好容易才學會日本的五十音；アイウエオ，一下子又要改學ㄅㄆㄇㄈ。同時漢字的讀音教學也興盛起來，三字經漢語讀音；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還有百家姓、昔時賢文、人生必讀、唐詩等等，這些學堂大部分都設在廟寺邊廂，廟寺的香火也跟著鼎盛，榕樹下的講古仙，重新把三國誌、封神榜、廖添丁統統再亮出來，路邊的打拳賣膏藥，擲骰子，原有的民俗文化也一項一項出籠。這些對我們小孩子來說，沒有什麼叫作無聊的日子。
1949年國軍撤退來台，當時的口號除了殺朱拔毛、反攻大陸，拯救大陸同胞之外，就是保衛大台灣，歌也那麼唱。我們小鎮也看到國軍了，他們整隊遊街，百姓手拿小國旗沿街揮旗應該是歡呼，可是一下子好像少了那一份該有的勁。在大家的心目中，軍隊整隊遊街，應該看到他們的整齊劃一，精神抖擻。然而，老百姓看到的是，服裝不整，連綁腿都鬆垮拖地，還有難得一見的是除了背槍之外，肩上掛一把傘。
年輕人疑問：「怎麼會是這樣？」
老年人說：「你們都不知道？他們經過八年抗戰，看他們多辛苦啊！」年輕的還是有疑問：「那肩上掛的雨傘幹什麼？」「這你們就不知道了！這把傘在巷戰的時候，撐開了就可以從樓上跳下來啊。」老人這麼回答。
軍隊進駐小鎮一個禮拜，發生的事情可多。有三、四起美軍十輪卡平白壓死人不顧。語言不通，在菜市場買菜引起糾紛，帶隊打人。找三民主義青年軍來評理也理不直。更誇張的是，紮營在學校的軍隊，他們竟用學生的課桌椅，當柴火燒。我們小孩子覺得好玩的事，他們到菜市場最喜歡說辣椒，因為他們一說起辣椒，其諧音很像閩南話指的小GG。
世事多變，接下來通貨膨脹，舊台幣四萬換一元新台幣、二二八、白色恐怖，匪諜就在你身邊，真的，我的老師，我們的親戚朋友也被抓了；有匪諜嫌疑的，有思想問題的，抓去哪裡也無從聞問。就在短短的十多年，台灣搞得天翻地覆的同時，唯一沒有變的是台灣的貧窮，光復前、光復後都一樣。
我們常在競選場合，聽到候選人說：呷台灣米大漢！是吃台灣米沒錯，但在光復前後一二十年，因貧窮的關係，三餐吃米飯的人少之又少，吃地瓜番薯多於米飯的倒是很普遍。小孩子同學之間，搶著同學的便當曝光是常有的事，有同學的便當只帶小番薯三四條。由於吃番薯普遍，放臭屁和放屁聲隨時可聞。天冷的時候，窗戶緊閉的教室，一有人放屁，接著誘發幾個人連發之外，就是笑聲哄堂，老師大叫學生打開窗戶，接著找屁主。沒人認帳，學生我指你、你指我地指個不休。如果在家裡有人放屁不認帳，小孩子就一個挨一個指著點唱放屁歌：點鑼點叮噹，誰人放屁彈閹公……最後指點點到誰，誰就是屁主。這支童謠閩南客家都有。在白色恐怖時代，有很多歌曲禁唱，放屁歌警備總部並沒禁唱，但有一天竟自然地絕響了，原因很簡單，因為台灣不必吃番薯過日子了。
當時大家都很貧窮，可是勤勞節儉的精神習慣，還有孝道等等的普世價值也沒變，在這樣的情形下，各社區，各村落，彼此認識，人與人的關係不但和諧還有互相幫助，拿今天冷漠的社會相比，到底哪一個時代比較文明，哪一個時代比較進步？以上是我作為那個時代的小路人甲，所看到的點點滴滴，教我說起來也零零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