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系列】四十年來家國──懷念李雙澤
音樂、繪畫、文學,李雙澤被譽為「多才多藝」,但是,我想他只是一直想借各種形式的語言思考自己、反省自己,和自己的限制對話,和自己的偏執對話,走出知識分子狹窄的世界,走到群眾之中,跟廣大的人群一起唱歌,歡呼出熱愛生活的歌聲……
2017年九月是李雙澤逝世四十周年。許多悼念和懷念的文字,許多媒體訪問、紀錄片拍攝都在上半年推出了。時隔四十年,台灣改變很大。能夠記得李雙澤的名字的,大概都有一定歲數了吧?
如果是年輕一代,二十歲、三十歲,李雙澤去世的時候,他們還沒有出生,他們會知道李雙澤嗎?他們應該知道李雙澤嗎?
2017年十月,我和胡德夫做了一集訪問,談一九七○年代的台北,談四十年前中山北路的哥倫比亞咖啡屋,談那個當年緊鄰美國大使館的搖滾樂餐廳,胡德夫在餐廳駐唱,理所當然,和一般歌手一樣,唱著當時美國流行的搖滾、鄉村歌曲,唱著巴布‧狄倫。
然後大約是1976年吧,忽然一個人出現了——李雙澤。他也在餐廳駐唱,聽胡德夫唱歌,聽完歌,看著胡德夫,問他:「你是原住民?」(那個年代很少用「原住民」,我想雙澤用的或許是「山地人」。)
胡德夫的長相形貌看得出來,是很典型的台灣原住民。但是在一個唱美國歌曲的餐廳,不管從哪來,每一個歌手,漢族、美國人、菲律賓人,都唱美國流行歌,習以為常,並沒有人在意歌手是哪裡人。
胡德夫有點納悶,這突兀的問話有什麼意思呢?
他回答說:「是啊。」
李雙澤又問一句:「哪一族?」
「卑南族。」胡德夫說。
「那你可以唱一首卑南族的歌嗎?」李雙澤問。
四十年之後,胡德夫回憶這件事,彷彿依然充滿迷惘,好像當頭一記悶棍——
「為什麼要唱卑南族的歌?」
「為什麼要在一個唱美國歌的地方唱卑南族的歌?」
也許島嶼要用四十年的時間來思考李雙澤丟出來的問題。「我是誰?」「我渴望如何活出自己?」
胡德夫疑惑著,然而他想起了媽媽從小唱給他聽的歌。他彈起吉他,回想著母語的歌,一句一句,他唱了。他說:好熟悉的歌,又好陌生。
餐廳裡的人忽然都靜下來,在慣常聽美國歌的地方,沒有人懂卑南語,但是都專注地聽。唱完,大家歡呼,鼓掌,胡德夫說:好像畫家席德進還高興地跳起舞來了。
胡德夫認識了李雙澤,變成好朋友。
這些故事今天青年一代會知道嗎?這些故事青年一代會有興趣知道嗎?這些故事,應該讓今天青年一代知道嗎?
如同在陳映真走了以後,我常常想唸他的小說給青年們聽。〈我的弟弟康雄〉,「鄉村教師吳錦翔」,我一個人讀,讀出聲音,還是像小說裡那個自覺「愧疚」的姊姊,一面讀自殺了的弟弟的日記,一面哭啊哭的泣不成聲。
〈六月裡的玫瑰花〉,陳映真寫的正是那個年代的中山北路,美國大使館,許多酒吧,越戰來台灣度假的大兵,摟著瘦瘦小小的台灣女孩,那個年代有多少「原住民」少女被迫離開部落,在都會酒吧賺錢,用身體「安慰」著戰爭中焦慮恐懼瀕臨崩潰的美國大兵。
然後一年間,發生了許多事,淡江校園的李雙澤事件,在當時校園習以為常的美國熱門歌曲演唱會場,提出了可不可以「唱自己的歌」的呼籲。李雙澤在淡江大學附近跟一些青年實驗性過一種「公社」生活,那個地方叫「動物園」,可以望見大屯山,不遠是淡水河,好像常有雞鴨跑來跑去,各個不同科系的老師學生都串來串去,胡德夫、楊祖珺都是學生,我當時在建築系兼任一門課,也認識了李瑋民、林洲民,以及後來小說寫得極好從事社運的吳永毅。
因為就近,每次去淡江上課,大概都會繞到「動物園」,看雙澤唱歌,他正在寫〈美麗島〉〈少年中國〉、〈老鼓手〉,〈小朋友你知道嗎〉,在他1977年9月7日救人溺斃之前,他寫了十幾首歌,為他「唱自己的歌」做了具體的實踐。
然後,李雙澤死了,留下四十年來許多眾說紛紜的故事,沒有解釋,沒有辯白,沒有結論。
1977年我正在主編《雄獅雜誌》,也因此有機會整理李雙澤許多寫給朋友的信,對這個當時初識沒有多久的朋友有了更多了解。
李雙澤或許從來不是一個結論,隔了四十年,李雙澤對我來說是島嶼開始思考的起點。
〈美麗島〉引用了連橫《台灣通史》序裡的兩句話「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這首歌歌頌島嶼的海洋、土地、自然,許多人都喜歡。但是,李雙澤有一位好朋友莫那能,莫那能是排灣族的優秀詩人,他也聽〈美麗島〉,聽到「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他若有所思,他說:「你們漢族『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我們原住民就流離失所。」
這是四十年前的事了,李雙澤據說為此生氣,跟莫那能吵架鬥嘴,但是他們是好朋友,是熱血的哥兒們,李雙澤如果還活著,我想他會站在原住民一邊,為原住民被蹂躪到不堪的部落土地抗爭。
是的,島嶼的價值不是結論,島嶼的價值是一直在思考自己、反省自己的過程。
隔了四十年,李雙澤,或李雙澤那一代的青年,如果還有值得懷念的地方,如果還會被記憶,是因為他們面對自身的限制,不斷反省自己,也不斷修正自己吧。
李雙澤是菲律賓華僑,在台灣讀中學,他比那一代大多數青年有機會知道「什麼是殖民文化」,他也會比當時許多青年知道如何尊重少數與弱勢。
在他去世之後,整理他的信件,有些發表在《雄獅雜誌》上,看到他在紐約問自己:我在台灣唱巴布‧狄倫,別人說:我是台灣的巴布,但是,我到了紐約,巴布的地盤,我是什麼?
李雙澤流浪去了西班牙,在文化獨特的加泰隆尼雅,與當地工人一起勞動,工作之餘,看美術館,畫畫,也到街頭觀察示威運動。
他回菲律賓,思考華人移民在殖民地的歷史,寫下了獲得吳濁流文學獎的《終戰的賠償》。
音樂、繪畫、文學,李雙澤被譽為「多才多藝」,但是,我想他只是一直想借各種形式的語言思考自己、反省自己,和自己的限制對話,和自己的偏執對話,走出知識分子狹窄的世界,走到群眾之中,跟廣大的人群一起唱歌,歡呼出熱愛生活的歌聲。
李雙澤是獨派?還是統派?
四十年後,有一天,一個朋友忽然問我:「李雙澤如果今天還活著,你想,他是獨派?還是統派?」
我愣了一下,沒有回答,無法回答,因為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我不能替李雙澤回答,因為他生前也從來沒有給結論,他一直只是思考的起點。
島嶼何去何從?要這麼急於下結論嗎?要把自己的結論立刻強加在他人身上嗎?
記憶裡搜索一下,當時圍繞在雙澤唱歌的現場,可能有《夏潮》的主編蘇慶黎,也有當時在宜蘭為郭雨新選舉奮鬥的陳菊。他們都還年輕,各人有各人的信仰,但是當時一致的名稱是「黨外」,許多人解釋為「國民黨」之外,不,也許更正確的認識是「執政黨」之外,「威權」之外,「利益集團」之外。
如果不能回到「黨外」真正意義的原點,其實無從了解民主真正的核心價值吧。
李雙澤去世後,當年在一起唱歌的「朋友」走到不同的路上了。漫長的思考,漫長的反省,島嶼今天,有能力思考連橫《台灣通史》裡漢族的主觀意識,可以思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這樣動人的拓荒精神的歌頌,可能恰好忽略了另一個族群的受傷。的確,如莫那能所說:漢族「以啟山林」,原住民就開始「流離失所」。
四十年前,李雙澤和莫那能的對話,是不是仍然應該是今天島嶼青年思考和修正自身的起點?
2017年,執政黨的教育部,決定拿掉教科書裡連橫的〈台灣通史序〉。如果這是為了彌補歷史對原住民的歧視,那麼,同樣在2017年,我們不理解,為什麼,此時此刻,就在凱達格蘭大道呼籲「部落完整」的原住民運動,已經長達近三百天,卻仍然得不到執政黨回應?原住民的「領域完整」的呼聲還是如此被漠視?
同一個執政黨,在教育裡反省了漢族移民的剝削史實,為什麼不面對當前原住民的領域完整的正義轉型要求?
島嶼的「執政黨」,能不能思考自己「言」與「行」之間的荒謬矛盾?
馬躍比吼、那布、巴奈,在凱道上長達將近三百天的運動,我相信將是島嶼歷史上最和平、最有意義、最引人深思的運動。他們露宿街頭,不占領立法院,不為了自身政治利益,用最安靜的方法邀請各方面的人士,上課、演說,省視島嶼歷史,省視原住民四百年來被各個階段移民摧毀蹂躪的事實,他們唱歌、畫畫,提醒今天的部落仍然如何受財團政客的覬覦,傳統領域破碎,土地河流汙染,山被挖空,青年一代仍然「流離失所」。
這是李雙澤與莫那能對話的內容,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島嶼已經從一個「執政黨」到了另一個「執政黨」,許多當年的「黨外」,已經成為新的「執政黨」核心,然而,島嶼仍然有「流離失所」的人,勞工、移民、低收入青年、偏鄉兒童、沒有長照醫護的老人、殘障者、遊民、社會的邊緣人,「執政黨」會和誰站在一起?執政者「謙卑」的真正意義是什麼?
李雙澤的歌聲已經不是這一代青年的歌聲了,四十年過去,島嶼應該有新的歌聲,也許是莫那能的聲音,也許是巴奈的聲音,也許是那布像山林野獸被獵殺的憤怒吼叫,每次聽到,我都在想,這是李雙澤最想聽到的島嶼的聲音吧。
多年前,陳菊到北京,看到報導,她要求到「統派」的蘇慶黎靈前致意,她們曾經共同是「黨外」,那是「人」的原點,也是李雙澤時代許多人努力的核心價值吧。
【2017/11/16 06:00:03/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