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百年〉3之1】蝴蝶：百年新詩的起點 /陳芳明
1917年，胡適發表白話新詩的第一首〈蝴蝶〉，到今天已經走過一百年。那是文學革命的最初狀態。顛覆過去古典形式的各種形式，也要顛覆以格律為主的造詩手法……
胡適(中)先生出行訪問，副總統陳誠(右)等人親至機場歡送。 圖／徐宗懋圖文館提供
1917年，胡適發表白話新詩的第一首〈蝴蝶〉，到今天已經走過一百年。從現在的眼光來看，胡適的這首詩禁不起任何分析，也很難挖掘更深刻的意義。然而，那就是文學革命的最初狀態。所謂革命，自然是要顛覆過去古典形式的各種形式，也要顛覆以格律為主的造詩手法。真正的革命者，從來不會計較個人的毀譽，也從來不會眷戀過去的藝術成就。當胡適走出第一步時，並不知道未來的詩史會怎麼發展。當他寫出〈蝴蝶〉時，未曾驚動任何讀者，但那畢竟是革命的第一槍。
我在《台灣新文學史》特別強調，台灣所發展出來的現代主義運動，可以說是第二次的文學革命。以革命來定義台灣現代詩學的成就，自然有其微言大義。必須經過現代主義手法的象徵手法、文字濃縮、意象精煉，甚至可以抵達人的無意識世界。那樣的手法，當然不是最初的文學革命者所能預期。曾經投入文學革命的胡適，見證台灣現代主義的發展，似乎期期以為不可。尤其他勸告年輕人，不要追趕時髦去流行現代主義。他認為文學的要素有三：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動人，第三要美。顯然1959年的胡適，他的審美觀還停留在1917年的文學革命階段。當時《筆匯》出現了一篇端木虹的文章，題目是〈與胡適博士談現代主義〉。作者特別指出，「胡適博士曾領導文學革命，然而卻只革了舊文學的命，而沒有在領導新文學再向前邁進。看了胡適博士這篇談話，我不禁想起『我的朋友』胡適之，已經老了。」
胡適《嘗試集》，1920年3月出版，此書影為1920年10月第4版。 圖／本報資料照片
所有的文學發展，都是在推陳出新。寫〈蝴蝶〉時期的胡適，可以說是時代的急先鋒。當年他發表〈文學改良芻議〉時，特別強調白話文學的八個條件。一、須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須講求文法；四、不做無病之呻吟；五、務去濫調套語；六、不用典；七、不講對仗；八、不避俗字俗語。當年他提出這樣的主張時，確實是具有革命精神。因為他完全是針對古典詩到了末流時已經病入膏肓，無法用那種對仗格律的形式來喚醒人心。但是，當他面對現代主義浪潮迎面襲來時，似乎就完全放棄了革命精神。端木虹是尉天驄老師的筆名，從這篇文字已經為台灣文學史作了時代交替的證詞。
文學史的發展，從來都是從形式最簡單的階段，逐漸朝向繁複而瑰麗。今天回頭來看，胡適所寫的第一首白話詩〈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遠。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即使放在五四時期的新文學運動，這首詩事實上並未帶來巨大衝擊。但如果考慮到他所處的時代，當可理解他個人的勇氣。因為他不只是面對傳統詩人的議論，而且也還引來同時代知識分子的訕笑。身為文學史研究者，我還是要對胡適致以最高敬意。因為我們不能孤立地看待這首詩，而應該知道在他發起文學革命之前，清代末年還曾經穿越了一次所謂的詩界革命。這是由梁啟超最早提出的口號，但是真正獻身於詩界革命的實踐，則是黃遵憲、丘逢甲、夏曾佑。晚清文學到了末流時，顯然已經無法趕上一個全新時代的到來。尤其受到西方列強迭起的侵略，整個文學界顯然束手無策。當梁啟超開始提出新小說的改良觀念時，似乎已經強烈暗示一個全新時代就要到來。
西方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之餘，也帶來許多全新的器物。而這些機械槍砲的事物出現時，傳統時期的書生顯然無法理解。當他們親眼目睹輪船、蒸汽機、火車出現時，即使要使用舊詩的形式來批判，也找不到恰當的字眼來形容。傳統書生已經開始使用「巴力門」（parliament，英國國會），或「喀私德」（caste，印度種姓制度的階級），這些舶來品的音譯。具體而言，新的事物已經開始挑戰傳統格律詩的形式。尤其遇到比較長的音譯時，如德謨克拉西（democracy）或賽恩斯（science），傳統詩人就面有難色。這種口號到五四運動時期，更是震天價響。畢竟古典詩無論是絕句或律詩，都是以五言或七言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些新的觀念、新的譯詞，已經無法裝進傳統詩的窄仄空間。
胡適已經深深體驗了傳統詩學的窘境，如果不能從舊有的形式解放出來，中國文學的傳承恐怕會遭到更大的挑戰。胡適的〈蝴蝶〉，據說原來是以「朋友」為題。因此，這首詩既隱喻著愛情，也暗示著友情。雙宿雙飛，原是傳統文學裡對愛情的最佳詮釋。胡適則用白話文的蝴蝶，重新詮釋友情或愛情的意義。白話文運動的最初，對於數量的用詞還不準確。當年還未出現「兩隻」這樣的單位，胡適只能用「兩個」來表達。似乎可以想像，當時的讀者也許不會接受這樣的形式。而這也正是革命運動先驅者的宿命，所有的開創者都是犧牲者。後人踩在他們的軀體上，才能繼續前進。
文史工作者收集的「民國41年胡適送吳金玉手跡」。 圖／黃學堂提供
胡適終其一生都堅持以白話文撰寫文章，縱然他晚年在研究《水經注》時，也都是使用白話文進行研究也進行詮釋。因為他相信只有白話文才能讓所有的讀者接近，無論是小學畢業生或大學教授，都能夠讀懂他所表達的任何思考、任何意見。尤其在1928年，由新月書店所出版的《白話文學史》，更是令人動容。在書中，他不僅介紹了民間文學的重要性。尤其他特別推薦漢魏六朝民歌，這本書既然以「白話」命名，他對文學史的注意焦點都投射在民間所生產出來的作品。具體而言，他其實是要強調文化的創造或文學的革新，都有賴民間蓬勃的生命力。比起左翼革命者的教條思考，胡適確確實實扮演著革命者的角色。他所注意的白話，無非就是人民的語言。如果把胡適與毛澤東並列在一起時，似乎可以看出毛澤東事實上還相當眷戀過去舊有的詩詞。胡適敢於走出來，背對著整個龐大的文學傳統，單獨向全新的時代勇敢走出去。
1962年，胡適在中央研究院演講時，心臟病發去世。他所創造出來的新詩格局，後來就被新月派的詩人所超越。特別是徐志摩所創立的新月派，開啟了一個全新時期。徐志摩把英國浪漫主義詩學介紹到中國，而梁實秋則是把新月派的傳統介紹到台灣，並且也啟發了詩人余光中、散文家陳之藩，這兩位傳人都對胡適抱持最高敬意。余光中最早的詩集《舟子的悲歌》，曾經被譏為「豆腐乾派」，可以說是典型的新月派風格。但是後來余光中卻開啟了台灣的現代主義運動，與胡適或新月派的風格截然不同。陳之藩則始終敬佩著胡適，他的散文集《劍河倒影》是1950年代中期以後，台灣青年讀者的重要讀物。
1956年，雷震的《自由中國》與夏濟安的《文學雜誌》，聯合提名胡適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縱然只是提名而已，卻足以顯示胡適在台灣作家的內心，仍然占據崇高的地位。當年他寫出第一首新詩〈蝴蝶〉時，並未預見後來的文學史是如何開拓道路。直到晚年，他慢慢變得保守，卻無法否定他曾經有過的革命精神。他對台灣最大的貢獻並非是文學，而是他一生所堅持的自由主義精神，以及在學術上的實驗主義精神。百年回首，我們看到在歷史盡頭坐著一個龐大的影像，他的名字叫胡適。
胡適先生自美國返台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其夫人江冬秀女士前往機場接機。 圖／徐宗懋圖文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