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百年】唐德剛／親歷文學革命
五四這場推行白話文運動──尤其是以白話文為中小學「教育工具」這一點──其建設性和破壞性究竟孰輕孰重，最好還是讓在這個運動影響最重的時期受中小學教育的過來人，來現身說法。因為他們是這場「教育實驗」中的「實驗豚鼠」（guinea pig）。人為刀俎，我為魚肉；是禍是福，親身感受，最為真切。
筆者不敏，便生在「禍福身受」這一輩之中。所以近年來個人論胡之作雖然已寫了數十萬字，久思擱筆，然在劉紹唐先生和一些嚴肅批評指教的前輩、平輩和晚輩讀者們的鼓勵之下，稍有管見，仍不敢藏拙，也是這個道理。
請先從個人親身的感受說起：
筆者本人便是當年在「新學制」之下受教育的「小學生」之一。不幸我是個鄉下孩子。那時最近的「國民小學」距我家也在十里之外。上不了公立小學，就只好留在家裡，在祖父延師設立的「改良私塾」上學。由塾師分授英、漢、算三門功課。
先祖原是位「革命黨」，後來又是陳獨秀的好友和崇拜者。因而他在家中一旦當政，便把祖宗遺留的封建稱呼、磕頭儀式，全部豁免。可是他對我們這個「改良私塾」裡的「漢文」一課的教學卻十分「反動」：他規定我們要背誦短篇的古文選讀，作文也以文言為主，不許用白話。
啟蒙之後，筆者便在這個改良私塾之內，被「改良」了有七八年之久。我們的「漢文」也就從「床前明月光」，一直背誦到「若稽古帝堯」。最後連《左傳選粹》到《史記菁華錄》也能整本的背。那些故事都有趣而易解。我的同班「同學」，除了兩三位「實在念不進去」的表姊表弟之外，大多數的孩子，均不以為苦。最後在家中長輩的「物質刺激」之下，竟然也主動地讀起《通鑑》、《文選》等「大部頭」書來。
在我們十二歲的那一年春天，家人為要送我們投考初中，乃把我和兩位同年的表兄送入附近一所小學，插班入六年級下學期，以便取得一張「小學文憑」。
這所小學是兩位留美鄉紳籌款設立的。全校一半是新建的西式樓房，操場上「足籃排網」一應俱全，校舍內「圖書館」、「實驗室」也應有盡有。筆者等三個土孩子初入此「洋學堂」，真是眼花繚亂，自慚土氣薰人。
我記得我們小學之中國語班所用的教材，便是適之先生所說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我清楚地記得，我所上的第一堂國語課，便是一位黃慰先老師教的，有關「早晨和雄雞」的「白話詩」。那首詩的開頭幾句，似乎是這樣的：
喔喔喔，白月照黑屋……
喔喔喔，只聽富人笑，哪聞窮人哭……
喔喔喔……
喔喔喔……
那時表兄和我雖然都已經能背誦全篇〈項羽本紀〉，但是上國語班時，我們三人還是和其他「六年級」同學一起大喔而特喔。
在我們這個「畢業班」樓下那一間便是「初小一年級班」。他們的國語課，我也還記得幾句：
叮噹叮，上午八點鐘──了！
我們上學去。
叮噹叮，下午三點鐘──了！
我們放學回。
那時的小學生們念國語還有朗誦的習慣。所以早晨上「晨課」，晚間上「自習」，只聽全樓上下幾十個孩子們，一邊「喔喔喔……」，一邊「叮噹叮……」好不熱鬧！
小學畢業後，表兄和我又考進當地的初中。我記得初一國文班上也有一篇，大概是胡適之先生北大裡「成熟的學生」所翻譯的，俄國盲詩人「艾羅先珂」所寫的〈時光老人〉。我也記得其中幾句像是：
時光老人，滴答、滴答：
滴答、滴答：
無必要，莫奔跑……
表兄和我，又在這國文班上，「滴答、滴答」了一學年。
學齡兒童在十二三歲的時候，實是他們本能上記憶力最強的時期，真是所謂出口成誦。要一個受教育的青年能接受一點中、西文學和文化遺產，這個時候實在是他們的黃金時代──尤其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學習與研讀。這時如果能熟讀一點古典文學名著，實在是很容易的事──至少一大部分兒童是可以接受的，這也是他們一生將來受用不盡的訓練。這個黃金時代一過去，便再也學不好了。
如果我們把一些智力上能夠接受這些寶貴文化遺產的學齡兒童們的黃金時代，給「喔喔喔」或「叮噹叮」，叮噹去了，豈不是太可惜了嗎？
胡適之先生他們當年搞「革命」，非過正，不能矯枉，原是可以理解的。加以他們又都是一批高高在上的「決策人」，原不知「民間疾苦」。在他們大旗之下受教育的孩子們將來是「禍」是「福」，不是他們可以想像出來的。本來一個政策──尤其是教育政策──的成效如何，也不是應該可以從想像中得出的，它只有在長期實踐之中，才能找出真正的答案。
另外胡適之先生還有一條他沒有完全「證實」的「假設」，那就是文言文已經「全死」，它絕對不可與白話文在同一本教科書中「並存」。這句話是當時歐美留學生以夷比夏、想當然耳的老說法，因為在歐洲古「希臘文」、「拉丁文」確已「全死」。那些古文字原是當年希臘、羅馬「公民」和「士大夫」所通用的語言。可是後來希臘、羅馬不但亡了國，甚至亡了社稷。代之而起的卻是千百萬入侵的「蠻夷」（現代西歐白人的老祖宗）。原先那小撮希臘、羅馬的「公民」，早已自歷史上煙消雲散。入侵的蠻夷自有他們的蠻夷鴃舌之音。他們最後偷用一點希臘、拉丁字母就夠了（現在越南、菲律賓還不是如此？）。可是日子久了，方言進步了，夠用了，他們也就不再用希臘、拉丁這些死文字的「外國話」（foreign language）了。
我國的文言文是一種一脈相承、本國本土產生的應用文字。它和語體是有血肉難分的關係，它不是像希臘文、拉丁文那種「全死」的「外國文字」。孔老夫子在兩千五百年前發了脾氣，罵人「老而不死是為賊！」現在人民罵那些該死不死、禍國殃民的老頭子，用的還不是這一句嗎？你說它是文言呢？還是白話呢？
一千多年來，全國人民雅俗共賞的唐詩宋詞，什麼「床前明月光」、「清明時節雨紛紛」、「車如流水馬如龍」……是死文字呢？還是活文字呢？
寫長篇小說，當然以白話文最為適宜。但是那些以淺顯文言所寫的《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和《聊齋誌異》也有幾十年乃至於幾百年的暢銷的歷史。蘇曼殊的小說也多半是以淺近的文言寫的。那時的中學生幾乎是人手一冊，絕對是一部「暢銷書」（best seller）。以文言而寫暢銷書，這至少證明文言並未「全死」。
至於敘事文、紀錄文、政論文等等的寫作，則淺近的文言反往往比「純白話」更為生動有力！筆者幼年即時常聽到祖父的「清客」朋友們說要指導我們孩子們寫「報紙文」。及長讀各大報社論，才逐漸領悟什麼叫作「報紙文」。抗戰期間最具影響力的《大公報》，我們一日不讀就若有所失。如不敏記憶無訛，則抗戰八年中的「大公報社論」，就沒有一篇是用「純白話」寫的。能寫出那樣撼搖四億同胞心靈的「文體」，你能說它是「死文字」，不能做公共關係的媒介（public medium）？
總之每個國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傳統，和語言文字的特徵。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吸收他人之精華，剔除自己之糟粕，原是義無反顧的；但是我們斷然不可，因為洋人怎樣，我們一定也要怎樣。
洋人語文一致的道理，便是他們的傳統上沒有產生過像我們那樣簡捷的文言。為什麼因為他們沒有，我們也就一定要搞掉我們自己的極有效率的大眾傳播工具呢？在海外久居的中國知識分子都知道，我們如要舉行個英語（或其他歐美語）講演，我們可先把講稿寫好，由女祕書打得整整齊齊，然後上台照本宣讀，宣讀之後的「講稿」便立刻可付印出版。
中文講演可就不行了。講中文實在不能把每個字都在講稿上寫出來。寫出來了的講稿，也不應該不加刪減，便全部付印出版。這實在不是因為我們「口語」（spoken language）囉囉囌，而是我們的「紀錄文」（language for record; written language）太簡潔。捨簡潔而就囉囌，那算得是「進步」或「現代化」嗎？
近三十年來老實說，真正在執行胡老師囉囉囌囌的「純白話」的教導的，不是旁人，正是清算胡適最積極的中國共產黨。不信且拜讀拜讀他們的什麼「人大」、「黨大」的文件。蒼天！一位報告員上台，一報告便是四五個小時。然後「的、了、嗎、呀」地一個字一個字記錄下來。這篇王大娘裹腳布然後又一字不易的，發下去要全國人民學習。我們真要發個狠，把它讀掉，天乎！這哪裡是篇中文。它念起來彆彆扭扭，簡直是一篇蹩腳的俄文翻譯。
中共的作家們，太相信毛澤東的老師胡適之了，結果迷胡不化，把我們中國美好的語言傳統，弄成個那樣不堪一讀的、不三不四的東西！
胡先生告訴我：「共產黨裡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毛澤東！」毛澤東「寫得最好」的原因便是「我的學生毛澤東」沒有完全遵從他「老師」指導的緣故。
（摘自《五四新文化》，近日由遠流出版）【2019-04-28 06:07聯合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