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可以是溫柔的／郭強生
圖◎吳怡欣
圖◎吳怡欣
「您要我們把這東西留在她的胃裡嗎？」
N醫師指著裝滿黃色物質的玻璃罐，以攻擊性的口吻這樣問我。
我什麼都沒有回答。
N醫師在走廊上對我說：「天亮的時候，她頂多只剩下四小時的生命。我讓她重新活過來了。」
我不敢問他：為什麼？
──西蒙．德．波娃《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
就連能寫出《第二性》這部改變歷史之書的思想巨人，那個咄咄逼人，總是辯才無礙的西蒙．德．波娃，在碰上為她母親治療癌症的主治醫師時，都變得唯唯諾諾，敢怒不敢言，更何況像我們這種市井小民？
曾幾何時，醫院給我們的印象成了白色巨塔，不再是我們小時候在電影上看到的那個杏林春暖的世界？
在台灣還沒有幾間大型綜合醫院的年代，電影上的西方國家早把醫院打造得現代寬敞，一塵不染宛若高級旅館。身著白袍的醫師，看起來都如此沉穩冷靜，優雅又智慧。在1970年代黃春明的小說〈蘋果的滋味〉中，住在台北違章戶的掃街工，被安排住進美國軍方在台的專屬醫院，眼前的一切對他們一家人來說，跟進了天堂無異。
好像現代醫院就是一切文明的具體象徵，提供的不僅是身體上的醫療，它更像是一種信仰，光明終將戰勝黑暗的救贖之地，所有蠢動邪惡的疾厄在這裡都從此見不得光。
小時候多病，幼稚園時半夜因肺炎被送進台大醫院的記憶猶新，日後進出醫院的次數更是多不勝數，童年的我對醫院的感覺除了安心外，還帶著一種崇拜。醫生們具有的專業知識，猶如從宙斯天神手中盜來的那把救世之火，照亮著眾生的地獄。
直到國中時，我的志向都還是想成為一位醫生，不論是生物化學還是健康教育，都是我認真又拿手的科目。直到發現了殘酷的事實。當年醫科在大學聯招中被列在丙組，主科測驗還包括數學與物理，這兩科很不幸的是我的死穴，我才不得不接受了學醫這個夢幻的破滅。
現代醫療系統化的全面升級，也不過是二次大戰結束後才雨後春筍般地發展起來。想想人類這個物種在地球上已存活了幾十萬年，有病就掛號上醫院也不過是最近這一百年的事。人類的平均壽命因為醫療技術的突飛猛進而延長了，我們與醫師之間的距離卻變得遙遠了。
四十年前我記得，與醫生詳述自己身體的不適，回答醫生丟給你的一連串問題，仍是預期中的看診過程。
自新冠疫情之後，我們再看不見醫師的表情，全都藏在遮蓋住半張臉的口罩後面。四十年前我記得，我們還會偷偷觀察著醫師的微妙表情變化，在正式被宣判病情前，先從他的默不作聲或是輕抿嘴角中預判自己的吉凶。
如今，我們可能在診間外等候叫號花了一個小時，進去三分鐘後便手捏著一疊檢驗單又走了出來。走進診間時都無不盡可能表現得謙謹有禮，想到醫生要一天看診六、七十人，心情肯定不會好。給醫生留下一個不好的第一印象著實是不智之舉。
接下來的兩個小時便在如迷宮般的醫療大樓各樓層間奔走。抽血超音波X光是最基本的項目，等到回診看報告時，醫師的眼睛從未離開過電腦螢幕，果真很專注地在「看報告」。報告的數字比口述的病情準確，無須再與我們浪費唇舌。病人其實根本不需要看什麼報告，看了也不會懂。
運氣好的話，醫師會跟你解釋一下這個指數或那個指數代表的意義，多半的時候他們知道你回家會自己上網，各種術語的縮寫與藥物的成分功能，都能靠谷歌大神幫你回答。
但是，無論求診的過程與經驗愉快與否，沒聽說過哪個人矢言再也不上醫院。一旦出現病痛，還是寄望於遇見一個妙手回春的醫師幫我們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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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放榜的暑假，母親第一次被診斷出大腸癌。四十多年前，談癌色變的恐懼更甚於今日，但我對醫院仰之彌高的崇敬之心當年絲毫不受動搖。即使，在母親要動刀的前一晚，看著焦急的父親從銀行領出一疊鈔票，等待中間人來領路去拜訪執刀的主任，我都還相信有燒香有保佑。
次日，身形偉岸的醫師從開刀房步出的那一刻，至今仍深深印在腦海。那樣沉著寡言，跟家屬匆匆點一個頭，眼神幾乎是像父母對待年幼子女那樣慈愛，說了聲「都很順利」，就立刻如明星一般在其他小醫生的簇擁下，風一般地離開。我與父親相視交換了一個放下心中石頭的微笑，就差沒有跪地如恭送神轎過境般虔誠感恩。
但還是出了問題。口服的化療藥物如轟炸機在母親消化系統內投下強力火藥，在此之後母親腸胃吸收功能大受影響，從五十五掉到四十公斤的體重再也沒有恢復。
從美返國任教的第二年，母親在電話上告知自己子宮長了東西，是初期，我幾乎沒做他想便接受她準備去動手術的決定。是初期啊。但是原來主任說的腹部打兩個洞的手術，等到母親被推回病房時，卻變成了長達三十公分的縫線，我和父親只能對著傷口皺眉不捨，或許心中都有些懷疑但誰也沒開口，因為主任說切得很乾淨沒有問題。我們深信不疑，直到縫線傷口始終紅腫，每次回診也只是拿了藥膏。才偶然跟醫生朋友提到此事，沒想到對方立刻色變。
趕緊自費到另一家醫院照了當年很先進的正子攝影，出來的片子上母親腹腔布滿白點，癌細胞全面擴散了。拿著片子去那間頗負盛名的癌症專科醫院求診，腫瘤科女醫生當著我與母親的面宣判：這個沒救了，可以回去準備準備了。
記得與母親兩人搭了捷運從淡水回程的那一路上，誰也沒出聲，那是我此生感覺最漫長的路程。回到原來醫院，婦科主任再也不露面，轉掛腫瘤科，在醫生建議下，我們還是讓母親接受了化療。那是我此生做過最後悔的一個決定。
在最脆弱也最慌亂的時刻，看著母親又加碼了放射治療，情急下我對著放射科主任說出「救救我媽媽」後便痛哭起來。一切早已枉然，都只是後見之明。直到母親臨終前三天住進醫院，我還傻傻問主治醫師不是血液腫瘤指數下降了嗎？他的回答是，有時候指數過高根本就測不出來了。
沒有別的解釋了，好像是我的無知才讓事情演變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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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道不是我的無知嗎？時隔多年，在父母都已離開後，我才有了重新回顧的勇氣。
當時我聲淚俱下說出「救救我媽媽」的請求，我心裡究竟想要為母親爭取的是什麼？三個月？還是一年？或是以為只要不放棄，就永遠有治癒的希望？四十歲還不到的我，之前從未真正想過死亡會以何種方式帶走我的親人，更不用說自己又會被如何終結。
或許是因為母親第一次罹癌還算有驚無險，讓我以為治療二字的意義就是出兵收復失土，在生命這個戰場上重新插旗，這便是尊嚴與愛的真諦。
如果當時那個癌症醫院的女醫師能用另一種語氣，或是三十年前醫界已普遍接受安寧緩和治療的觀念，讓我們理解到我們不是放棄治療，不是坐以待斃，如今的我也許不會每回憶起這段時，都仍被吸進自責的黑洞。
當時的震驚並非全然因為母親癌症已進入末期，更多的是受辱與被拒絕的創傷感。如果我有更高的社經地位，有更多可利用的人脈資源，女醫師斷然不會用這樣的態度。紅包陋習或許已不復見，但醫療資源在這個資本主義的時代，分配方式仍是一張同心圓模型，有人離中心點的位置就是比一般百姓更接近。
看看疫苗短缺的那時，不要告訴我人人都是經過排隊苦等，而沒有那些特權搶在沒權沒勢的老百姓前面。
多年來除非身體確實感覺到病痛造成生活上的困擾，我盡可能不走進醫院。我不知道該怎樣跨出當年的創傷感。直到父親確診我凌晨三點在急診室裡，沒有任何人能讓我諮詢討論，我當下必須做出住院隔離還是帶父親回家的決定。
我在急診室外的停車場一個人默默抽著菸，顫抖的手指幾乎夾不住那點火星。抬頭不經意看見醫院急診室的燈幟，在深沉的夜色中顯得如此微弱，我突然領悟到，醫院所能提供的專業只是關乎生命跡象，而非生命的本身。
要醫師開口承認愛莫能助也太強人所難，他們的養成就是練就在任何情況下都找出可採取的行動。也許半個世紀來我們都錯認了醫療的目的，它不該是為了延長生命而存在。也因我們許多時候過於不切實際的期待，自願將病人的自尊與自主奉上送進了整個體系中，忘記了它就只是個由病歷數據建構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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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稱《一場極為安詳的死亡》是西蒙．德．波娃最好的一部作品。事實上整本書都充滿著波娃激烈痛苦與困惑的情緒，安詳二字近乎是自諷，或是意指她錯過了讓母親原本能得到的另一種善終。
波娃的母親是虔誠的天主教徒，畢生都對生命抱持熱情與勇氣，於是子女們決定向母親隱瞞了她已癌症末期的真相，只能眼看著母親仍以極大的耐力忍受著一次次治療的痛苦，讓醫師一次次為始終以為自己可以出院回家的母親延命。
為母親最後爭取到的三十天讓波娃終於承認，多年來因與母親的不睦所造成的愧疚感，讓她做出了讓母親飽受折磨的決定。「最後這些年，對於媽媽，我們尤其罪孽深重：漠不關心、疏忽、拒絕。我們似乎覺得，我們用最後這些關注在她身上的日子，彌補了這些罪。」
父親過世即將滿兩年了。近乎閉關的兩年時光，有時跌撞，有時靜止，我卻恍惚感覺，日子像是踩在一個個巨大的腳印裡前進。那些巨大的腳印讓人敬畏，令人好奇，腳印的輪廓卻也在我的靈魂四周形成了護圍。
不必然是某種凶猛怪獸入侵的證據。有時我會懷疑那才是死亡真正的面貌。世人想像中的死亡有張猙獰面孔，但死亡怎麼會有著具體人形呢？或許更像是山川地景才對，幾百萬年前就存在的，只是人類都已記不得與它的初次相遇。
我相信波娃絕對無法體會我這段時光裡的感受，因為她為她母親之死所下的結論是，死亡是一種暴力。我想她是攪混了母親的痛苦與自己的痛苦。也許後者才更像是一種暴力，它讓逝者永遠被遺留在生者情感的陰影裡，除了標記著生者一次必須認輸的恥辱外，能夠留給生者的記憶就只剩下那座墓碑。
也許就是那些腳印帶走了父親，帶走了我所有的親人。
某夜做了一個夢，夢裡我要與我的父母出國旅行，到了機場我卻發現護照忘了帶，於是倉皇地搭了計程車要回家拿，卻碰上一路上塞車寸步難行，我在夢裡焦急地喊著，他們已經起飛了……
曾有十年時光，讓父親晚年能盡量減少痛苦成了生活的重點，現在的我來到必須正視如何為自己的善終打算的階段了。
好好自問，願意做出什麼樣的犧牲，換來安詳無恐懼的最後一里路，或許將是每個人餘生中最有價值的新發現。我能否平靜而堅定地告訴醫師，而不是由醫師告訴我，什麼才是對我最好的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