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太陽臉

◎寺尾哲也 圖◎太陽臉

小時候家裡使用的行李箱，大多是信用卡或報紙雜誌訂購贈送的。人生第一次出國是小學六年級，全家四人去新加坡四天三夜，那也是我第一次體驗推拉「有輪子的箱子」的新奇與快樂。現在回想起來，那個行李箱非常難推，四隻腳之中，只有拉桿底下的兩隻腳是輪子，遠離拉桿的兩隻腳是立柱。輪子尚且是固定式無法變換方向的款式，只能往同一個方向拖拉。

行走在冷氣充足，採光明亮的巨大挑高人造建築裡，腳下踩著自動輸送帶，路旁有室內車緩緩通過，沿路登機口英文數字等速自眼角退去……那就是小學六年級的我對文明最極致的想像了。

行李箱在這幅圖景裡，是不可或缺的配件。它是一個承載生活的容器，像青年旅館的膠囊或是郵輪的內艙房，把一切所需皆壓縮在狹小有限的空間。所有的拉鍊、夾層、暗袋、隔間都經過精心設計，把自身妥妥收納在長方形的小盒裡。

二十二歲為了去美國讀書，我買了第一個行李箱。或者說，第一對行李箱。在家樂福的買一送一大特價中，買了兩個附有美國海關鎖的黑色軟皮布質的二十八吋大箱。出發時，兩個箱子各裝了足足二十三公斤的什物。有大同電鍋、廚刀、碗碟餐具，有延長線，有睡袋有枕頭。行李箱收容的，從自身擴展到整個故鄉。

到了才知道，其實大同電鍋在加州灣區完全買得到，但那已經是後話了。

抵達加州後先在學長家打地舖幾個星期，再搬到租賃的公寓。兩房一廳的格局住了三個人，一人住客廳。大家都是留學生，過著一種極簡的生活。桌子，椅子，床，書櫃。沒有任何多餘的東西。行李箱是度量衡，超過兩個二十八吋行李箱能夠裝載的，就是太多，必須要割捨。

丟東西的儀式一年一次。我幫自己設定了一系列的規則：一一檢視所有私人物品，如果在過去一年都不曾使用過，就列入「可有可無觀察名單」，預備丟棄。但是當然，實際執行起來沒有那麼乾淨俐落。比如我曾在 Walmart買了桌球拍和桌球，一整年沒打，當然捨不得丟。

畢業開始工作，搬到附近一房一廳的公寓。住客廳的是一位公司同事，馬來西亞華人，他厲行「兩個行李箱」原則，什麼東西都不買，鐵腕政策絕不心軟。他甚至不買床和櫃子，睡在睡袋裡，所有私人物品就以兩個攤開的行李箱為收納櫃。

對他來說，這裡的生活都是暫時的，隨時都準備要拋下。

我比較心軟，住在房間裡面，東西愈堆愈多，超越了兩個行李箱的警戒線。我嚮往那樣隨時準備移動的姿態，一種決絕的自律，以及自律所帶來的自由。但我沒那麼自律，也就沒那麼自由。

又一次搬家，回台灣，那兩個大行李箱不再被使用。我買了灰黑色Samsonite登機箱。容量不大，六天五夜的冬裝已是極限。行李箱對我的意義，從收納移民生活的容器變成旅行道具。做為旅行道具，我不需要那麼大的空間。登機箱讓我得以省下等待託運行李從行李轉盤吐出的時間，用最快的速度走完機場入境程序，是我那時的心頭好。

容量小甚至可以是優點。我不幫人代購。推託「行李箱太小」似乎更容易讓人接受。且我並沒有說謊，行李空間是真不夠──我連自己比較厚的外套都快要塞不下了。

如同以往，這個Samsonite登機箱附有美國海關密碼鎖，一個TSA00X的標號標誌著對應的開鎖鑰匙。海關鎖的密碼是當時喜歡的人的生日。這種三位或四位數字的密碼，諸如保險箱、系櫃、行李箱，簡直天造地設地要人以出生月日來設定。自己的生日太危險，那喜歡的人的生日，就是天選之四位數字。

回台灣後的旅行目的地多半是日本。經過了一年又一年的探索，從東京到地方都市，從本州到四國，從太平洋側到日本海側，我的登機箱愈來愈不常登機，愈來愈常託運。我發現雙手空空在機場裡移動實在太快樂，尤其是在貴賓室自助餐台取食、上廁所，不必多顧慮一件身外之物。等待行李轉盤的時間變得愈來愈可以忍受。

然後，就開始買更大的行李箱了。

三十幾歲之後，旅行習慣也漸漸改變。開始變得挑床挑枕頭了。不是自家記憶枕已難以入睡，買了更大的行李箱，有一區專門用來塞自己的枕頭。商務旅館棉被有時太厚有時太薄，睡到一半又熱又冷，我考慮連棉被都自己帶。行李箱再次從輕便變得臃腫，旅行近似於移民。繞了一圈又回到原點。

某一次從福岡回來，行李箱密碼鎖似乎是被震動改變，原本的密碼竟然打不開。我上網查了自救方法──用手電筒照亮數字齒輪的內部，一邊轉一邊找特殊的凹槽，凹槽出現就停止轉動。把所有的數字齒輪都用這個方式對齊凹槽後，再「一齊轉動」。比如凹槽對齊後盤面數字是216，那接著就試327、438、549、650……如此只需試十次以內，就可以找到開鎖的密碼。

我半信半疑按照這一套方式操作，最後成功解開了密碼鎖。它不知為何，偏了一碼，某個齒輪的咬合往前或往後一格，一個小小的世界便因此而鎖住關閉。

先前聽人說，完全離開一個情人的判準是「終於不再看他的星座運勢」，那我的版本便是「行李箱終於不再以他生日為密碼」。這麼多年後，糊里糊塗偏一碼的行李箱莫名其妙地助我達成了這個狀態。

一個小小的世界歪了一格，箱子打開了。我的行李仍安安穩穩在裡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