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雅各《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導讀：有活力是偉大城市的基本條件，也是最高境界 / 吳鄭重
【導讀】重新發現生活城市的魅力
日常生活與使用者觀點的「婦人之見」：
身體空間、使用參與、街道生活和有機秩序的人性尺度
儘管珍．雅各（Jane Jacobs）並沒有接受過正統都市計畫與景觀建築的學術訓練，她在書中也沒有引用艱澀難懂的理論詞彙來堆砌龐大複雜的都市論述；然而，她試圖從都市生活和生活城市的有機觀點切入，用一般人都能夠理解的日常語言和美國城市的實際案例，來批判美國從十九世紀末一直延續到當時的藍圖式都市計畫程序、預測開發和分區管制的規劃原則，以及夷平式的都市更新手段。同時，她也提出一些能夠確保都市生活樂趣與經濟活力的規劃與更新原則。
事實上，珍．雅各所揭舉的規劃與更新原則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也就是從都市生理學的觀點，來看真實生活中的城市是如何運作的。她從自己在紐約格林威治村的生活經驗和報導許多有關美國都市更新的案例中，歸納出一個簡單的道理：城市需要一種能夠在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相互支持的複雜、細緻和多樣化的土地利用方式。唯有如此，都市計畫才能夠提升城市的活力和促進都市生活的便利。否則，只對城市的外觀進行規劃，而不思索城市有哪些與生俱來的功能秩序，將會徒勞無功。
在書中，珍．雅各從四個面向來闡述生活城市的具體意涵：街道鄰里在都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包括安全、社會接觸、教養兒童和鄰里公園的使用方式，進而提出都市鄰里的具體概念；產生城市多樣性的四個必要條件，包括混合不同的主要和次要用途、小街廓、舊建築，以及密集的人口，這些條件是維繫城市經濟活力的基本要素；都市沒落與再生的關鍵因素，包括多樣性的自我破壞、邊界真空的問題、去除貧民窟的迷思和資金運用的方式；以及幾種讓城市起死回生的戰術應用，包括如何補助住宅（而非一味地興建國民住宅）、如何有效地運用城市來箝制汽車（而非任由汽車侵蝕城市）、如何建立都市地景亂中有序的視覺秩序（而非死守單調重複的幾何秩序）、如何在既有的基礎之下奠定城市自我重建的具體策略（而非夷平式的另起爐灶），並且思考都市計畫和都市更新在行政組織的結構問題。最後，珍．雅各強調我們必須將城市看待成一個複雜秩序的有機體，以生命科學的社會工程來處理都市計畫的複雜問題，而不是將城市視為簡化的二維變數關係或是沒有組織的複雜問題，那麼我們才可能賦予城市生命和活力，使城市成為人類集體生活的永續環境。
珍．雅各的這些觀點，具有重要的理論意涵。首先，它代表了都市居民日常生活使用者觀點的「身體—城市—空間」論述，尤其是從女性和母親這兩種性別角色作為出發點的都市鄰里觀點。簡言之，珍．雅各試圖建立一個以街道生活為核心，動態的都市鄰里概念。城市的街道，尤其是人行道和兼具通道功能的鄰里公園，表面上看來是一個充滿陌生人的環境，但是透過適當的使用，尤其是能夠滿足基本鄰里需求的商業和休閒設施，就會吸引許多有效的公共監視和實際的身體參與，構成生動有趣的「街道芭蕾」。有了熱鬧的街道生活之後，不僅毋須動用警力就能有效守護都市街道的安全，同時可以藉由都市公共生活的不斷再現，包括有效維持個人隱私的社會互動和教養兒童融入社會的街頭遊戲，構成一個都市鄰里的基本架構。
這樣的街道生活，正是建立人際互信關懷和教導兒童學習社會生活課程的最佳場所：即使大家沒有血緣或是朋友關係，人們也必須對彼此負擔一些公共責任。這種以實際身體經驗所體現的使用參與和地方認同，是傳統由上而下、以硬體建設為主的理性規劃最欠缺的「人性尺度」。這裡的人性尺度並非一味地主張「小即是美」的規模問題，而是強調都市環境的營造要注意到人與人之間和人與環境之間的關聯性：一個有活力的好城市必然是一個能讓全體市民感到便利舒適的生活城市，這是偉大城市的基本條件，也是最高境界。
這又讓我們不得不重新看待對於老人、婦女及兒童而言相對重要的鄰里公園和社區鄰里在現代城市中所扮演的角色。傳統的規劃理論認為更多的開放空間和鄰里公園是提升都市環境品質的不二法門，但是在真實生活裡面，唯有具備豐富有趣和活力安全的街道生活，以及不斷有人使用，鄰里公園才能發揮功能。街道、商店、學校等等，也是同樣的道理，這些地方都是實踐鄰里關係的重要場域。更重要的是，都市鄰里是一個動態開放的社會關係，而不是一個固定封閉的地理疆界。都市人口是移動的，所以都市鄰里也沒有起點和終點可以將它們界定成一個明確的單元。即使在同一個地方，對於不同的人而言，也會有所差異。城市的價值不就在於有廣泛的選擇和豐富的機會嗎！
所以，要規劃一個好的城市也必須回歸到人的基本面，也就是要注重城市的人性尺度，而不是死守著地方和空間不放。珍．雅各舉出三種活現的都市鄰里類型：城市整體作為一個同好社群的集結場域，街坊鄰里作為領地社區的具體展現，還有地區鄰里作為社區意識的集體動員。這些不同類型的都市鄰里各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彼此之間以極其複雜的關係互補。透過這些不同都市鄰里之間開放連結的動態網絡，展現出現代都市生活的基本特質—多元混雜的制度網絡：現代的都市人是同時生活在跨越不同地理疆界的多元生活世界裡面。這正是都市生活迷人之處，也是城市的活力泉源。
這是傳統規劃理論需要正視的重要議題，也是《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一書的理論核心——多樣性是偉大城市的基本價值：它一方面可以滿足都市居民不同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需要建立以街道生活和混合使用為主的規劃原則。這就如同生物多樣性是維繫一個生態系統穩定發展的必要條件，人口、商業、社會、文化和建築的多樣性，也是維繫城市生生不息的關鍵要素。
具體來說，要建立城市的多樣性，有賴我稱之為「多元整合」的地區策略。簡言之，為了確保混合使用的多樣性，一座有活力的城市必須盡量使城市裡面的地區至少有一、兩項主要用途，以確保人們會在不同的時間和因為不同的目的出門上街，並且使用街道上的各種公共設施。其次，地區裡面應該盡量維持小街廓的空間形態，讓有轉彎的街角製造較多的機會和變化。同時，也必須盡可能混合不同年代和狀況的建築物，除了可以營造細緻多變的建築景觀之外，也可以讓各種不同的需求都能找到適合的場所。最後，還必須有足夠密集的人口，包括單純的居住人口，讓許多不同的需求可以在合理的步行範圍之內得到滿足。
換言之，珍．雅各主張的城市多樣性並非大雜燴式地任由各種不同的用途混雜在一起。相反地，她主張的是一種主要和次要的不同用途之間能夠彼此支持的多元整合。因此，混合使用並不是混亂和失序，而是一種複雜和高度發展的有機秩序。就像所有的有機生命一樣，絕對不會出現直線、正圓、直角、完全對稱等純粹的幾何秩序。城市的秩序，也應該像生命的美，是一種動態、逼近的活力，而不是僵化、機械的秩序。後者正是以土地使用分區作為都市計畫主要工具的最大問題。
建築與規劃學者克里斯多福．亞歷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一九六五年在《建築論壇》發表的一篇名為「都市不是樹〔狀圖〕」（A City is Not a Tree）的經典文章中，將土地使用分區的概念稱為樹枝狀（tree-like）的規劃思維，這是一種在事件及空間模式上缺乏交叉關係的機械秩序。相反地，真實的都市生活是一種複雜秩序的半格子狀（semi-lattice）關係，元素和系統之間會有許多交叉、重組的可能，這也是城市的價值之所在。因此，好的都市計畫要能夠強化半格子狀的可能關係，而不是用樹枝狀的僵化模式來限制城市的多樣性和活力。
然而，城市也有一些自我危害的問題，包括：非常成功的多樣性會有自我破壞的傾向；城市裡面大規模的單一元素會產生邊界真空的障礙；人口的不穩定造成貧民窟難以自我再生及反制多樣性成長的傾向；以及重建所需的公共及私人資金過多或不足，以至於妨害發展和改變的傾向。如果不考慮這些因素，即使是為了增進城市活力的最好規劃也會事倍功半。從這些負面的因素裡面，珍．雅各歸納出城市的更新和發展之道：必須避免大規模夷平、開發的激烈模式，而是需要採取零散、有機的漸進模式。
當一個多樣性的混合使用在城市裡面的某個地點變得非常成功時，對於空間的激烈競爭也就自然而然會在這個地點展開。如果任其自然發展，就像流行一樣，其中一、兩樣獲利最高的用途就會傾向一再被複製，壓制並排擠其他獲利能力較低的使用形式。從此，這個地點就會日漸同質和單調，逐漸被為了其他使用目的而來的人逐漸揚棄。要阻止一個地方過度的複製，然後把它多樣性的力量引導到其他地區，可以藉由多樣性分區、公共建築的定錨效果，以及競爭移轉等方式，加以改善。
像位在紐約市曼哈頓區的布萊恩特公園
另外，當城市裡面出現例如大型公園、學校、醫院、行政中心，甚至行人徒步區等大規模的單一用途時，它們真空的邊界經常產生破壞性的阻絕效果。看看城市裡面最熱鬧的地方，我們會發現這些幸運的位置很少落在緊鄰邊界真空的位置。邊界的根本問題在於它們容易形成街道的死角和障礙。然而，這並不表示這些機構和設施都要被視為城市的敵人。正好相反，城市需要大學、大型醫學中心、大型的都會公園等，只是我們需要鼓勵這些機構和設施擴大使用它們的邊界，例如拆除圍牆，或是在這些周邊位置設置適合的設施或有趣的景館—而不是隱匿起來，那麼這些邊界就會變成接縫，而不是障礙。
至於貧民窟的整治和窳陋地區的更新，當時的都市更新政策試圖用直接掃除貧民窟及移除其人口的方式來打破這種惡性循環的鏈結，並且用大規模的住宅計畫加以取代，以找回城市的中產階級和產生更高的租稅收入。這種做法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只是將貧民窟移轉到別的地方；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是會摧毀能夠積極自我改善的鄰里。相反地，珍．雅各主張我們必須將貧民窟的居民視為能夠理解其自身利益並且採取行動的人，我們需要去理解、尊重並且奠基在這些存在於貧民窟本身的再生力量，將當地營造成一個熱鬧、有活力、安全的街坊鄰里，讓有能力追求更好生活的人願意留下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環境，也就是人口本身的逐漸自我多樣化，其他產生城市多樣性的條件也會自然發生。城市不需要把中產階級「找回來」，城市本身就會產生中產階級。只是在中產階級成長的時候，需要將自我多樣化的人口當作一種穩定力量的形式加以維繫，他們經常以最微不足道的方式讓貧民窟起死回生，這才是去除貧民窟所需要的內在資源。
這時候，政府和民間如何運用重建資金的方式，對於都市更新的成敗，有非常重大的影響，它是城市沒落和再生的關鍵力量。當然，金錢並非萬能，當欠缺成功所需要的基本條件時，金錢並買不到城市必然的成功之道。而且，當成功所需要的真正條件被破壞時，金錢反而會造成更大的傷害。這正是大規模夷平式的都市更新所遭遇的二次傷害：氾濫成災的資金集中注入一個地區，給當地帶來劇烈的改變，造成多樣性的自我破壞，甚至有許多資金不是流入城市，而是流入城市的外圍。這當然不是有建設性的滋養城市的方式。美國城市無止境的郊區蔓延並非意外的結果。資金使用的方式必須從排山倒海、氾濫成災的猛烈措施，轉變成細水長流、緩慢漸進的溫和改變，才能對地方產生多樣性的正面影響，帶來城市穩定成長所需要的生命之泉。
珍．雅各接著針對困擾許多美國大城市的交通問題和視覺紊亂的問題，提出可行的戰術方案（tactics）。這種戰術操作的生活觀點在最近幾年才漸漸受到英美學界的重視，其四兩撥千斤的巧妙因應往往勝於大費周章的戰略布局（strategies），對於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都市問題，反而容易產生扭轉局勢的宏大效果。由此觀之，在都市計畫和都市設計的過程中，設定問題（problem setting）可能是比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更為根本的核心議題。
例如我們經常抱怨汽車太多造成城市的交通問題。然而，汽車帶給城市的破壞，究竟有多少真的是因為交通和運輸的需求所造成的，有多少是因為不尊重其他城市需求、用途和功能所造成的？城市是一種多重選擇。要有多重選擇就必須能夠輕易四處遊走。如果不能刺激多元的混合使用，那麼多重選擇也就不會存在。換言之，汽車（或是其他交通工具）是解決都市交通需求的手段，而非都市生活的目的本身。要解決汽車（或是其他交通工具）所造成的擁擠、汙染、意外和能源問題，必須回過頭去探究為什麼現代的都市生活必須耗費這麼多時間和力氣奔波往返於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住家、工作場所、購物地點和休閒設施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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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汽車大量普及的時期，剛好和郊區擴張的發展，在建築、社會、立法和財務各方面的發展階段，不謀而合，我們便倒果為因地將汽車當作代罪羔羊，大加撻伐。所以問題之所在，應該是如何適應城市的交通需求而不破壞多樣化和集中的土地利用。把都市問題過度簡化成行人與汽車之間的問題，並且用人車分離，甚至各種車輛各行其道的方式來解決城市的交通問題，是捨本逐末的做法，只會加深汽車侵蝕城市的惡性循環，造成城市的解體，而非拯救城市。城市的交通問題，和城市用途的多樣性、活力和集中，是不可分離的。關鍵在於如何降低交通工具的絕對數量，並且使所有交通工具發揮更高的效率。這時候，用城市來箝制汽車，或許是有效減少汽車數量，同時刺激大眾運輸系統的有效興建與運用，以及促進及適應更密集、更有活力的都市用途的務實做法。
同樣地，在面對紊亂的都市地景時，都市設計往往試圖找出一種能夠清楚和簡單地表達城市「骨架」的方法，在珍．雅各看來，這根本是緣木求魚。因為城市真正的結構是混合使用所構成的，當我們接觸到產生多樣性的條件時，是最接近它結構祕密的時候。只有複雜和有活力的使用，能給城市各部分適當的結構和形狀。這是都市設計可以使得上力氣的基本秩序。不論這個秩序釐清出來的結果是什麼，錯綜複雜的都市生活必須靠強調和暗示的戰術來達成，這是藝術溝通的主要手段；我們需要的戰術，是要能夠幫助人們從他們所看到的事物之中，為他們自己製造秩序和意義的暗示。
所有這些抓住城市視覺秩序的不同戰術，關心的是城市裡面零碎的事物，而且是編織在連續使用和不間斷的組織紋理裡面的零碎事物。這才是都市生活的根本之道，這就是城市本身。它們錯綜複雜的秩序展現無數的人在擬定和執行無數計畫的相互關聯，這是城市的經濟優勢、社會活力和吸引力的基礎。活力城市的規劃必須以釐清城市的視覺秩序為目標，它必須促進及照亮功能的秩序，而非加以阻礙或是拒絕。要達到這個目的，規劃者必須在特定的地方，針對當地所缺乏的那些可以產生多樣性的元素，加以診斷，然後再針對所欠缺的東西，加以提供。
最後，珍．雅各提出一個根本的問題作為整本書的結論：城市究竟是什麼性質的問題？主流的都市計畫理論習慣將城市想像成一個沒有組織的複雜系統，有待都市計畫「理性」地加以組織，也就是用二維變數的思考和分析方式，來規劃和設計城市，例如開放空間和人口數量的關係。即使後來引進了調查和統計預測的新技術，也沒有取代二維變數的簡化思維。珍．雅各認為，都市計畫作為一個專業領域，相較於生命科學或是其他領域，已經停滯不前。它很慌張，但是看不出有什麼進展。
對於珍．雅各而言，最大的問題在於都市計畫一直沒有將城市視為有組織的複雜系統，來加以理解和對待。這意味著都市計畫應該將城市視為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用生理學的觀點來理解城市運作的機制，去思考都市生活的內容和過程，然後設法掌握這些關鍵的事物。這是都市計畫和都市設計能夠帶給城市生命和活力的唯一途徑。這樣的觀點和英國學者詹姆士．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蓋婭理論（Gaia theory）非常類似：從地球各種維生系統的運作機制來看，它就像一個有生命的活體。
然而，將城市視為一個組織複雜的有機體，並不表示都市計畫和生命科學所面臨的問題是完全相同的，它們不能放在同一個顯微鏡下面檢視。不過了解和解決這兩種問題所需要的戰術卻是類似的：它們都需要同時思考個別細胞、器官、系統和整個有機體之間的複雜關係。換言之，珍．雅各認為今天的都市計畫最欠缺的，就是對都市生活和城市運作過程的深入了解，規劃者忽略了有活力、多樣化、密集的城市擁有自我再生的種子，而這正是都市計畫必須發揚光大的永恆之道。
值得一提的是，將城市視為有機體的概念，到了一九九○年代之後有了新的發展。那就是將城市視為一個結合自然、機械和人類的賽博格（cyborg），是人類集體為了適應自然環境，因而運用各種機械與人為設施建造而成的都市環境。這樣的觀點，也呼應了多納．哈洛威（Donna Haraway）在探討二十世紀晚期快速變遷的科學、技術與性別關係中的人類新處境。看來，都市計畫必須再加把勁，才跟得上日新月異的新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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