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南方水澤中的美麗歌聲〉 / 蔣勳

『雲門．九歌』開演的舞台，台前盛滿一盆一盆的蓮花。蓮花靜靜搖曳，彷彿聽得到水聲。蔓延著蓮花的河流，蔓延著蓮花的湖泊，蔓延著蓮花的池沼。都是水，〈九歌〉是草澤水流中的美麗歌聲。是流蕩在陽光亮麗溫暖國度的南方的河流，是地理上屈原的故鄉，是兩千多年前先秦爭霸時代的楚國，是流蕩著長江、沅水、湘江的肥沃流域，是充滿了巫的神秘、充滿著歌聲與愛情的熱烈的國度。「楚」是古字裡的，是林木中建立的國度。《楚辭》是這長滿豐茂植物的草澤間的歌聲。但是，兩千年來，《楚辭》逐漸流蕩成地理與歷史之外另一條文化的或心理的流域。《楚辭》不同於北方文學的《詩經》，《詩經》裡更多艱困現實中人的穩定與務實的想法，是在廣大乾旱土地上的農民耕作的秩序與節奏。做為歌聲，《詩經》更工整、更規矩，沒有太多裝飾的華麗，沒有繁複辭藻的堆砌誇張，沒有驚嘆號的連串震盪，沒有魂牽夢縈的曲調的迴環與纏繞，沒有一唱三嘆的情感的跌宕。《詩經》是廣義北方文學的古典，在「2+2＝4」的基本格式裡，進行著現世生活理性的敘事。

如果《詩經》是在北方土地上建立的歌聲，《楚辭》顯然是流蕩在南方水流中的另一種「詠唱」。

關關睢鳩，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無論從節奏上來聽，或視覺上來看，《詩經》都傳達了一種穩定工整。2+2=4是《詩經》的數學古典，均衡，穩定，對稱，四平八穩，如同民間至今流傳的「天地玄黃，宇宙洪荒」，雙音節重複的四個字一直成為中國語言的結構基礎，也大量積累成四個字的成語，儲存在整個文化的記憶庫中。「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漢文化中四個字的雙音節結構，形成整個文化主流穩如磐石的基礎。沒有強烈的激動，沒有愛恨的極端，平穩安定，彷彿四時的農業秩序，「秋收冬藏」。

《楚辭》顯然是要背叛這穩定的。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珮之陸離！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

《楚辭》大量出現對「二」的背叛，背叛了「二」的對稱，背叛了「二」的均衡，背叛了「二」做為「偶數」的倫理基礎。「高余冠」「長余珮」、「製芰荷」「集芙蓉」，都是「三」。《楚辭》以「三」做句型的新的嚐試，在「奇數」裡尋找不穩定的奇險與變幻。「二」如果是穩定古典的「布魯斯」舞步，「三」則是華麗飛旋的「華爾滋」，華爾滋就是要跳到使人神馳目眩，華爾滋不是追求步伐的穩定，而是從虛實交錯的變化裡重組步伐的結構。華爾滋背叛了步伐的踏實，它使人飛揚。《楚辭》也一樣，《楚辭》破壞了偶數「二」的穩定，用「三」旋轉成令人神馳目眩的感官愉悅。一般人把《詩經》定位為「古典」，《楚辭》則是「浪漫」文學之祖。「浪」與「漫」都與「水」有關，雖然是翻譯自西方美學的名稱，卻在字義上業已定位為感性背叛理性穩定的力量。少年時初讀《楚辭》，太多艱深的典故，內容看不懂，但印象最深的便是那大量夾雜在內容中的「兮」「些」這些虛字。「兮」與「些」沒有內容，卻是聲音上詠歎的記錄，作為歌聲的記錄，《楚辭》更像一種「樂譜」，「兮」與「些」都是驚歎的裝飾音，像西方歌劇裡的 「花腔」。曾經在貴州山裡聽民間隔著河的兩岸在山谷裡對唱，高亢激昂，神魂顛倒，好像那歌聲就叫「花子」，使我想起古老的《楚辭》。在農業土地裡，勞動的節奏常常是2+2=4的穩定規律；然而在河中流水上的歌詠，要跟隨槳櫓的搖動，要跟隨水的迴旋與風的飄揚，那歌聲的變幻莫測或許必需是《楚辭》的悠揚跌宕吧！〈九歌〉一直被認為是屈原的作品，但近代神話與人類文化學的觀點，都逐漸傾向認為〈九歌〉是當時南方楚地民間的祭神中的讚辭，屈原或許只是採集民歌或修飾民歌的文學工作者或音樂工作者。流傳在廣大的南方，像〈九歌〉一樣歌詠天地，頌讚山川，敬畏愛與死亡，悲憤災難或戰爭的歌聲一直在流傳。〈九歌〉或許經過屈原修飾，保存在中國文學的經典裡，成為中文系學生在書房或圖書館研究的資料，但是，真正的〈九歌〉、原始的〈九歌〉可能在沅水和湘水等地的民間當中仍然被傳唱著，隨著民族的遷徙，歌聲流傳到不同的地區。可能〈九歌〉同時傳唱在雲貴高原上，傳唱到閩粵山區，傳唱到了傣族，在廣大的東南亞的河流上我總覺得聽到了古老的〈九歌〉。在台灣原住民的各種祭典歌聲中，我也一再聽到〈九歌〉，更真實的〈九歌〉，更原始的〈九歌〉，越來越走向南方的〈九歌〉，〈九歌〉在所有遍開蓮花、飄散濃郁花的芳香的流域裡被傳唱，〈九歌〉是心靈南方的歌聲。雲門的〈九歌〉打開了一個南方的心靈國度，一路從楚地而來，流傳兩千年，卻也距離原來地理上的楚地越來越遠。漸行漸遠的距離，使『雲門‧九歌』大膽用了台灣卑南、鄒族的歌聲，用了日本雅樂，混雜更多世界性元素，〈九歌〉從文學經典註解的支離破碎中，重新還原成歌舞上的本原面貌。

楚文化的野性力量

如果不是西元二二一年秦始皇的統一六國，或許中國其實會類似今日的歐洲，保有各地不同的文化特質。「楚」文化，成為近代考古學上熱門的討論重點。在先秦的爭戰中，地區文化極具特色的其一必然是楚文 化。楚，就是沉水、湘水流域，今天湖南、湖北為中心的那一帶，因為植物茂密，在林木中有人居住之地，便象形為「」，成為「楚」這個字的來源。

先秦時代的楚文化似乎還被當時的中原諸國視為「蠻夷」，地處偏僻瘴癘草澤之間，文化上自然也似乎沒有中原諸國先進典雅。「典雅」如果是對高度文明發展、禮教昌盛的一種讚美，那麼，「典雅」的本身也意味著原始野性生命力的喪失。「質勝文則野」，孔子也敏銳地觀察到，原始本質太強的文化，缺乏文飾禮教，就會流於「野」。然而「野」這個字正是「生命力」盛旺的表現。上層階級常常以禮教文飾生活， 優雅規矩，當然不會贊同「野」性的表現。

但是，民間的底層往往更貼近生命的原質，自然、不矯揉造作，愛恨都直接而強烈，不大偽裝修飾，正是孔子所說的「野」。比起先秦中原文化先進諸國，楚文化有一種「野」。「野」是野蠻，「野」是強烈的愛恨，「野」是欲望的直接，「野」是情感狂喜與大痛的震盪，「野」是非理性的感官，「野」是背叛與顛覆。

楚文化很「野」，楚文化有巫術的神秘，楚文化是浪漫而纏綿的愛恨，楚文化有〈招魂〉的荒涼與孤獨， 楚文化有〈天問〉的懷疑與幻想，楚文化有〈離騷〉的流放與自負，楚文化產生了屈原，一個愛恨強烈、一個極度自戀自負又極度絕望的浪漫典型。

楚文化怪誕而荒謬，孔子目為「怪、力、亂、神」的素質，恰好充斥在楚文化之中。楚文化在文明的邊緣，在理性的邊緣，它以邊緣的優勢凝視主流、懷疑主流，它以邊緣的優勢擺脫了主流的人性束縛與倫理近代出土的楚地文物，具體而微展現了楚文化的魅力。 (蔣勳《九歌──諸神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