擇生與擇死——屈原與司馬遷⊙張曼菱
讀屈原和司馬遷的故事，是在兒時。兒時讀歷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總把自己比將進去：遇此我當如何？幼稚之中，卻凝睇著一種世界觀的奠基。這種非學者化的思考，一直沒有離開過我。它令我出入古今，帶給我一生的滋養。
我深信，這種思考並非我一人所有。某種程度上，歷史是為這種非學者式思考存在的。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傑出的生裡，亦活在那些傑出的死裡。五千年積澱的，絕非只是出土的竹簡，而是這中國式的生命。
同是中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傑出人物，為什麼屈原與司馬遷，一個要死，一個卻不惜帶辱而活？這個問題從兒時就纏繞著我。
後世一直將屈原定位為「愛國詩人」，值得商榷。
我以為，這忽視了他作為「政治家」的一面。這個偏差或許是有些故意？後人出於不平，以為楚國那樣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忠於和報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種「理想」。政治家與政客的不同，正是由於前者是獻身的別無選擇的，後者卻是投機的。身為「楚臣」，三閭大夫，楚國的高級官員和決策大臣，他不能承受楚國蒙受亡國的事實。
僅作為一個「詩人」，即令「國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詩人以「詩」愛國和救國。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傳人」。但三閭大夫必須沉江。屈原的這種「相始終」的精神，是他作為政治家面對失敗時惟一的堅持。他是把對政治的責任放在「詩人」之上的。這才是屈原對自己的定位。
詩人的事業，可以不與某一個具體的朝庭和君王相聯繫，相始終。屈原的這種始終精神，是他作為政治家面對不可挽回的狂瀾，惟一的堅持。
馮友蘭先生說過，中國文化中有一種西方沒有的精神，這就是當一個人認為他不能夠拯救國家時，為了不在內疚中偷生，便選擇赴死。這就是為什麼在抗日戰爭中，日寇及友軍俱不能理解：在寡不敵眾的時刻，會有那麼多的中國將士「以卵擊石」的壯烈行為。
「人生自古誰無死？」「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中國自古已有確認之標誌。雖然「哀莫哀生別離，樂莫樂心相知」，已將生樂死苦留戀的滋味體會盡致。但是，主動迎接死亡，「在不可選擇中進行選擇」的精神依然確立。可以講，中國的高人志士們，在求生不能的時候，亦行重視死之權利。倘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和信念完整地活下去，不如選擇死亡。將死看作一種意志與尊嚴的使命。
屈原即是著名範例。他是不會要等到敵國軍隊進入，將他抓獲再受辱而死去的。在他認為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國。他要自擇死，一種自由的，高尚獨立的死。頭戴巍峨之冠，身著蘭草香服，悲吟著，高歌著歸地赴死。
死的原因不是「詩人」的，死的方式，卻是詩人的。政治家只要死得其所和旗幟鮮明，詩人卻要死得美，死得如其所吟，死得浪漫。
我們何不理解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滅後，緊緊地擁抱著詩的理想而去的。這死，亦是一種決裂，與以往從事的「政治」決裂，與終生所愛的詩章同歸。這是歷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結局。
中國古人發明了一個偉大的詞——視死如歸。「浩氣還太虛」，回歸自然。中國人承認自己是從自然中來的。精，氣，神為天地所化。死，是將這從大地而來的浩然氣概，歸還到造化它養育它的泥土和水去。回「來處去」。
死可以明志，生，卻可以踐志，當死臨到司馬遷的頭上時，他選擇生。一種令肉體與精神，令自己與親友都極度痛苦的生——接受宮刑。司馬遷是一朝為官，只因他出於公正之心，為李陵辯護，開罪于皇帝。假如就為此而死，亦不失為一位直諫烈臣。但司馬遷為自己規定的人生使命卻不是僅此。他要完成千古史記，中國的第一部非官方記載的歷史文學。
既有了帝王家的史官，卻執意要做民間第一史家。當時雖沒有明文不許平民「寫史」，但司馬遷此舉引起了當朝的監視與懷恨。這明明是一種衝破思想牢籠與真象禁錮的叛逆之舉！
司馬遷選擇「受刑」，棄政從文。正是這毅然之舉，使司馬遷從匍伏於地的殿臣中站立出來，超越了所謂君主，將他的事業和人生寄託，從當朝君主的體系中分離了出去。此可謂：棄一帝而得天下千秋！
這是何等勇邁與崇高的一步啊！他為自己的定位從朝臣轉為民間第一史家了。
《史記》是一總民間文本的偉大示範。這不僅因為作者是被放逐與驅逐之士。更是由於：它的立場不是取媚於某位帝王。它的觀點不是沿襲於某朝某代，它是以作者個人的人文立場，正義與善惡觀來創作的，充滿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變遷，物換星移。《史記》之功，可謂「再造」了中華民族，指引後來人之路。它與天地同在，與日月同光。
不少著名的知識份子罹難。其中一部分是自盡的，亦有一部分存活著，繼續他們畢生未竟之業。這兩種命運都是有傳統出處的。前者師從屈原，後者以司馬遷為訓。「生還是死？」莎士比亞的名句，令丹麥王子哈姆雷特成為西方「擇生擇死「的思索形象。西方人士棄生取義的意識，與東方有異。他們更重視「生「的權利與個人的發展。中國傳統文化，則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的大生命的一環。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
中國的古人有時甚至將「生」看作是比「死」更難的事情。《趙氏孤兒》中的二位忠直之士在爭執「誰當去送死，誰當留下保護孤兒，並負責將血海深冤告訴他申雪」時，年老的公孫杵臼願去死，自說是選擇了容易的事，就請盛年的程嬰承擔「活」的重任吧。
近讀吳宓教授事。吳給學生講過一個「退麝投岩」之典。出處不明。我懷疑可能是吳密先生自撰。他說，麝鹿被獵人追殺無計時，會跑到岩邊，將自已自上的麝香掏出，搓入泥土，歸不大地，不令獵人所得。然後，投岩而亡。吳密將文化人的生命與使命的關係比喻如此。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欲滅亡中國，尤其窮追要撲殺我民族的精英。吳密與西南聯大的諸教授們跑到了雲南，這正是一個民族存亡的「岩邊「，他們將自己的麝香掏出，哺育後生，還給中華，以雪國恥。同時也準備好了誓不投降。吳密的比喻，正是發自內心與行為，而非只是課堂上的高調。
好一個「退麝投岩」！在此，一部西南聯大的歷史，已將「擇生」與「擇死」糅在了一起，這是司馬遷與屈原的統一。
擇生與擇死的思考，構成一個人，一個民族降起的脊骨。沒有這大的設計，是沒有偉大的人和偉大的民族的。
祖宗給了我們一個清明節。清明時的中國，生人走到死界邊，冥冥之中的靈魂也來到人世相逢，中國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這一小生裡，還要活在前人與後人之交中，活進五千年的歷史裡。這使得中國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體人生更漫長浩淼。
出處：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9e997a010111bl.html
【問題討論】
1.文中提到「這中國式的生命」，其內涵為何？
2.請詮釋中「屈原擇生」、「司馬遷擇死」的崇高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