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藝術成就
儒林外史一書成於清朝 乾隆年間。確切成書年分目前仍無定論，現存最早的小說刻本，是刊刻於嘉慶八年（西元一八○三年）的臥閑草堂本，共五十五回。
儒林外史在文學上的貢獻有三：首先，它澈底擺脫了說書對小說的影響，在文體和語言中，都具有文人獨創的鮮明特色；其次，它以知識分子的活動為題材，以寫實主義和富於創新的精神，開拓了小說創作的新路；第三，以「秉持公心，指摘時弊」的批判精神和「戚而能諧，婉而多諷」的藝術風格奠定了諷刺小說的地位。
(一)結構藝術
儒林外史以一條極為明確的思想線索，足以把全書複雜繁複的社會生活內容統攝起來。由於含括十幾個故事，在組織上像自成段落，所以在結構上，開端的楔子用王冕的故事，先闡明了作者愛憎的立場，達到了敷陳大義、隱括全文的目的，揭示主題「功名富貴」四字；最末又用四個市井的奇人（季遐年、王太、蓋寬、荊元）來作結束，似乎暗示著兩層意思：一是「儒林」中已沒有足以入「外史」的，故取市井中之賢者；二是這些自食其力者的人格，已遠較那一批「儒林」為高。這前後兩回文章，好像兩隻手臂似的，擁抱劃定了一個寫作範圍，然後便將十幾個故事鑲嵌了進去。
全書沒有中心事件和中心人物，但以反科舉功名之思想貫串全書。，層次分明。書中人物和故事不是並列展現，而是有主有次，相互關聯。整體而言，儒林外史於敘述上清楚的呈現出一套內部結構，在敘事上按一定的「順時性」時間邏輯進行，約每二至三回即轉換人物敘述重心，在前下半回至次回上半完成一情節轉折或事件起迄。由事件之間的轉移，到人物描述的接替方式上，故事依循著固定的起伏頻率推展進行（例如：周進—范進—張靜齋—王惠……），組成一個個既相對獨立，又相互關聯的故事。
作者同時刻意利用地名、人物集團所屬的地域，在某個層次對小說擔負起了聚焦的作用，使得敘述上的空間層次運用更趨明確，人物有了具體的行動範圍。而小說整體的時空連貫，也隨著情境上具體化的運用，呈現出嚴整的結構性敘事特質。這種結構方式雖不敢說是精美的，但在敘事的表現方式上，儒林外史將原本長篇白話小說情節發展的一貫型態，改為以「各種人物，行列而來」的人物銜接方式，而造成某種敘事手法上的轉變。這也使儒林外史在長篇白話小說的創作發展上顯得十分特殊，對晚清譴責小說產生很大的影響。
(二)諷刺手法
1.善於結合諷刺對象的多面性與真實性
首先，作者尖銳的諷刺並非出於個人恩怨，是用客觀的態度去處理事物，不加任何主觀評論。他不是借用故事，便是借用別人的口，讓讀者自然發現作者的意向與愛憎。譬如他寫胡屠戶的勢利，並不作主觀的分析，說此人如何如何，他只需勾畫胡屠戶前倨後恭的神態，那一派勢利小人的性格也就昭然若揭。
其次，作者既寫出人物可笑可鄙的一面，又寫出他們性格中的正面因素，做到了多面性和真實性的高度統一。在作者的筆下，諷刺對象的性格具有複雜性和多面性，不少人物有逐漸變壞的過程。
2.善於結合諷刺對象的喜劇性和悲劇性
這部書不僅是一部儒林醜史，而且是一部儒林痛史。作者筆下絕大多數諷刺對象皆為科舉制度的受害者，因此，在尖刻的諷刺和嘲笑之中，滲透著對他們不幸命運的深切同情。
周進的哭昏，范進的笑瘋，極富有喜劇性。然而，周進在貢院的大哭，其實是他半世坎坷中的一切羞辱的傾瀉；范進的笑瘋，則是他那被失敗和屈辱所窒息了的一切欲望和自尊心，以及多年來鬱結的怨憤和悲哀的總爆發。這些人物使我們覺得可笑、可鄙，同時又覺得他們的處境悽慘，十分可憐。我們忍不住要笑，但笑聲隨即淹沒在深切的悲哀裡。從而使我們認識到，是罪惡的科舉制度扭曲了士人的人性，使他們心志瘋狂，因而製造了一個人性被扭曲的社會大悲劇。
3.善於運用對照手法
作者有時讓人物不自覺地用自己的行動去否定自己的謊言，使言辭與行動形成鮮明的對照，從而將深藏於心靈深處的卑汙揭示出來，造成強烈的諷刺效果。如嚴貢生強圈別人的豬，戳破了他自己「從不曉得占人寸絲半粟的便宜」的謊言。有時讓同一個人物在不同的情況下，對待同一對象採取不同的或完全矛盾的態度，造成強烈的對照，從而產生喜劇效果。如胡屠戶對范進的前倨後恭，前後對照，神情如畫，而諷刺的筆鋒也就隱藏在裡面了。
4.善於運用誇張手法
作者善於對人物最富有特徵的細節進行誇張的描寫，以揭示出這個人的真實面目。如鄙吝的嚴監生將死時，伸出兩根指頭不肯斷氣；胡屠戶在范進中舉喜極而瘋時，打了范進一下，便覺得巴掌隱隱作痛，再也彎不過來。這些細節的描寫，都突出了人物本質的某些特點。
（參考資料：韓秋白、顧青著中國小說史，臺北 文津出版社；田同旭、王增斌著中國古代小說通論綜解，北京 中國文聯出版公司；石麟著章回小說通論，河南 中州古籍出版社；黃慧玲著論「儒林外史」的敘事方式，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語文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翰林版教師手冊 第三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