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悲風☉夏堅勇

江南的仲秋還是豐腴健朗的，大略望去，草木仍舊蒼鬱蔥蘢，只是色澤不那麼滋潤飽滿，有如晚間落盡鉛華的少婦，稍稍顯出疲憊和鬆弛，那當然需得細看。但茂林秋風的磅礡卻是四時獨有的，要說肅殺，那不光是山水的意味。更多的可能是一種由憔悴人生而觸發的心境。

東林書院的名字會令人想到秋林古色的氣韻，只是眼下林木已不多見，而且那橫貫在「東林舊跡」石牌坊後的大紅會標也過分耀眼了，很有點豔幟高懸的做派。書院剛剛修葺一新，有一個揭幕儀式要等到下午。四周很靜，只有颯颯的秋聲，渲染出秋風入戶、秋草繞籬的冷寂。正是上午巳牌時分，一個老人在書院內踽踽獨行，枯瘦的身影映在鋪地的方磚和嵌著聯語的門柱上，庭院深深，廊廡曲折，老式的布底鞋緩緩地踱來又稍稍地逸去，有如微風中瑟瑟飄動的落葉。最後，他站在迴廊上一塊不大的碑刻前，指著上面的一個名字，說：「這就是我。」

這是一塊民國三十六年募捐重修東林書院的紀事碑，密密麻麻地刻滿了捐款者的名字和錢款數。老人指點的那個名字是這次活動的首倡者，叫「顧希炯」。博物館的同志跑過來介紹道：這位顧老先生是顧憲成的第十四代孫，今年八十三歲。

我不禁肅然。顧憲成這個名字，是與一個天崩地拆的歷史大時代，與一代文化精英的探求、呼喊、抗爭和彪炳千古的氣節，與一場冷風熱血，洗滌乾坤的改革壯舉和悲劇維繫在一起的。這些年來，我因為留意於文化史方面的資料搜集，曾有幸見過不少歷史名人的後裔，其中有幾位的祖先甚至是中國歷史上有相當影響的大人物。例如，就在離我住所不遠的一個鄉村裡，兩年前發現了蘇東坡的家譜和後裔，我曾專程探訪，在樹影婆娑的農家小院裡與一位蘇姓鄉民進行過相當愉悅的交談。在南方某省，我也曾見過民族英雄岳飛的三十幾代孫，那位文質彬彬的政協委員據說是岳鍾琪一系的嫡親傳人。岳鍾琪是清雍正年間的川陝總督、奮威將軍，在平定責海時立過大功的。但說實話，那幾次我的心靈都不曾像今天這樣顫動過。那不僅因為過分遙遠的血緣流澤多少沖淡了我的景仰，我無法把一個農家小院裡的鄉民和歷史上銅琶鐵板唱大江的文壇巨星聯繫在一起；也不僅因為岳鍾琪曾協助雍正製造過那樁震驚朝野的文字大獄──曾靜、呂留良案，那件事情的歷史背景比較複雜，我們不能用僵化的民族意識評判他的氣節；更因為今天這種特殊的情境。我和他──顧憲成的十四代孫──面對面地站在東林書院的迴廊裡，握著老人枯骨棱棱的大手，我彷彿握住了一段冷峻的歷史，在這一瞬間，自己也似乎和這座書院產生了某種莊嚴的聯結。秋色滿目，秋聲盈耳，漫天的浮躁已經消退，化作了凝重的思索，眼前恰是那副膾炙人口的對聯：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

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古往今來的書院聯或許成千上萬，其中亦不乏大師名流們運思精巧的傑作，但我敢斷言，沒有哪一副比眼前這副對聯更加深刻地鍥入了我們民族的政治文化史。再看看落款：「公元一九八二年廖沫沙書。」一般來說，落款是用不著這麼冗繁的，他完全可以簡略得很瀟灑，例如用「壬戌」或「壬戌年」便足矣。之所以這麼不瀟灑地寫出「公元一九八二年」，其中的意味恐怕不難揣測。是的，在整個人類文明的大座標上，「公元」比天干地支的「壬戌」更具有嚴格的確定性，在裡這裡，「公元」體現的是一種恢弘而沉重的歷史感，而剛剛從一場浩劫中甦醒過來的「公元一九八二年」是多麼需要這種歷史感的提示！眾所周知，那場人類文明的浩劫恰恰是從這副對聯關始發難的。對聯的落款沒有名章，也沒有閒章，只有淋漓的墨跡。廖公顯然不想讓它太藝術化，太藝術化會排斥藝術以外的負載，因而顯得太輕飄，不足以體現「尺牘書疏，千里面目」的懷杯。

這副對聯的作者就是顧憲成。當初，他把這兩句大白話寫在東林書院門前時，或許沒有想到它會千古不朽，也沒有想到日後它會惹出這麼多的政治事端。

時在明萬曆三十二年。

二

明史上的萬曆三十二年並不十分引人注目，完全可以用上一句舊小說中的套話：「當日四海昇平，並無大事可敘。」幾位曾播揚過轟轟烈烈的一代天驕都已匆匆離去。最先是張居正的病歿，皇帝本來就煩他那些改革，人一死，馬上變臉，差點沒把故太師從棺材裡拖出來梟首戮屍。接著是威風八面的戚繼光在貧病交加中死去，這位有明一代的軍事奇才逝去前，連結髮妻子也遺棄了他，可見晚景之悽涼。將星西殞，也就沒有人再磕磕碰碰地說劍談兵了。孤傲狂悖的思想家李贄則在獄中用剃刀割斷了自己的喉管，他那驚世駭俗的狂嘯自然也就成了一個時代的絕響。改革夭折了，武事消弭了，思想自刎了，只剩下幾個不識相的文臣在那裡吵鬧著「立國本」，結果一個個在庭前被打爛了屁股，又摘下烏紗帽發配得遠遠的。於是皇帝從萬曆十四年就不上朝了。還有什麼值得操心的呢？昌平的陵墓早已修好，內府的銀子發霉了，自有人搬出來過太陽，乾脆躺在深宮裡，讓小老婆侍候著抽大煙得了。皇帝帶頭躺倒不幹，幾十年不上班。這樣的現象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絕無僅有。一個龐大的王朝也就和他的主人一樣，躺在鬆軟的雲錦臥榻上昏昏欲睡。

君王高臥，朝野禁聲，大概只有讀聖賢書才是不犯天條的。那麼就讀書吧。

萬曆三十二年九月九日，無錫東門蘇家巷。顧憲成領著一班文化人走進了東林書院。

這場面也許不很醒目，特別是和午朝門前那經邦濟國的大場面相比，更談不上壯觀。但歷史將會証明，正是這座並不宏敞的小小書院，這群彬彬弱質的文化人，給柔靡委頓的晚明史平添了幾分峻拔之姿和陽剛之氣。

顧憲成已經五十五歲了。一個經歷了宦海風濤的老人歸隱故里，走進書院講學，這樣的歸宿在由文人出仕的官僚中並不鮮見。一般來說，到了這時候，當事人的火氣已打磨得差不多了，講學與其說是一種造福桑梓的善舉，不如說是一種消遣，至多也不過是一種仕途不得意的解脫。但顧憲成還沒有修煉到這般境界，他是個使命感很強的人。萬曆十五年，他因為上疏得罪了朝廷，被貶調到湖廣桂陽州，南國的蠻荒煙瘴之地，歷來是朝廷安置逐臣的所在。說起來令人驚慄，這些逐臣中有些甚至是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一流人才，桂陽附近的永州是柳宗元生活過的地方，而蘇東坡的晚年差不多有十六個年頭是在嶺南度過的。如今，顧憲成也來了，追循著先賢們生命的軌跡，他的心悄比較複雜。青衫飄然，孤憤滿胸，他在歷史的大座標上尋找人生的定位。他把自己的書齋名為「愧軒」，含有高山仰止的自愧之意。但敢於把自已與柳宗元和蘇東坡一流人物放在一起，又不能說不是一種自負。在那個天崩地拆的時代裡，這種自負往往體現為仗義執言和力挽狂瀾。那麼就讓他自負吧，甚好，從廣西回京後，他擔任了吏部文選司郎中。文選司郎中品級不高。但肩負的卻是考察和選拔官員的重任。明代的官場中有一句說法：「堂官口，司官手」，可見司官的實權是很大的。這樣一個權柄在握的文選司，主政的偏又是自負而使命感極強的顧憲成，其悲劇性的結局是可以想見的。萬曆二十二年，在會推閣臣中，他又得罪了朝廷，比他更自負的君王從煙榻上微微欠起身，御筆一點，顧憲成忤旨為民，回到了無錫張涇的老家。

張涇在無錫東北鄉，如今，顧憲成故居的「端居堂」猶在，青石柱礎上的楠本覆鐘柱質和月樑間的飛雲紋飾，都是典型的明代建築風格，卻不很高敞，可以想見當初那個賣豆腐起家的門庭並不十分富有。穿過門前的弄堂，步下石級碼頭就是涇水，這條寬不過數丈的小河是無錫到東北鄉的主要通道。顧憲成中舉入仕以後，停在這埠頭的大小船隻想必不會少，雕窗朱欄的畫舫中夾著幾條簡陋的烏篷船，煞是鬧猛。四面八方的官吏、文士、親朋故舊在這裡繫好船纜，整一整衣冠拾級上岸。來客了，家人忙前忙後地一溜小跑，弄堂裡的麻條石板上響得熱烈而風雅。這響聲一直在涇水上飄得很遠，引得過往的艄公船娘倚舵停篙，向這座臨河的宅院投以意味深長的一瞥，一邊想像著當初這河房裡的讀書聲和那副很有意思的對聯。說的是某個夜晚，有一艘官船經過這裡，受阻於風雨靠岸停泊。主人推窗看景，但聞風吹梧桐，雨打新篁，映襯著臨河茅屋裡的朗朗書聲，不由得觸景生情，隨口吟出一句：「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不想茅屋裡書聲稍息，即飛出一句下聯：「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這茅屋裡深夜苦讀的少年即顧憲成，而關於官船的主人則說法便多，有陳閣老、陳御史、陳布政史等，總之不是等閒人物。接下來自然是陳閣老（或陳御史、陳布政史）慧眼識英才，顧憲成騰達有期。這是中國俗文化中的一種思維定勢，大凡一個布衣寒士出息了，總會連帶著不少傳奇性的說法，這些說法又不外乎「寒窗苦讀」和「得遇貴人」之類，至於這中間的真實程度，也就不去追究了。波光槳聲中，小船已悠然遠去，連同那些意味深長的目光和想像，一併溶入了如夢的煙水之中。

站在顧家門前的小石橋上，我很難想像，這條柔姿嫋嫋的涇水曾負載過那麼多鐵血男兒的聚會和氣吞萬里的抱負。當年顧憲成在東林書院講學時，經常坐著小船回到張涇，就是從這條小河上來往的。這是一幅極富於軟性美的水鄉歸舟圖。小橋、流水、桂棹、晚鐘，還有沿途那風情綽約的江南村鎮，曾激發了多少文人學士的才思和遐想，多少華章文采從這裡流進了中國文學的煌煌巨帙。但顧憲成倚在窗前，此刻想到的大約不是「急櫓潮痕出，疏鐘晚色生」那樣的清詞麗句，而是朝政、時事和民生疾苦，是經濟天下的宏願大志。四方學子慷慨縱橫的議論猶在耳畔，憂時救世的緊迫感填滿了胸襟，心情自不會那樣恬淡閒適。張涇離無錫大約四十里，經常早出晚歸，總有好一段時間要盤桓在這條水路上的。小船在一座座缺月彎弓的石橋和撲朔昏黃的漁火間行進，櫓槳過處，攪起一道道輕波銀漣，中國晚明史上的一系列大事就在這波漣中閃現出最初的光影。

現在，我們該隨著顧憲成的小船駛進無錫東門水關，走進東林書院了。

中國的書院，大致始於初唐而盛於南宋，像朱熹、張栻、呂祖謙、王陽明這樣一些大學者都與書院有著終身性的聯結。但在中國文化史上，無錫東門的這座書院卻有著獨特的光彩，東林書院與傳統的聚徒式書院不同，它實際上是一個文人沙龍，這裡的「麗澤堂」內有一幅「會約儀式」很有意思，好在行文並不古拗，且摘幾章看看。

每會推一人為主，說「四書」一章。此外，有問則問，有商量則商量，凡在會中，各虛懷以聽，即有所見，須俟兩下講論已畢，更端呈請，不必攙亂。

可見這沙龍裡的學術氣氛相當寬鬆，亦相當活躍。講學、切磋、研討、辯論，真正的群言堂。連首席講師的交椅也是輪著坐的，並不定於一尊。

下面一章就更有意思了：

各郡同志臨會，午飯四位一席，二葷二素。晚飯葷素共六色，酒數行。第三日之晚，每席加果四色、湯點一道。亦四位一席，酒不拘，意浹而止。

完全是「工作餐」的標準，即使第三天晚上的告別宴會（東林會講每月一次，每次三日），也只是加幾碟果品意思意思，並不鋪張。酒可以喝一點，卻不准鬧，「意浹而止」，很實惠的。

一群文化人，在這種寬鬆活躍的氛圍中，吃著「工作餐」，睡著硬板床，開始了他們悲壯的文化遠征。這裡不是遺老遺少們的「詩酒文會」，不是空談心性的象牙之塔，也不是鑽營苟且的名利之場。這裡是一群血性男兒神聖的祭壇。在這裡。他們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指陳時弊，在風雨飄搖中為一片明朗的天空而大聲疾呼；他們躬行實踐，高標獨立，研究經世致用之學，於萬馬齊喑中開啟了明清實學思潮的先河；他們還留心剖示地方事宜，以民生疾苦為憂，以鄉井是非為念。萬曆三十六年，太湖流域遭遇特大水災，洪澇被野，災民流離，錦繡江南在淫雨中呻吟。東林學子憂心如焚，朗朗書聲沉寂了，滂沱大波中流淌著一群文化人傷時憂世的淚水。顧憲成一面寫信給巡撫江南的地方官周懷魯，因周懷魯比較體察民情，有「善政滿江左」之譽，請他代呈災情，上達朝廷，以便及時賑恤災民。同時又致函同為東林黨人的李三才，通報了「茫茫宇宙，己飢己溺」的災情，信中說得很動情：

此非區區一人之意，實東南億萬生靈之所日夕嗷嗷，忍死而引頸者也，努力努力！此地財賦，當天下大半，干係甚大，救得此一方性命，繭絲保障，俱在其中，為國為民，一舉而兩得矣。

這封信幾乎是蘸著淚水寫成的。東林書院門前的那副對聯或許已在漫天秋雨中凋零，但家國天下之事卻時刻念念於懷，片紙尺牘背後凸現出的強烈的憂患意識，令人五內沸然。顧憲成已經罷官歸里，既沒有直接上書朝廷的資格，也沒有部署賑災的權勢，君門萬里，殿闕森嚴，一介寒儒，何以為力？他只能動用自己的人際關係來通融接濟。他的聲音或許很微弱，卻貫注著巨大的人格力量。當京城的中樞大員們從奏章的附件中讀到這些時，不知該作何感想。而那位在煙榻上已經躺了二十二年的皇帝是不是該欠起身，向江南大地看上幾眼呢？

皇帝當然是要看的，而且那目光相當機警睿智，但關注的卻不是那裡瘡痍滿目、民不聊生的災情，那沒有什麼了不起，中國這麼大，每年總免不了有點水旱失調，區區小事，自有下人去處置，何用寡人勞神？他關注的是那裡一座不大的書院，聚集著一群狂悖傲世的文化人。「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居林野，聞風歸附，學舍至不能容。」這麼多文化人扎堆兒在一起幹什麼？很值得注意。更有甚者，一些學者竟從北京、湖廣、雲貴、閩浙等地千里趨附，他們乘著一葉扁舟，餐風宿露、顛沛荒野，歷經一兩個月趕到東林書院去赴會。似乎全中國的政治中心不是寡人的金鑾寶殿，而是東林的熙熙學館；似乎全中國都在傾聽一個削職司官的聲音，這如何了得？既為書院，你們讀書便讀書得了，研習八股，窮章究句，那都是正經學問。讀讀讀，直讀成十三點二百五神經病痴呆症都無妨，竟敢諷議朝政，指陳時弊！朝政和時弊豈是由得你們指手劃腳的？一定要指手劃腳，那好，結黨亂政，搧風點火，小集團俱樂部，這些現成的政治帽子隨手就可以賞給你一頂。

皇帝的目光變得陰冷起來。

三

皇帝陰冷的目光，東林書院裡的文化人並沒有十分在意，他們太天真，也太自信。在他們看來，自己耿耿忠心可昭日月，之所以指手劃腳，目的全在補天。即使有些話說得不怎麼中聽，也是為了讓國家好起來。對於讀書人來說，這是一種生命的自覺。況且，自唐宋以來，自由講學的風氣就一直很盛，當局一般也並不干預，有時還題辭送匾以示褒獎。不客氣的時候也有，例如南宋的「慶元黨案」就是衝著岳麓書院和朱熹來的，但時間不長，很快就平反了，而且朱熹從此備受推崇，幾乎到了和孔聖人比肩齊名的高度。又如元代，當局擔心自由講學會激發漢人的民族意識，對書院比較忌諱，但採取的手段也只是由官府委派山長，用「摻沙子」使書院官學化，並不曾橫加禁毀。這些歷朝歷代的往事，東林同志記得很清楚，卻偏偏忘記了自己生活在那個以嚴猛峻酷著稱的朱明王朝。從朱元璋開始，歷屆聖主的目光從來就不曾慈祥過。書院是文化構建，毀書院，殺學人，終究不是什麼聖德，因此這些事正史不載。但翻開地方志，這座書院「毀於洪武某年」，那座書院「毀於永樂某年」，雖語焉不詳，含糊其詞，卻不難聞到那股濃烈的血腥氣。就在萬曆七年，張居正還迫害過講學的文化人。張居正是改革家，對歷史有大貢獻的，但中國歷代的改革家似乎無一不是鐵腕，同樣容不得別人指手劃腳。常州龍城書院的學子們對張居正父喪奪情提出批評，張居正身為宰相，但宰相肚裡不一定都能撐船，他馬上以朝廷名義下詔將龍城書院毀廢，且進一步殃及天下書院六十四處。張居正指責書院「科斂民財」。他很聰明，整你是因為你有經濟問題，並不是我張某人批評不得。顧憲威當時就是龍城書院的活躍份子，在那些關於張居正貪位攬權的議論中，想必他的聲音也是不小的。

就在東林學子們天真而自信地講學議政時，北京的宮廷裡好戲連台，明史上著名的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和移宮案，一幕比一幕熱鬧，皇帝已經換了好幾個，年號亦由萬曆而泰昌而天啟。但皇帝注視東林的目光卻越來越陰冷了。

到了天啟初年，皇帝決心要曉以顏色了。

事情的起因似乎是關於「外行能不能領導內行」。東林黨人周宗建上疏究論權閹魏忠賢。魏忠賢這個人，只要對明史稍有涉獵的人都是不會忘記的，在中國這塊土地上，以宦官而位極人臣者不少，但是像魏忠賢那樣把權勢玩得遮天蓋地而又堂而皇之，恐怕不多。東林黨人既以天下興亡為己任，自然不會坐視魏忠賢專權誤國。周宗建這封長達千言的奏章的底稿，至今仍然完好地保存在東林博物館裡，透過陳列櫃的玻璃，那淋漓的墨跡令人驚心動魄。特別是痛斥魏忠賢「千人所指，一丁不識」那八個字，更透出一股執著的陽剛之氣。我相信，每一個對這段歷史有所了解的後人站在這裡，都會從那龍飛鳳舞的章草中仔細找出這八個字，並對之久久端詳，生出無限感慨的。中國歷代的統治者都標榜以文化立國，一個不識字的太監，憑什麼在那裡左右朝政、操縱生殺，指揮滿腹經綸的六部九卿？周宗建的這八個字實在夠利害的，運魏忠賢本人看了也嚇出了一身冷汗。但不久人們將會看到，為了這八個字，上書者將要付出怎樣的代價。

皇帝現在面臨著一項選擇，是站在有文化的東林黨人一邊，還是支持聽話的文盲魏忠賢。他並不急於表態（這是政治家們常用的技法），只是態度曖昧地皺了皺眉頭，把上書人奪俸三個月，以示「薄懲」。他還要再看看事態的發展。

果然，另一個「有文化」的東林黨人又跳了出來，他是左副都御史楊漣。這位監察部副部長在奏章中一口氣列舉了魏忠賢的二十四條罪狀。在他的號召下，「一時東林勢盛，眾正盈朝」，討伐魏忠賢的奏章爭先恐後，數日之內，竟有一百餘疏，大有京華紙貴的氣氛。

魏忠賢畢竟是個小人，他沉不住氣了，據說他曾暗中用重金收買敢死之士，伺機對楊漣下手。某日，楊漣發現有一不速之客從屋檐上飛竄至堂前（果然身手不凡），準備行刺。他為之一顫，但馬上鎮靜下來，說：「我即楊漣，殺止殺我，毋傷吾母。」該刺客並非人們常說的那種冷面殺手，聽了楊漣的話居然為之汗顏，囁嚅應道:「我實受人指派，感君忠義，何忍加害？」言罷即惶惶離去。這樣的情節也許太富於傳奇色彩，但對於魏忠賢那樣的流氓無產者，他是絕對做得出的。

其實魏忠賢是過於緊張了，因為皇帝已經拿定了主意。這麼多人抱成一團反對一個人，這很不正常，魏忠賢僅一家奴耳，且目不識丁，即使有點問題，諒與江山社稷無礙。可怕的倒是那些抱成一團的文化精英，你看他們振臂一呼，朝野傾動，招朋引類，議論洶洶，這幫人究竟意欲何為？難道寡人的宮闕也成了他們恣肆縱橫的書院不成？得，我且小試刀鋒，鎮一鎮他們的氣焰。就是刀下有幾個冤鬼，大不了過些年再平反昭雪，給他們立塊忠義碑得了。到了那時，豈不又顯出寡人的英明大度？

刀還沒有砍下去就想到將來給人家平反，這是多麼高瞻遠矚的預見！不要以為這是作者的主觀揣測，古往今來，這樣英明大度的政治家難道還少嗎？僅憑這一點，一般的芸芸之輩就玩不成政治家，你缺乏那種超越性的思維，缺乏那種明知不該殺也要堅決殺的大無畏氣概，也不可能那樣永遠占有真理：當初殺你是對的，現在平反也是對的，你還得對我感激涕零呢。

在一本叫《碧血錄》的書中，我見到了一份「東林黨人榜」。在當時，這是以朝廷名義向全國發布的通緝令，所列欽犯共三百餘人，最後的判決是:「以上諸人，生者削籍，死者追奪，已削奪者禁錮。」這中間沒有說到「處決」，更沒有「梟示」、「戮屍」、「凌遲」之類，這樣的處理似乎還比較文明，「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只是給你一點名譽和人身自由的損失。其實劊子手們的險惡歹毒恰恰就在這裡。

我們且來看看在這種文明的背後……

楊漣因上書列數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被魏忠賢稱為「天勇星」，列入東林「五虎將」，此番自然首當其衝。天啟四年十月，他和另一位東林主將左光斗被削職，敕令即刻離京。這算不了什麼，一個文人，不當官了，正可以流連山水，嘯傲煙霞，照樣活得很瀟灑。但魏忠賢的本意不是要讓你瀟灑，他有他的打算。你楊漣、左光斗身為朝廷二品大員，這幾年的官俸財物一定相當可觀，等你們車載船裝，珠光寶氣地出了京城，我這裡令錦衣衛在半路上來個突然攔截，先把證據拿到手，再逮回來慢慢整治。但後來他從楊、左守門的差役那裡得知，這二位書呆子堪稱兩袖清風，並沒有什麼積蓄。再看到二人出京時，僅青衣便帽，只攜帶很少幾件衣物從容上道時，才感到好生沒趣。

經濟問題一時抓不到把柄，那就先逮起來再說。天啟五年春，已經罷斥歸里的楊漣、左光斗等「東林六君子」被押解京師。入北鎮撫司收審。

這個北鎮撫司俗稱詔獄，一聽就令人毛骨悚然。說是收審，其實就是棍棒伺候，打你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已認定你貪贓納賄，要你交出贓款，而且都是天文數字。明知你沒有錢，偏要你拿出幾萬兩銀子來，這樣審下去，你必死無疑。

打！打你個傲骨嶙峋，打你個廉明清正，打你個憂時濟世，打你個滿腹經綸。

起初，「六君子」還抗辯、痛罵、呼天搶地。楊漣甚至在公堂上大聲對家人說：「汝輩歸，吩咐各位相公，不要讀書。」這顯然說的是氣話，意思是既然自己因讀書獲罪，那就叫子孫不要讀書。這種氣話簡直天真得有如童話，他以為「不讀書」是一種很有力量的反抗，其實那些人根本不稀罕你讀書，人家只是輕蔑地一笑，喝令再打，直打得你哀號無聲，欲辯不能。不久，「六君子」中的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被活活打死。

到了這時，楊漣才意識到對手其實是要置他們於死地，他私下與左光斗、魏大中商量道：「我們如不胡亂招供，必會被他們活活打死。不如暫且屈招，等案子移交法司定罪時，再行翻供，講出前因後果，或許可以一見天日。」

按照一般的淺層邏輯，這不失為一種權宜之計。但事實上，楊漣又一次犯了天真的錯誤，其錯誤就在於自已是監察部副部長，他太相信法律程序，而不知道他的對手是全然不顧那一套程序的。還要移交法司做什麼？既然你承認有納賄行為，那麼就追贓，把錢拿出來。拿不出，很好！知道你肯定「拿不出」，要的也就是你這個「拿不出」。來呀，往死裡打！

打！天啟五年的夏天，整個中國都在呼嘯的棍棒下呻吟。棍棒聲中，華北和甘陝大地餓殍遍野，昏黃的天幕下，災民們在揀拾樹皮、草根、觀音土、甚至糞便填充飢腸。那個二十年後將要戴著一項斗笠闖進京城的李自成，因為借了富紳的「驢打滾」無力償還，此刻正被木枷鐵鐐地綁在毒烈的太陽下示眾。而山海關外，努爾哈赤正在調動他攻無不克的八旗子弟，向著寧遠──這座明王朝在關外的最後一座據點──悄悄地完成了戰略包圍。

楊漣被打死時，「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打手們又故意拖到幾天以後才上報。當時正值盛夏溽暑赤日炎炎，屍體全都潰爛，等到收斂時，僅得破碎血衣數片，殘骨數根。「六君子」中的魏大中死後，魏忠賢拖了六天才准許從牢中抬出，屍體實際上已骨肉分離，沿途「臭遍街衢，死蟲沾沾墜地」。

寫下這些慘不忍睹的情景，需要相當大的心理承受力。我實在找不出一個恰當的詞句來形容中國文明史上曾經發生過的這一幕暴行，也弄不清這些迫害狂們究竟是什麼心態。如果單單為了消滅政治上的對手，那麼對一具沒有任何意志能力，也構不成絲毫現實威脅的腐屍又何必這般蹧踐呢？

答案就潛藏在下面這一段更加殘忍的情節中。楊漣等「六君子」被慘害身死後，打手們遵命用利刀將他們的喉骨剔削出來，各自密封在一個小盒內，直接送給魏忠賢親驗示信。有關史料中沒有記載魏忠賢驗看六人喉骨時的音容神態，但那種小人得志的險隘和刻毒大約不難想見。《三國演義》中寫孫權把關羽的頭裝在木匣子裡送給曹操，曹操打開木匣子，對著關羽的頭冷笑道：「雲長公別來無恙？」我一直認為，這是關於曹操性格描寫中最精彩的一筆。但曹操這只是刻薄，還不是刻毒，魏忠賢是遠甚於此的，他竟然把「六君子」的喉骨燒化成灰，與太監們一齊爭吞下酒。

為什麼對幾塊喉骨如此深惡痛絕？就因為它生在仁人志士的身軀上，它能把思想變成聲音，能提意見，發牢騷，有時還要罵人。喉骨可憎，它太意氣用事，一張口便大聲疾呼，危言聳聽，散布不同政見；喉骨可惡，它太能言善辯，一出聲便慷慨縱橫，鑿鑿有據，不顧社會效果；喉骨亦可怕，它有時甚至會鬧出伏闕槌鼓、宮門請願那樣的軒然大波，讓當權者蹀躞內廷，握著鋼刀咬碎了銀牙。因此，在中國歷史上，從屈原、司馬遷到那個在宣武門外帶頭鬧事、鼓動學潮的太學生陳東，釀成自己人生悲劇的不都是這塊不安分的喉骨嗎？禁錮、流放、鞭苔、宮刑，直到殺頭，權勢者的目的不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扼制你的喉骨，不讓你講真話嗎？魏忠賢這個人不簡單，他對政敵的認識真可謂深入到了骨髓：你們文人其實什麼也沒有，就有那麼點骨氣，這「骨氣」之「骨」，最要緊的無非兩處，一為脊梁骨，一為喉骨。如今，脊梁已被我的棍棒打斷，對這塊可憎可惡亦可怕的喉骨，我再用利刀剔削之，烈火燒化之，美酒吞食之，看你還有「骨氣」不？

這是一群沒有任何文化底蘊的政治流氓，一群擠眉弄眼、捏手捏腳的潑皮無賴，一群得志便猖狂、從報復中獲取快感的刁奴惡棍。在種種喪盡天良的殘暴背後，恰恰透析出他們極度的虛弱和低能。他們不講人道，沒有人格，更沒有堂堂正正可言。當初聽說楊漣究論他二十四大罪狀時，攔在宮門外可憐巴巴地以頭觸地，哀哭求情的是魏忠賢；如今一旦得勢，不惜對死屍大施淫威的也是這個魏忠賢。對於他來說，搖尾乞憐與耀武揚威都沒有絲毫人格負擔。前面提到的那個首先上疏彈劾魏忠賢的周宗建臨死前，打手們一邊施刑，一邊刻毒地罵道：尚能謂魏公一丁不識否？鞭聲血雨中飛揚著一群險隘小人的獰笑，這獰笑浸染了中華史冊的每一頁，使之變得暗晦而沉重……

這幫險隘小人當然忘不了江南的那座書院。

天啟六年四月，正是綠肥紅瘦的暮春時節，聖旨由十萬火急的快馬送到江南：「蘇常等地書院盡行拆毀，刻期回奏。」昔日學人雲集、文風騰蔚的東林書院被夷為一片廢墟，不許存留寸椽片瓦，連院內的樹木也被砍伐一空。令人深思的是，所拆毀的木料與田土變價作銀六百兩，被全部齎解蘇州，為魏忠賢修建虎丘山塘的生祠去了。

此時顧憲成已死，主持講會的是高攀龍，面對東林廢院，他的憤慨是可以想見的。但信念之火並未熄滅，在〈和葉參之過東林廢院〉一詩中，他的聲音仍然朗朗莊嚴，他倔強而自信地宣告：

縱然伐盡林間木，

一片平蕪也號林。

是的，權勢者只能廢毀有形的構建，但東林的聲音已經匯入了整個民族精神的浩浩長河，從這裡走出去的一代文化精英將支撐起風雨飄搖的晚明江山，上演出一幕幕驚天地泣鬼神的活劇來。

四

後人一般把對東林黨人的迫害歸結為「閹黨矯旨」，似乎恨東林的不是皇帝，而是幾個弄權的太監，這實在是對魏忠賢太抬舉了。殊不知，有明一代，由於朱元璋的苦心經營，皇權已到了至高無上的地步，那一套鐵桶也似的專制模式是歷朝天子所無法比擬的。臣子儘管有點權勢，甚至可以胡作非為，但還是要看皇帝的臉色；皇帝儘管昏聵無能，儘管躺在深宮裡抽大煙泡女人玩方術，但哪怕無意打一個噴嚏，頃刻之間就是滿天風雨。從個人品性上講，天啟皇帝確實懦弱，但在一種極端的獨裁體制下，君主的懦弱，卻無損於他對政治的影響力，而只會把事情幹得更荒唐。毀幾處書院，殺幾個讀書人，這便是小小地荒唐了一下。偏偏被殺的讀書人卻不認皇上這筆帳，更談不上怨恨。這就很值得深思了。

我們先來看看高攀龍臨死前的那份遺書。

對於死，高攀龍是有思想準備的，風聲越來越緊，校騎已經到了蘇州，打探消息的家人回報說，老爺也在黑名單內，一時舉家驚惶。高攀龍卻與幾個門生在後園裡賞花談笑，鎮靜如常。不久，又有人回報，說緹騎將至。高攀龍這才移身內室，與家人款語片刻，打發他們離去後，自己到後園投水自沉。投水前，用黃紙急草〈遺表〉一封，略云：

臣雖削奪，究係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則，君恩未報，結願來生。臣高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皇上。

外面大概已聽到緹騎的鬨鬧了，只能打住。

如今，高攀龍投水的遺跡尚在無錫市第七中學內，近旁假山錯落，林木依依，站在郭沫若所書的「高子止水」石匾前，我很難想像，那麼從容的自沉竟發生在這塊如此逼仄的小水潭裡。一汪涸泉倒映著樹影，清則清矣，畢竟不那麼浩闊。在離這裡不遠的五里湖畔，高攀龍不是築有一所水居嗎？在那裡，他曾取屈原〈漁夫〉中的「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之意，吟過「馬鞍巔上振衣，黿頭渚邊濯足，一任閒來閒往，笑殺世人局促」的詩句，瀟灑放達中透出相當清醒的生死觀。如果讓他選擇的話，他大概更願意在那裡完成自己悲壯的一躍，那裡包孕吳越的湖光山色正可以接納自己孤傲曠達的情懷，縱然是走向死亡，那也是一種人生的大手筆，可以毫無愧色地比之於汨羅江畔屈原的身影。但高攀龍卻走向了這塊「局促」的小水潭，我想很有可能是最後來不及選擇了。在此之前，他或許並沒有真正想到會死，皇上聖明，宸衷英斷，會在最後一刻覺察閹黨的陰謀的。但家人送來的消息終於粉碎了他虛幻的僥倖，皇上不會救他了，那麼就以死相報吧。因此，當他站在這水潭邊時，並不見得很從容，他會想得很多，而且肯定會遺憾地想到煙波浩瀚的五里湖。但這不是皇上的過錯，「君恩未報，結願來生」，到了這時候，想到的仍然是皇上的好處。讀著這樣的遺書，真令人不知說什麼好，在景仰和痛惜之餘總有一種深沉的困惑，因此，面對著那個躍向清潭的身影，我們只得悄悄地背過臉去。

其實又何必背過臉去呢？我們面對的就是這樣一群歷史人物，他們是道德理想主義的獻身者，又是在改革社會的實踐上建樹碌碌的失敗者；他們是壯懷激烈的奇男子，又是愚忠循禮的士大夫；他們是飲譽天下的飽學之士，又是疏於權謀的政冶稚童。在他們身上，呈現出一種相當複雜的歷史和道德評判的二重奏，十七世紀的社會環境使他們走到了封建時代所能達到的最高點，他們卻終於未能再跨越半步，只能以慘烈的冤獄和毀家亡身的悲劇震撼人心，激勵後輩越出藩籬，迎來新世紀的曙光。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們不得不又一次轉過臉去，理性地審視如下一幕幕令人難堪的場景。

楊漣被捕時，當地民眾數萬人奮起援救，打得緹騎四處逃生，肩披鈕鎖的楊漣也跟著東躲西藏，不是為了逃避逮捕，而是逃避援救他的民眾。他老淚縱橫地向群眾求情，要人們成全他的大節。在他看來，自己個人的生死榮辱無關緊要，萬一激起民變，破壞了封建王朝的法統可是塌天大事。這位在金殿上渾身是膽、威武不屈的監察部副部長，這位在奏章中一次次為民請命，正氣凜然的青天大老爺，此刻卻在民眾熱切的擁戴中膽戰心驚。他步履踉蹌，狼狽不堪地到處亂跑，唯恐和逮捕他的緹騎走散，也唯恐失去自己身上的鎖鏈。他以自己毫不矯情的眼淚消弭了民眾的反抗，跟著緹騎從容就道，一步步走向京城的詔獄。在他的身後，是鄉親們紛飛的淚雨和悠長的嘆息。

這種令人扼腕的情節還在不斷發生。不少東林黨人在被捕前以自盡維護自己的尊嚴，卻留下遺囑，要家人典當器物，給執行逮捕任務的緹騎作回京的路費，因為他們畢竟是代表朝廷來的，是皇差。更有甚者，抓人的皇差把朝廷開出的逮捕証搞丟了，被抓的人卻自己穿好囚衣，對著京城叩頭謝恩，乖乖地跟著他們上路。江南的民風並不算強悍，蘇州人更以其吳儂軟語般的清柔著稱。但在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時，這裡卻暴發了撼天動地的「開讀之變」，十數萬市民自發行動起來，聲援東林，抗議閹黨的暴政。民情洶洶有如乾柴烈火，若是東林中有人站出來振臂一呼，他肯定將是李自成、張獻忠一流人物，晚明的政治史也極有可能是另外一種格局。但他們沒有，當憤怒的市民號呼蜂擁，追打緹騎時，他們只是坐守庭院與親朋垂淚話別，大談其「死於王家，男兒常事」的氣節。事後，帶頭鬧事的顏佩韋等五人被殘害身死，又砍下頭顱懸掛在城牆上。這五位義士都是市井小民，並沒有受過詩書體樂的教育。小民的大義並不示於慷慨高談，而是凝聚在危難之際的奮然一搏。他們死後，蘇州民眾花五十兩銀子把掛在城牆上的頭顱買下來，與屍身合葬於虎丘山塘，復社魁首張溥為之寫了墓志銘，這篇很有名的〈五人墓碑記〉至今依然出現在中學的語文課本裡。復社是繼東林之後而起的政治團體，其宗旨為「復東林也」，在明清之際的政治舞台上是很有過一番作為的，張溥的這篇墓志銘寫得很動情，對五位義士的評價也相當高，但其中有這麼一段卻頗耐人尋味：

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美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志哉！

給人家寫墓志銘還忘不了顯擺自己那種士大夫的優越感，似乎這五個人之所以有如此大紅大紫的榮譽，是沾了東林黨人的光，不然，像他們這樣的引車賣漿者流，只能「老於戶牖之下」，「人皆得以隸使之」。這樣說就好沒意思了。

真正有點意思的是，五位義士的墓是拆毀魏忠賢的生祠建造的，而魏忠賢的生祠又是當初用拆毀東林書院的錢建造的，在這繁複的拆建之間，不僅隱藏著一段不平常的政治史，而且昭示著一種相當深刻的歷史必然性。東林黨人不會揭竿而起，這毋庸苛求；顏佩韋等義士也不會成為李自成和張獻忠，面對著一場大規模的血腥報復，他們選擇了投案自首以消弭事端，而不是拉起桿子對著幹，這也不能簡單地歸結於江南民風柔弱。李自成和張獻忠只能出現在西北的黃土高坡，而東林黨那樣的文人士大夫，甚至顏佩韋那樣的義士，則只能出現在江南的市井巷闆。這是一塊商風大漸，市民階層開始顯露頭角的舞台。但剛剛萌芽的商品經濟又深埋在封建經濟的土壤之中，市民階層的腳跟也相當軟弱，他們只能附和在別人之中隱隱約約地喊出自己的聲音。對著皇權喊一聲「反」，他們大概是想都不敢想的。他們只能枕著一塊忠義石碑，在秀色可餐的江南大地上悄然安息。

東林黨人和江南的市民階層不敢想的事，西北黃土高坡的農民卻轟轟烈烈地幹起來了。就在張溥為五人書寫墓碑時，陝西澄城縣的農民高舉著棍棒鋤頭衝進了縣衙，揭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差不多也就在同時，努爾哈赤的兒子皇太極開始對寧遠發動了第二次攻擊，與明王朝的最後一位軍事奇才袁崇煥激戰於松遼大地。兵連禍結，天崩地拆，距紫禁城不遠的一棵老槐樹上，已經為疲憊的朱家皇帝預備了上吊的環扣。

五

在顧憲成故居的紀念館裡，我還見到一幅署名「後學韓國鈞」的七絕。韓是我的老家海安人，民國年間當過江蘇省省長兼督軍。但其一生中最為輝煌的閃光卻是垂暮之年不當漢奸，以及新四軍東進以後與陳毅的合作。電影《東進序曲》和《黃橋決戰》中都有他的藝術形象。這首七絕寫得很平樸：

東林氣節繫興亡，遺墨猶爭日月光，

二月春風惠山麓，萬梅花下拜涇陽。

「涇陽」是顧憲成的號。詩寫得不算好，但這位紫石先生站在端居堂前時，鼓蕩於心胸的正是東林黨人那種高山景行的氣節。韓國鈞寫這首詩時已經六十四歲，二十年後，當他嚴辭拒絕日寇的威逼時，不一定會想到這四句小詩，也不一定會很具象地以歷史上的某位英烈作為楷模。但他那凜然正氣中，確實貫注著東林先賢的流風。一個封建遺老，在那個民族垂危之秋閃現了自已生命的光華，他以八旬之軀為抗戰奔走呼號，在病情彌篤時仍囑咐家人：「抗戰勝利之日，始為予開弔，違者不孝。」陳毅將軍曾贈他一聯：「杖國抗敵，古之遺直；鄉間問政，華夏有人。」肯定的也正是他身上所體現的那種堪為民族脊梁的氣節。韓國鈞也是一個文人士大夫，文人自應有文人的一份真性情。魏忠賢說得不錯，你們文人其實什麼也沒有，就有那麼點骨氣。但反過來說，若什麼都有，就是沒有骨氣，那還不成了一堆行屍走肉？

由此我不禁想到，對於任何一個人物或群體來說，歷史評價總是有時限的，而道德評價卻有著相當久遠的超越性。一座小小的東林書院算什麼呢？它是那麼脆弱，戰亂和權謀可以讓它凋零，皇上一個陰冷的眼色可以使它片瓦無存。書聲朗朗，似乎很清雅，那只是出自讀書人良好的自我感覺；評時議政，似乎很熱鬧，也只是書生意氣，徒然遭人猜忌。但它又那麼倔強地堅守在江南的那條小巷裡，並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一個相當醒目的座標。它留給後人的不在當時當地的是非功過，而是為國為民的道義和良知，是中國知識分子那種積極入世、高標獨立的人格力量。正是這種人格力量在鐵血殘陽中鞭霆掣電、撥山貫日，支撐起明末清初一大批雄姿英發的偉丈夫。我們只要隨便說出幾個，便足以令人肅然起敬。例如，左光斗的節操影響了他的學生史可法，而史可法在揚州殉國的壯舉又極大地震撼了江東才俊，松江的陳子龍便是這中間的一個。陳是復杜的領袖人物，他和柳如是的交往和熱戀不僅是一段才子佳人的風流佳話，更使青樓女子柳如是得到了一次「天下興亡，匹『婦』」有責」的思想昇華。陳子龍後來為抗清犧牲，柳如是又用這種思想影響了錢謙益。錢謙益這個人的口碑不怎麼好，他身為後期的東林黨魁，文壇宗主，卻在清兵進入南京時帶頭迎降。柳如是勸他投水自盡，他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池水冰冷，投不得。」他不想死，但降志辱身的穢行一直折磨著他的晚年。他和柳如是後來都為抗清做了不少事情，錢謙益因此幾乎丟了性命。鄭成功從崇明誓師入江時，如是以蒲柳之軀親自到常熟白卯港迎候，站在冷風中苦苦地遠眺故國旌旗。「還期共復金山譜，桴鼓親提慰我思。」這位原先的煙花女子熱切地期盼著像當年梁紅玉那樣桴鼓軍前，報效於抗敵救國的戰場。山河破碎，民族危亡，東林黨人大多死得很壯烈，受他們影響的後人也大多是愛國的，這是歷史上的不爭之論。

文章的開頭曾提到一塊民國三十六年募捐重修東林書院的記事碑，我留意了一下，在募捐者中，以楊、榮、薛三姓居多，數額也最大。這三個家族不僅是無錫巨富，在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發展史上也是很值得一提的。我曾粗略地翻閱過他們的家族史，發現其中有一條大致相同的發展軌跡：最初由讀書入仕，而後官商兼備成為儒商，到本世紀初葉開始棄絕官場興辦實業，成為中國民族工業的巨子。也就是說，他們都有著相當深厚的文化底蘊。例如其中的薛家，其父輩即清末著名外交家、思想家和文學家，被稱為「曾門四弟子」之一的薛福成，這種現象很值得我們玩味。一般的論者認為，明末東林黨人的崛起標誌著舊時代的終結。這固然是不錯的。但我認為這還不是新時代的起點。終結和起點一步之遙，卻不是一兩代人所能完成的。今天，當我站在東林書院的迴廊裡，仔細計算著無錫三大家族的捐款數時，突然產生了一種奇特的聯想：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為什麼首先發端於江南，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巨子為什麼出現在無錫，是不是與面前的這座書院有著某種割捨不開的淵源呢？或者說，這募捐碑上的楊、榮、薛三姓「大款」是不是可以看作東林後學呢？

出東林書院的後門便是蘇家巷。據無錫博物館朱文杰先生考証，當年顧憲成起居的小辨齋就在這裡。有了這處小辮齋，顧憲成才省去了每天乘著小船來回張涇的辛勞。但後來因家境不好，這所房子又以四百兩銀子典當出去了，可見文人都是很清貧的。小辨齋與東林書院近在咫尺，顧憲成主持東林講會期間經常止息於此，與門人論學議政。如果說東林書院是十七世紀初的「江南政治學院」，那麼這裡便是政治學院的「教授樓」。可惜現在知道它的人已經不多了。

我徘徊在這條僻靜的小巷裡，一邊想，忘記了小辨齋不要緊，忘記了文人的清貧也不要緊，只要別忘記這裡的東林書院就好。（錄自《湮沒的輝煌》爾雅出版社）

※問題討論：

(1) 請找出3個令你印象深刻的句子，並說明原因。

(2) 顧憲成是誰？他在政治上的遭遇如何？在思想或行為上有那些獨特之處？

(3) 楊漣為甚麼會得罪魏忠賢？結果如何？

(4) 東林書院前著名的對聯內容為何？東林書院對明代造成如何的影響？請舉例具體說明。

(5) 請根據文意判斷此篇作品與〈左忠毅公軼事〉的時代背景是否相同？並說明原因。

(6) 請提出閱讀這篇文章後的思考，並加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