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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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坡在黃州/周志文

東坡在黃州周志文

 

中唐詩人白居易(772-846)有〈東坡種花詩〉,其中有句:「持錢買花柳,城東坡上栽。」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栽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花種新成。」南宋洪邁(1123-1202)據此,認為蘇之自稱「東坡居士」是本於對白居易的仰慕而來,他在《容齋隨筆》中有條〈東坡慕樂天〉專論此事說:「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後來清代的趙翼(1727-1814)的《甌北詩話》,也採此說。

洪邁的理由是以上所舉之詩,皆是在白居易忠州任上所作,而白居易在忠州時正是一生最困頓之時,後來蘇軾謫居黃州,頗以之自況,《容齋隨筆》說:

蘇公在黃,正以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朝儀,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蘇軾有一陣子很嚮往白居易,兩人事蹟也略有相同者,後世人也常將白蘇並舉,最有名的例子是兩人在不同時代,卻都同樣做過杭州知州,並在那兒留下政績,西湖至今仍有白堤、蘇堤可證。但說蘇自號東坡,是因為景仰白居易的緣故,理由就不夠充實了。

《宋史》本傳上面說:

(軾)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並媒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台獄,欲置之死,鍛鍊久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本傳上說的「逮赴台獄」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烏台詩案」。蘇軾在神宗元豐二年(1079)從徐州知州調任湖州,上表謝恩時,被御史何正臣、李定等彈劾表中有「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之語,被捕下獄。他因為詩文而被劾,所以稱為「詩案」,而參他的都是御史,御史辦公的所在叫御史台,台中有不少柏木,所以被典雅的稱作「柏台」,但柏樹森森,多藏烏鴉,又常被戲稱之為「烏台」,大約御史專事察舉,也有點像烏鴉的聒噪煩人吧。

這表面是個詩文引禍的案子,其實是北宋新舊黨爭的延續,蘇軾在這個案件下是個鬥爭失敗的受害者,弄到他自己都以為會被處死,因而留下給弟弟子由的詩中有「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的句子。幸好弄到新黨的領袖王安石也認為太過,說出:「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最後還動用了皇室的影響,才免掉最壞的命運,下場是被貶到黃州做該地的團練副使。

所謂團練有點像現今的鄉里自衛隊,副使等於是自衛隊的副隊長,荒唐的是黃州當時根本沒有團練這個自衛組織,蘇軾到此其實無任可就,他純粹是受黃州知州節度管制下的一名政治犯罷了。由於這官有名無實,所以他在黃也無薪水可領,好在他略有積蓄,鄉下地方開銷也不多,過一般的生活倒不成問題。蘇軾在黃州展開了生命中最特殊的一種生活,過著原則上無收入卻十分自由逍遙的日子,前後有五年之久,《宋史》本傳上說「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就是指此而言。黃州五年,是他一生最具關鍵性的時刻。

黃州有個叫東坡的地方,蘇軾在那兒住過一大段日子,所以取「東坡居士」為號。但他初居黃州,並不住在該地,他有闋〈臨江仙〉的詞,是這樣寫的: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常恨此生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詞首「夜飲東坡」是指夜晚到東坡那地方喝酒,從東坡回來,因為酒醉,茫茫然不知確切時刻,所以說「彷彿三更」。證明寫這闋詞的時候,蘇尚住在別處,還無東坡居士的稱號。

蘇軾以東坡為號,是自己確實「築室東坡」,因以為號,這點不只《宋史》上這麼寫,他弟弟蘇轍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上也如此寫,可見並不是因為崇拜白居易的緣故。東坡其實是個很普通的地名,東坡居此,甚覺安適,又想到白居易曾有詩歌詠,便決定用此號也說不定,但主要原因不在白居易的詩,線條還算是清楚的。

蘇與白的遭遇如前說真有點相同,以時運不濟或者「倒楣」的觀點看兩人,二人當然有近,但以程度言,寫〈琵琶行〉時貶為「江州司馬」的白居易,應該是一生的最低潮,後來也就算好,沒有過什麼太危險的日子。拿來與蘇相較,其實有很大差別的,蘇的一生起落無定,黃州之後,又量移汝州,後到京中擔任幾年的翰林學士知制誥,但不久又做派去做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的知州,所到一處,各有建樹,最後還是不敵朝中政爭,直到六十餘歲又弄到一個寧遠節度副使的職務,惠州安置。

惠州即今廣東惠安,這極南之地,蘇轍的〈墓誌銘〉說:「瘴癘所侵,蠻蜑所侮」,可見蠻荒。而惠州並不是東坡所貶最遠的地方,惠州之後,東坡又被貶為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在海南島的西部,當地更為僻遠。東坡在海南島住了幾年,最後被赦還,改授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他好像與「團練副使」這官職有不解緣),又屢遭蹭蹬,終於客死在常州,在行跡上,黃州之後他也無一日安寧。這是為什麼東坡在〈送程懿叔〉的跋中說自己與白居易「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他嚮往白的「晚節閒適之樂」,希望自己的晚年會平順舒適些,可惜事與願違。

再來談蘇軾在黃州的生活。

黃州在現在湖北省的長江邊上,與三國時的赤壁很近。東坡於元豐三年的二月一日到了黃州,因為居處無所,只能暫居定惠院(又名定惠寺),兩月後移居臨皋亭,據王宗稷編的《東坡先生年譜》說:「乃舊日之回車院也。」中國國土遼遠,古代驛車晚間所停駐之處曰站,中午讓人暫停休息之處曰亭,但張守節《史記正義》說:「秦法十里為亭,十亭一鄉。」可見亭又是地方村里單位,漢高祖劉邦少時曾為泗水亭長。東坡所住的臨皋亭據《年譜》所說是「回車院」,所指應該為前義,便是指讓驛車休息以便回程之處。既為舊日之回車院,想已荒廢,只能勉強暫居住。

元豐四年他找到州治附近的一塊荒地,是在一個廢棄的營地之東,便請求給予開墾,這塊地就是東坡了。後來蘇軾不但在此開墾種植,第二年(元豐五年,即壬戌年,也就是他寫〈赤壁賦〉的那年)他四十七歲,他在這塊地上又建了一幢庭院俱足的居室名叫「雪堂」,並且正式開始自號「東坡居士」了。他有〈東坡八首〉記此事,其敘曰: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嘆,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當然有人幫忙,但墾闢之事,東坡很多親為,詩中嘲諷自己說:「獨有孤旅人,天窮無處逃,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可見諸苦備嘗,但體力的勞動,正好用來調解放逐人心中的落寞。敘中提到的「故人」馬正卿是東坡的長隨,除了馬正卿,跟隨東坡到黃州的還有潘、郭、古姓三名服侍自己的人,這幾人忠心耿耿,在東坡最倒楣時並沒有拋棄他,詩中稱潘、郭、古三人為:「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飧。」又稱讚馬正卿說:

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我今反累生,借耕輟茲田,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可憐馬生癡,至今誇我賢,眾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上面的詩是〈東坡八首〉裡的最後一首,寫馬正卿忠實又固執,不棄不離,二十年來巴望自己有一天能撥雲見日,發跡變泰,詩中的「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當然是句開玩笑的話,意指馬正卿期盼主人飛黃騰達完全是空想,這也寫出他在黃州的確實處境,說政治的位置落到了最低點還是客氣話,朱孝臧注《東坡樂府》,於前面所引的〈臨江仙〉詞下引《避暑錄》曰:「子瞻在黃州,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詞,所謂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詞,卦冠服江邊,挐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這項紀錄不見得全是事實,但文中說郡守「以為州失罪人」確是實情,東坡在黃州是一個罪人的身分,只是無須關在監牢中,因為沒有進項,生活雖尚自由,比起當官的一般日子卻應該窮苦困頓得多。

因此想到超拔的問題,東坡自黃州後,人生的境界與創作的成就大進,著名的前、後〈赤壁賦〉與書法極品〈寒食帖〉,詞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念奴嬌〉(「大江東去」)都作於此時。人的改頭換面,通常在居夷處困的日子中,所以生活中的困難或痛苦往往是人生的關鍵,孟子說:「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即是指此而言。

東坡在黃州雖是罪人身分,但並不孤單,與名人雅士尚有往來,彼此還有不少唱和,長子蘇邁與家人左右相陪,加上有四名長隨幫忙勞務,《年譜》元豐三年條記:「先生乳母王氏八月卒於臨皋亭。」原來跟東坡到黃州的還有他的乳母,其他與他一起生活的人想是還有,只是沒詳記,可見他的貶謫生涯仍食指浩繁,但他的生活並不見得不能過,而此時的詩文,大多氣暢意朗,幾乎無消沉之作。這才知道,東坡為人,確有特殊涵養,讓他能夠從容的超拔苦辛,而從生活看,北宋時候一個貶謫的官吏,比今天的達官貴人,似乎都還要更闊氣一些呢。【2019-08-14 06:28聯合報】

東坡在黃州/周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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