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在黃州／周志文

東坡在黃州／周志文

 

中唐詩人白居易（772-846）有〈東坡種花詩〉，其中有句：「持錢買花柳，城東坡上栽。」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栽樹。」又有〈別東坡花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花種新成。」南宋洪邁（1123-1202）據此，認為蘇之自稱「東坡居士」是本於對白居易的仰慕而來，他在《容齋隨筆》中有條〈東坡慕樂天〉專論此事說：「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專慕白樂天而然。」後來清代的趙翼（1727-1814）的《甌北詩話》，也採此說。

洪邁的理由是以上所舉之詩，皆是在白居易忠州任上所作，而白居易在忠州時正是一生最困頓之時，後來蘇軾謫居黃州，頗以之自況，《容齋隨筆》說：

蘇公在黃，正以白公忠州相似，因憶蘇詩，如……〈入侍邇英〉云：「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文登，召為朝儀，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蘇軾有一陣子很嚮往白居易，兩人事蹟也略有相同者，後世人也常將白蘇並舉，最有名的例子是兩人在不同時代，卻都同樣做過杭州知州，並在那兒留下政績，西湖至今仍有白堤、蘇堤可證。但說蘇自號東坡，是因為景仰白居易的緣故，理由就不夠充實了。

《宋史》本傳上面說：

（軾）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並媒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台獄，欲置之死，鍛鍊久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本傳上說的「逮赴台獄」就是歷史上有名的「烏台詩案」。蘇軾在神宗元豐二年（1079）從徐州知州調任湖州，上表謝恩時，被御史何正臣、李定等彈劾表中有「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之語，被捕下獄。他因為詩文而被劾，所以稱為「詩案」，而參他的都是御史，御史辦公的所在叫御史台，台中有不少柏木，所以被典雅的稱作「柏台」，但柏樹森森，多藏烏鴉，又常被戲稱之為「烏台」，大約御史專事察舉，也有點像烏鴉的聒噪煩人吧。

這表面是個詩文引禍的案子，其實是北宋新舊黨爭的延續，蘇軾在這個案件下是個鬥爭失敗的受害者，弄到他自己都以為會被處死，因而留下給弟弟子由的詩中有「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世世為兄弟，又結來生未了因」的句子。幸好弄到新黨的領袖王安石也認為太過，說出：「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最後還動用了皇室的影響，才免掉最壞的命運，下場是被貶到黃州做該地的團練副使。

所謂團練有點像現今的鄉里自衛隊，副使等於是自衛隊的副隊長，荒唐的是黃州當時根本沒有團練這個自衛組織，蘇軾到此其實無任可就，他純粹是受黃州知州節度管制下的一名政治犯罷了。由於這官有名無實，所以他在黃也無薪水可領，好在他略有積蓄，鄉下地方開銷也不多，過一般的生活倒不成問題。蘇軾在黃州展開了生命中最特殊的一種生活，過著原則上無收入卻十分自由逍遙的日子，前後有五年之久，《宋史》本傳上說「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就是指此而言。黃州五年，是他一生最具關鍵性的時刻。

黃州有個叫東坡的地方，蘇軾在那兒住過一大段日子，所以取「東坡居士」為號。但他初居黃州，並不住在該地，他有闋〈臨江仙〉的詞，是這樣寫的：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 常恨此生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詞首「夜飲東坡」是指夜晚到東坡那地方喝酒，從東坡回來，因為酒醉，茫茫然不知確切時刻，所以說「彷彿三更」。證明寫這闋詞的時候，蘇尚住在別處，還無東坡居士的稱號。

蘇軾以東坡為號，是自己確實「築室東坡」，因以為號，這點不只《宋史》上這麼寫，他弟弟蘇轍在〈東坡先生墓誌銘〉上也如此寫，可見並不是因為崇拜白居易的緣故。東坡其實是個很普通的地名，東坡居此，甚覺安適，又想到白居易曾有詩歌詠，便決定用此號也說不定，但主要原因不在白居易的詩，線條還算是清楚的。

蘇與白的遭遇如前說真有點相同，以時運不濟或者「倒楣」的觀點看兩人，二人當然有近，但以程度言，寫〈琵琶行〉時貶為「江州司馬」的白居易，應該是一生的最低潮，後來也就算好，沒有過什麼太危險的日子。拿來與蘇相較，其實有很大差別的，蘇的一生起落無定，黃州之後，又量移汝州，後到京中擔任幾年的翰林學士知制誥，但不久又做派去做杭州、潁州、揚州、定州等地的知州，所到一處，各有建樹，最後還是不敵朝中政爭，直到六十餘歲又弄到一個寧遠節度副使的職務，惠州安置。

惠州即今廣東惠安，這極南之地，蘇轍的〈墓誌銘〉說：「瘴癘所侵，蠻蜑所侮」，可見蠻荒。而惠州並不是東坡所貶最遠的地方，惠州之後，東坡又被貶為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在海南島的西部，當地更為僻遠。東坡在海南島住了幾年，最後被赦還，改授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他好像與「團練副使」這官職有不解緣），又屢遭蹭蹬，終於客死在常州，在行跡上，黃州之後他也無一日安寧。這是為什麼東坡在〈送程懿叔〉的跋中說自己與白居易「出處老少，大略相似，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他嚮往白的「晚節閒適之樂」，希望自己的晚年會平順舒適些，可惜事與願違。

再來談蘇軾在黃州的生活。

黃州在現在湖北省的長江邊上，與三國時的赤壁很近。東坡於元豐三年的二月一日到了黃州，因為居處無所，只能暫居定惠院（又名定惠寺），兩月後移居臨皋亭，據王宗稷編的《東坡先生年譜》說：「乃舊日之回車院也。」中國國土遼遠，古代驛車晚間所停駐之處曰站，中午讓人暫停休息之處曰亭，但張守節《史記正義》說：「秦法十里為亭，十亭一鄉。」可見亭又是地方村里單位，漢高祖劉邦少時曾為泗水亭長。東坡所住的臨皋亭據《年譜》所說是「回車院」，所指應該為前義，便是指讓驛車休息以便回程之處。既為舊日之回車院，想已荒廢，只能勉強暫居住。

元豐四年他找到州治附近的一塊荒地，是在一個廢棄的營地之東，便請求給予開墾，這塊地就是東坡了。後來蘇軾不但在此開墾種植，第二年（元豐五年，即壬戌年，也就是他寫〈赤壁賦〉的那年）他四十七歲，他在這塊地上又建了一幢庭院俱足的居室名叫「雪堂」，並且正式開始自號「東坡居士」了。他有〈東坡八首〉記此事，其敘曰：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為於郡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闢之勞，筋力殆盡，釋耒而嘆，乃作是詩。自愍其勤，庶幾來歲之入，以忘其勞焉。

當然有人幫忙，但墾闢之事，東坡很多親為，詩中嘲諷自己說：「獨有孤旅人，天窮無處逃，端來拾瓦礫，歲旱土不膏。」可見諸苦備嘗，但體力的勞動，正好用來調解放逐人心中的落寞。敘中提到的「故人」馬正卿是東坡的長隨，除了馬正卿，跟隨東坡到黃州的還有潘、郭、古姓三名服侍自己的人，這幾人忠心耿耿，在東坡最倒楣時並沒有拋棄他，詩中稱潘、郭、古三人為：「我窮交舊絕，三子獨見存，從我於東坡，勞餉同一飧。」又稱讚馬正卿說：

馬生本窮士，從我二十年，日夜望我貴，求分買山錢。我今反累生，借耕輟茲田，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可憐馬生癡，至今誇我賢，眾笑終不悔，施一當獲千。

上面的詩是〈東坡八首〉裡的最後一首，寫馬正卿忠實又固執，不棄不離，二十年來巴望自己有一天能撥雲見日，發跡變泰，詩中的「刮毛龜背上，何時得成氈」當然是句開玩笑的話，意指馬正卿期盼主人飛黃騰達完全是空想，這也寫出他在黃州的確實處境，說政治的位置落到了最低點還是客氣話，朱孝臧注《東坡樂府》，於前面所引的〈臨江仙〉詞下引《避暑錄》曰：「子瞻在黃州，與數客飲江上，夜歸，江面際天，風露浩然，有當其意，乃作歌詞，所謂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者，與客大歌數過而散。翌日喧傳子瞻夜作此詞，卦冠服江邊，挐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這項紀錄不見得全是事實，但文中說郡守「以為州失罪人」確是實情，東坡在黃州是一個罪人的身分，只是無須關在監牢中，因為沒有進項，生活雖尚自由，比起當官的一般日子卻應該窮苦困頓得多。

因此想到超拔的問題，東坡自黃州後，人生的境界與創作的成就大進，著名的前、後〈赤壁賦〉與書法極品〈寒食帖〉，詞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念奴嬌〉（「大江東去」）都作於此時。人的改頭換面，通常在居夷處困的日子中，所以生活中的困難或痛苦往往是人生的關鍵，孟子說：「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即是指此而言。

東坡在黃州雖是罪人身分，但並不孤單，與名人雅士尚有往來，彼此還有不少唱和，長子蘇邁與家人左右相陪，加上有四名長隨幫忙勞務，《年譜》元豐三年條記：「先生乳母王氏八月卒於臨皋亭。」原來跟東坡到黃州的還有他的乳母，其他與他一起生活的人想是還有，只是沒詳記，可見他的貶謫生涯仍食指浩繁，但他的生活並不見得不能過，而此時的詩文，大多氣暢意朗，幾乎無消沉之作。這才知道，東坡為人，確有特殊涵養，讓他能夠從容的超拔苦辛，而從生活看，北宋時候一個貶謫的官吏，比今天的達官貴人，似乎都還要更闊氣一些呢。【2019-08-14 06:28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