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名士到文學家──
南北朝至北宋文人對陶淵明形象接受的變化
張輝誠
一、前言
陶淵明（365—427）作品在中國文學史上評價是個有趣現象，大抵都說他在西晉南北朝不受重視，到了唐代李、杜等著名詩人紛紛於詩文中提及，才逐漸受到重視，但陶詩文真正得到文學上的重視與肯定卻必須等到宋代。然而這樣簡單的敘述並無法詳細說明其間是如何變化，以及其中如何涉及到複雜的文學評價、時代風潮和審美標準的變化等等。
本文擬採用之德國姚斯（Hans Robert Jauss）所提出的接受理論(即將傳統以「作者─作品」為中心的文學論述方式加入了「讀者」的創造參與[1])，區分時代先後(南北朝、隋唐、北宋)，以讀者評論[2]意見為中心，試圖討論陶淵明在此三段時間的讀者批評反應的內容、變化和差異，並從中得出此一變化如何可能。
不過，接受理論也好、讀者反應批評理論也好，其最大的缺陷自然就在於「研究方法」的提供上，誠如此理論所說每個讀者都是全然不同的個體，那麼即使是對同一件文本，不同讀者的解釋與想像也一定會有所不同，但是當研究者需要研究讀者反應的時候，他應該如何取得眾多讀者他們的看法與理解的內容呢?這的確是一個相當大的難題，因此本文在論述個別讀者意見時除不刻意遺漏某些意見並加以分類、對比之外，並加入時代風潮一倂討論之，以弭補個別讀者反應之不足。
二、南北朝對陶淵明的接受：名士形象遠勝文學家形象
文學史談論陶淵明大抵都會說他的作品在南北朝不受重視，不受重視的原因不外當時文學風尚不是重視駢辭儷句，就是流行雕鏤刻畫為工的山水詩，要不便是談幽論冥的玄言詩風行一時[3]，文學審美意趣不同，自然無法欣賞或者理解陶潛詩文的好處，也因此文學史家總會順帶提到鍾嶸《詩品》將陶淵明列為中品實為不智之舉，是委屈了該列上品的陶氏詩文，再者必然又提及蕭統《昭明文選》也不是真能欣賞陶潛詩文，以詩而言，錄謝靈運詩四十二首、顏延之二十一首，陶詩八首而已，數量上就顯不出對陶詩文的推崇之意，遂連帶蕭統為之編文集、撰寫序文、傳記，都只能算是功臣，還稱不上知音云云[4]。這樣看來，好像整個南北朝都輕忽了、虧待了、辜負了陶淵明似的。
但實際上果真如此嗎？
南北朝流傳至今討論到陶淵明的資料，可分成三類，一類是傳記資料，包含誄文、史傳傳文，這類資料最豐；另一類則是短評，包含詩文評論、序錄；另一類較特殊，是模擬陶淵明詩體風格的詩歌作品，後兩類在數量上都較傳記資料少。
(一)
傳記資料中以顏延之（384～456）〈陶徵士誄〉時間最早，影響最大卻是稍晚於其後的沈約(441-513)《宋書‧隱逸傳》傳文，這兩篇文章都是重新理解南北朝文人對陶淵明形象的關鍵文章。〈陶徵士誄〉的作者顏延之是陶淵明意氣相投的好友，《宋書‧隱逸傳》為了凸顯兩人情誼，特地先舉了陶淵明不輕易與權貴人交往的處事性格，「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于半道栗裏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輿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5]權貴求見不得，尚且如此千方百計方能得見，但《宋書‧隱逸傳》隨即卻接著描寫：「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可見兩人情誼之篤厚。顏延之當時與謝靈運齊名，世稱顏謝，鍾嶸《詩品》將他的詩作評為中品，說他：「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動無虛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又喜用古事，彌見拘述，雖乖秀逸，是經綸文雅才。雅才減若人，則蹈於困躓矣。湯惠休曰：『謝詩如芙蓉出水，顏如錯彩鏤金。』顏終身病之。」顏延之詩風凝煉規整，喜搬弄典故，堆砌辭藻，顯然與陶詩風格不同，然此卻無妨於兩人相知相惜。
顏延之在〈陶徵士誄〉討論陶淵明文學成就只說：「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賦辭歸來，高蹈獨善」，好像沒有作過多的評價，或者也可以說顏氏認為陶在文學上無甚驚人表現或成就，一方面固然是因為誄文文體本不著重於文學評論，但另一方面卻顯現出顏延之寫作重心全放在呈顯陶淵明另一個形象，即隱士(即徵士)形象的建立，顏延之在文章一開始就極力推崇隱士的高亢行止，接著便說隱士風範在歷史上消聲匿跡斷絕久矣，其云「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寖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陶淵明以隱士身分的出現便承繼了斷絕的隱士傳統，而陶淵明之可貴就在於棄官隱居的行為是「子之悟之，何悟之辨」、「道不偶物，棄宮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乃省悟過後的從心所好，非不得已而然。
顏延之塑造陶淵明隱士形象到了沈約寫《宋書‧隱逸傳》又有進一步發展，沈約剪裁了陶淵明幾篇著名詩文〈五柳先生傳〉、〈歸去來辭〉、〈與子儼等疏〉、〈命子〉融入陶傳，成為傳文主體，正如沈氏所云「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蓋以其文證明其生活[6]，但傳中扣除陶淵明詩文之外，沈約只記載七件事，這些行宜恰恰凸顯沈氏另一種用心，即陶淵明的名士氣息。
1.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
2.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于半道栗裏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輿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
3.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4.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
5.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6.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
7.潛弱年薄官，不潔去就之跡。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第一則「不為五斗米折腰」最為人所熟識，正說明淵明的天性率真，不拘小節、難以適應官場文化；第二、三、五則說明淵明與權貴(貧賤)交往之率性自然，不迎不拒，不卑不亢；第四則「無弦琴」、第六則「漉酒巾」說明淵明超乎常人的逸趣和灑脫，儼然名士形象，此二則文字列入《世說新語》〈任誕〉、〈豪爽〉等篇亦難分辨之[7]；第七則凸顯淵明不事異主的高節貞操，此說影響後世極大，又塑造了淵明忠臣形象，成為儒家「窮則獨善其身」的體現人物[8]。
沈約《宋書‧隱逸傳》影響極大，蕭統(501～531)〈陶淵明傳〉基本上是承繼沈約〈隱逸傳〉內容，刪去原引陶淵明詩文，只存篇目，保留上述七則故事，再加上另四則故事(最後一則引陶詩四句)，以及開頭一段總評。
1.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
2. (為彭澤令)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3.時周續之入廬山，事釋惠遠，彭城劉遺民亦遁跡匡山，淵明又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
4.後刺史史檀韶苦請(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講《禮》，加以讎校。所住公廨，近於馬隊。是故淵明示其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
第一則紀錄江州刺史史檀道濟與陶淵明對話，呈現淵明歸隱固窮的志向；第二則表現出淵明將心比心的仁厚情懷；第三則說明「潯陽三隱」人物；第四則引陶詩暗諷假隱士的行徑[9]。
蕭統〈陶淵明傳〉四則故事和沈約〈隱逸傳〉七則故事，後來為修史傳者所繼承，轉相增刪抄寫，如令狐德棻《晉書‧隱逸傳》、李延壽《南史‧隱逸傳》關於陶淵明部份，大多承繼蕭、沈。值得注意的是自蕭統後皆於傳中刪去陶詩文，僅餘故事。考沈約之所以採錄陶詩文、而蕭統去之，實乃因沈約當時並無陶集，藉史傳保留陶詩文的用心可謂濃厚矣，蕭統既已替淵明搜求編定文集，又寫〈陶淵明集序〉，為免重複，自然將陶詩文刪去不錄。如此一來，蕭統〈陶淵明傳〉中的十一則故事恰恰又流露極其完整的陶淵明形象，其中包含了隱士、忠臣、豪爽不拘、率性自然、仁厚胸懷、固窮守節、灑脫逸趣等等，這樣的形象正是魏晉時代風行的名士氣息。
先從沈約《南史‧隱逸傳》來看史家對隱逸者的態度，司馬遷《史記》將伯夷、叔齊列為列傳之首，推崇之意自不代言，其後《漢書》並無隱逸傳，《後漢書》有〈獨行傳〉及〈逸民傳〉述及隱士部分，《三國志》又無隱逸傳，(《晉書》成書在宋書之後，可不論)，沈約復立〈隱逸傳〉，述古追重之意可見，其用意正如同顏延之〈陶徵士誄〉所說：「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而綿世寖遠，光靈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亦惜乎！」
沈約、蕭統塑造陶淵明名士形象所為何來？這便不得不探究一下名士在魏晉人物心中的觀感。「名士」一詞起於魏末，東晉袁宏作《名士傳》，云：「以夏侯太初(玄)、何平叔(晏)、王輔嗣(弼)為正始名士。阮嗣宗(籍)、嵇叔夜(康)、山巨源(濤)、向子期(秀)、劉伯倫(伶)、阮仲容(咸)、王濬沖(戎)為竹林名士。裴叔則(楷)、樂燕輔(廣)、王夷甫(衍)、庾子嵩(敳)、王安期(承)、阮千里(瞻)、魏叔寶(玠)、謝幼輿(鯤)為中朝名士。」牟宗三先生《才性與玄理》曾對名士下過定義：「名士者，清逸之氣也」、「是則輕逸、俊逸、風流、自在、清言、清談、玄思、玄智，皆名士一格之特徵。」、「魏晉間之所謂名士，則非所謂某某家，而只是為名士。專為名士，則其人惟在顯一逸氣，而逸氣無所附麗。此即為名士人格。名士氣轉而為名士。名士者有名之士也。聲名洋溢，人所注目。然此所謂名士，非以立德而名，亦非立功立言而名。其為名，亦非明節之名。然則此所謂名士，究竟以何而名？曰：惟在因顯一逸氣而名。逸氣雖無所附麗，而亦有表現。其表現在清言、清談。固其為名士是清言清談而為名士。又，清言固有所言，清談固有所談，其所言所談為玄理。固其為名亦因清言玄理而為名士。又逸氣之表現亦在青白眼、亦在任放，不守禮法。故其為名士亦因生活曠達而為名士」、「『唯顯一逸氣而無所成』之人格即為名士人格。此為名士之通性，而在魏晉時代出現於人類之歷史。此亦可謂魏晉時代所開闢之精神境界也」[10]，總結牟先生之意見，認為名士乃專為彰顯一逸氣，無所附麗，或表現在清談玄理之上，或表現在任放舉止之中，或表現在曠達不拘禮法，且必須是聲名洋溢，人所注目。換言之，沈約、蕭統塑造陶淵明名士形象，首先著重在於宣揚其聲名、引人注目，隨後凸顯其任放曠達舉止，完成其名士形象，最後才由文章證如其人，這樣的名士形象美感的確立遠超乎文學家形象，會有這種理解方式的出現，實因魏晉時代所開創、所欣賞的正是這種名士作風，遠超過文學家的形象欣賞[11]。
因此，南北朝實未輕忽陶淵明，若單從文學史上考察，必然導致陶詩文不受重視的結論，但若從文化角度考察，則可發現南北朝人欣賞陶淵明是從名士角度切入，符合當時代的審美價值觀，對聲名並不洋溢的陶淵明來說，這已經是給予極高的評價了。
(二)
南北朝討論陶淵明另兩類資料，短評和後人擬作，可一併討論之。
短評資料對陶淵明的評價分成兩類，主流當然是以彼時崇尚綺靡文風作為衡詩量文標準視陶詩文為辭采不優，另一類則因衷心佩服而推崇備至。
主流評論如鍾嶸（468-518）《詩品》：「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詞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德。世歎其質直。至如『懽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 風華清靡，豈直為田家語邪？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12]鍾嶸一方面描述陶詩特徵、內容情意、辭采風格、文如其人，一方面引世人嘆息[13]陶淵明作品質直不符合當時文學審美標準，接著便替淵明叫屈申辯，援引陶詩〈讀《山海經》〉、〈擬古〉詩句證明淵明亦有風華清靡之風格，足以符合當時文學風潮，並非只是質直的田家語而已。鍾嶸雖極力為之辯解，卻又恰好證明當時不能欣賞此一質直文學表現，正如陽休之（509-582）所云：「余覽陶潛之文，辭采雖未優，而往往有奇絕異語，放逸之致，棲託仍高」[14]，魏晉理解陶淵明大概就是這樣兩分的方式，可以欣賞其情意，卻無法欣賞文采，因為情意指向當時風行之名士作風，辭采卻違背了彼時文學風潮。
但綜合起情意與辭采也並非全無人欣賞，蕭統〈陶淵明集序〉即對陶詩文推崇備至：「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蕩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為恥，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蕭統自身的文學表現和喜好，其實都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風格，與齊梁文風吻合，但他卻也能欣賞陶詩文質直的作品，自云「愛釋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但他喜歡陶詩還有另一層用意，即陶詩文在他看來實在深具教化功能，這當然與他的居於統治者地位的身分有關，他說「嘗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袪，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爵祿可辭！不勞復傍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爾。」也從教化角度看，所以蕭統認為陶淵明〈閑情賦〉沒有諷諫之意，是陶集中唯一一篇白璧微瑕之作，甚至主張可刪去不錄。若照這種教化的目的性去看陶詩文，蕭統《昭明文選》只選錄陶詩八首、辭一篇，就可以理解了。
陶淵明詩文風格雖未能獲得南北朝真正體會欣賞，但其「文體省淨，殆無長語。篤意真古，詞興婉愜」的風格還是吸引了一些著名詩人注意，並起而效仿，開啟後代仿作，甚至是追和的先風[15]。
長憂非生意，短願不須多。但使樽酒滿，朋友數相過。秋風七八月，清露潤綺羅。提琴當戶作，嘆息望天河。保此無傾動，寧復滯風波。(鮑照〈學陶彭澤體〉)[16]
種苗在東皋，苗生滿阡陌，雖有倚鋤倦，濁酒聊自適。日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績。素心正如此。開徑望三益。(江淹〈擬陶徵君田居〉)
鮑照詩作辭藻華美，感情強烈，氣勢橫溢，鍛煉字句尤見功夫，《宋書‧鮑照傳》說他「文甚遒麗」；江淹詩作古奧遒勁，稍近鮑照﹐後人合稱「江鮑」。很顯然地這兩人詩風實迥異於陶淵明，所仿作似乎是透過樸質詞句寄託去憂解懷的田園想望，企圖實驗並試探另一種迥異世俗的詩風，並以此鍛鍊自己的詩藝。特別是江淹，他寫作一系列的擬古作品，自云「學其文體，雖不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云爾」(〈雜體三十首序〉)，在學習前人創作經驗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增進自己詩藝。再從江、鮑兩首擬作來看，首先「陶彭澤體」在當時即可能是一種形象鮮明的詩風，雖非主流，但已受人關注。其二，擬作內容應是以率性自然的田園生活為主，語言則是不重藻飾的樸質文句。
由此可知，南北朝欣賞陶淵明大多不是建立在其文學成就之上，看似真能欣賞其文學成就者大多又暗自歸向名士氣息或教化功能，再不就是擇取陶詩文中有清靡詩句以逭合歸向時代綺靡文風，儘管如此，但都無妨於南北朝欣賞陶淵明其人風範的觀點，即名士形象遠勝於文學家的形象，而名士形象才是南北朝對陶淵名的欣賞處及肯定處。
三、隋唐對陶淵明的接受：名士形象開始鬆動，文學家形象逐漸清晰
隋唐天下一統，政治局勢與陶淵明所處晉末南宋朝初期動盪紛亂已截然不同，文學風潮也在陳子昂倡議古風及中唐的古文運動、新樂府運動的努力下，逐漸扭轉了華靡籠罩的文風，人物的品鑑也從消極避世或任誕曠達轉向了積極進取[17]。換言之，隨著新時代、新思朝、新審美觀的來臨，陶淵明的形象在隋唐文人心中又有了另一種變化。隋代思想家王通(?～617)便說陶淵明是放浪於禮俗之外的人[18]，王通本是棲隱之人，以著書講學為業，在學業上自立門戶，更胸懷治世之志，這和陶淵明所處時代風氣和隱居情調已截然不同。
也於是唐人對陶淵明的理解遂普便受新時代風潮(積極進取、多元風格等)所共同影響，再加上文人們各自個性形成三種理解方式。
第一種是對陶淵明名士作風，隱士情調的嚮往與賞讚，主要內容大抵不出沈約、蕭統陶傳文典故內容及陶詩文內容。如李白〈戲贈鄭溧陽〉：「陶令日日酔，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弦，漉酒用葛巾。清風北窗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陸龜蒙〈漉酒巾〉：「靖節高風不可攀，此巾猶墜凍醪間，偏宜雪夜山中戴，認取時情與醉顏」、「吾聞潯陽郡，昔有陶徵君。愛酒不愛名，憂醒不憂貧。嘗為彭澤令，在官纔八旬。愀然忽不樂，掛印著公門。口吟歸去來，頭戴漉酒巾。人吏留不得，直入故山雲。歸來五柳下，還以酒養真。」(〈效陶潛體詩〉)，都屬此類。但這種嚮往基本上只是一種心靈狀態，並非行動，即便連隱居又出山尋求仕宦機會的孟浩然，雖說「嘗讀《高士傳》，最嘉陶徵君，日耽田園趣，自謂羲皇人，余復何為者，栖栖徒問津，中年廢丘壑，上國旅風塵」(〈仲夏歸南園寄京邑舊遊〉)，心灰意懶回到隱居老巢，但一有機會他還是肯出山當官的，這固然是他自己隱居意志不堅的緣故，但卻不能輕忽時代積極進取風潮的影響。又如高適所說：「夢想舊山安在哉？為銜君命日遲迴，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隱與仕的衝突在唐代終是仕是為優先的。至於所謂的唐人對陶淵名行止的讚賞心靈狀態，白居易說得最為清楚，即「歸來五柳下，還以酒養真，人間榮與利，擺落如塵泥」(〈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絃，慕君遺榮利，老死此丘園」(〈訪陶公舊宅〉)，白居易提出擺落榮利，實可視為陶淵明隱居避世精神與積極進取的唐朝風氣衝突所作出最好的調和看法。
另一種理解方式，也受到時代積極進取風氣的影響，對陶淵明的行誼開始有了檢討的聲音，王維就說他守小節忘大體，云「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辭』，是屢乞而慚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憂其後之累也。」(〈與魏居士書〉)。韓愈也說陶淵其實是未能躬逢聖時，隱居乃無可奈何不得已之舉，說「及讀阮籍、陶潛詩，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送王秀才序〉)，言下之意，若是陶淵明生在唐代必然不肯隱居。至於劉禹錫更直指陶淵明不能適應官場生活是性格上有所缺陷，云「世途多禮數，鵬鷃各逍遙，何事陶彭澤，拋官為折腰」(〈寓意二首〉)。如此一來，陶淵明名士形象在唐代積極進取的觀念中已逐漸鬆動，不受唐人所欣賞。
再一種理解方式，即從文學角度切入，杜甫〈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正面肯定陶淵明的文學表現，白居易也有同樣見解「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題潯陽樓〉)。但杜甫對陶淵明仍頗有微辭，認為他未必能達道達生，〈遣興五首〉：「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這種看法正好說明了陶淵明名士光環的消退，備受唐人檢討計較，但卻逐漸轉向文學表現上的成就。
陶淵明名士形象(漸退化成隱士形象)和文學家形象一直在唐代起伏消長著，深受時代風潮所影響，也在各自文人不同的情性而產生出不同看法，但明顯的趨向是較南北朝開始重視陶淵明的文學上表現。
四、北宋對陶淵明的接受：文學家形象的確立，名士形象淡化
宋代文風又與唐代有異，走向一種知性反省精神[19]，與唐代注重感性不同，在表現上逐漸走向一種平易疏淡的風格[20]，也以此作為文學審美標準，如此一來，陶詩文的質直文風恰恰與之契合，陶詩文在宋代備受稱揚也就不難理解。
北宋理解陶淵明的轉變大抵以蘇軾為分水嶺，蘇軾之前還是著重在陶的隱士形象，如徐鉉〈送刁桐廬序〉：「陶彭澤，古之逸民也，猶曰：『聊欲絃歌以為三徑之資。』是知清真之才，高尚其事，唯安民利物可以易其志，人之業也」[21](按此種說法實承繼上節所述唐人第二種理解而來)、林逋〈省心錄一則〉：「陶淵明無功德以及人，而名節與功臣、義士等，何耶？蓋顏子以退為進，寧武子愚不可及之徒歟？」、梅堯臣〈送永叔歸乾德〉：「淵明節本高」都屬此類。也有如唐代仕隱衝突以仕為主的想法，如歐陽修〈偶書〉：「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閒，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奈何古今人，遂此樂猶難，……官高責愈重，祿厚足憂患，暫惜不可得，況欲閒長年。」、文同〈讀淵明集〉：「也待將身學歸去，聖時爭奈正升平」。
但在蘇軾之後，陶淵明則完全確立了陶的文學家形象，特別是以文學家形象涵括隱士形象。
蘇軾喜愛陶詩文主因是政治上的不得意，困頓謫居生活略與淵明相似，蘇軾曾於元豐四年作過〈歸去來集字詩〉十首，雖只是集字改作，但已經開啟研讀改作陶詩的先聲，接著又在元豐五年二月寫下以陶淵明〈遊斜川〉詩為應和對象的詞〈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然後又於三月作〈哨遍〉(為米折腰，因酒棄家)[22]一詞，檃括陶淵明〈歸去來詞〉。蘇軾和陶之作，始於元祐七年(1092)，時蘇軾在穎州，和作飲酒二十首。此後未有和作，至紹聖二年(1094)，始大事和陶，時蘇軾在惠州。紹聖四年(1095)，蘇軾再貶儋州，追和不斷，可知蘇軾改陶、和陶之作大多在黃、惠、儋三州，其間乃蘇軾平生最為艱苦之時。
蘇軾偏愛陶集至「輒取讀，不過一篇，唯恐讀盡後，無以自遣耳」(〈書淵明羲農去我久詩〉)、「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詩」(〈與蘇轍書〉)，故而念茲在茲的就是針對前人批評陶詩文之意見作反駁，如蕭統說陶淵明〈閑情賦〉卒無勸諫之意，是白璧微瑕者，蘇軾便反駁說「淵明〈閑情賦〉，正所謂「國風」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與屈、宋所陳何異？而統乃譏之，此乃小兒強作解釋者。」(〈題文選〉)杜甫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蘇軾就反駁：「〈飲酒〉詩云：『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寶不過軀，軀化則寶亡矣。人言靖節不知道，吾不信也。」(〈書淵明隱酒詩後〉)、「所貴枯澹者，謂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淵明、子厚之流是也。」(〈評韓柳詩〉)在蘇軾眼中看似枯槁、枯澹的陶詩其實內裡卻是膏腴豐美。王維說陶淵明是忘大守小、沈約說他守節不臣異朝、韓愈說他隱居乃未遭遇明時，蘇軾卻不這麼認為，云：「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書李簡夫詩集後〉)蘇軾認為陶淵明擇仕選隱本來就沒有任何目的，唯順其真心罷了。蘇軾如此替陶淵明辯解，自然將其文學地位拉抬至無以附加之境，甚至比稍早於前的宋人思悅僧人已將陶視為晉宋間第一詩人[23]還更進一步，直接認為「曹、劉、鮑、謝、李、杜，皆莫及也。」是魏晉南北朝隋唐詩壇第一人。
姑不論蘇軾這樣的偏愛見解恰當與否[24]，然其重新拉抬陶淵明的文學成就卻是不爭的事實。宋人在歐陽修、蘇東坡的提倡宣揚之下，承繼了中唐古文運動的餘響，詩文走向平易風格，並以之作為審詩量文的標準，所以蘇軾評論陶淵明詩文是「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實美」(〈評韓柳詩〉)、「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與蘇轍書〉)，其實這是時代美感下的新標準，這樣的看法遂成為宋人欣賞陶詩文的主流意見，如秦觀云：「陶潛、阮籍之詩長於沖澹」(〈韓愈論〉)、楊時云：「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澹深粹，出於自然」、曾紘云：「余嘗評陶公詩語造平淡而寓意深遠，外若枯槁，中實敷腴，真詩人之冠冕也。」(〈論陶一則〉)從平易沖澹的審美角度重新檢視質直的陶詩文，突然和整個時代文學新風潮冥合契入，陶淵明的文學家形象忽然鮮明確立起來，成為時代的美學新典範。
由此看來，北宋(特別是蘇東坡之後)才真正確立了陶淵明在文學史上的地上。
五、結論
由上可知，陶淵明在南北朝被史家刻意塑造成名士形象為人所接受，南北朝實未輕忽陶淵明，若單從文學史上考察，必然導致陶詩文不受重視的結論，但若從文化角度考察，則可發現南北朝人欣賞陶淵名是從名士角度切入，符合當時代的審美價值觀，對聲名並不洋溢的陶淵明來說，這已經是給予極高的評價了。到了唐代，陶淵明名士形象和文學家形象一直在起伏消長著，深受時代積極進取的風潮所影響，各自文人因不同的情性而產生不同看法，但明顯的趨向是較南北朝開始重視陶淵明的文學上表現。入宋以後，時代文化漸走向一種知性反省精神，與唐代注重感性不同，表現出平易疏淡的文風，並以此作為文學審美標準，與陶詩文質直風格契合，備受宋人稱揚，從此確立了文學史上一流文學家的形象。
換言之，陶淵明在中國文化史上是先以人格美感的形象出現(遠勝其文學家形象)，之後在逐漸轉向傑出的文學家形象，這樣的轉變恰恰說明不同時代截然不同審美觀，而陶淵明正以其不同時俗的言行文學表現，通過三段不同時代的美感風潮，激起不同美感價值觀下的評論，這些評論又恰恰可以說明陶淵明如何被不同時代所創造、所接受，形成文學史或文化史上一個獨特的樣貌。
[1] 「讀者如何進行創造性閱讀呢？與文本中心論專注關於語詞的客觀性不同，接受美學注目於讀者的審美經驗，它認為，讀者的既定期待視野與作品之間存在著一種審美距離。讀者對每一部新作品的接受，總是通過對先前即存經驗的否定來完成「視野的變化」，從而把新經驗提高到意識水準，進入新視野的。一部文學作品在其出現的歷史時刻，對它的第一讀者的期待視野是滿足、超越、失望或反駁，便構成了審美價值的尺度。正是期待視野與作品間的距離，熟識的先在經驗與新作品接受所需要的「視野的變化」之間的距離，決定著文學作品的藝術性。距離越小，讀者就越容易接受。反之，有些優秀作品在其誕生之初並未贏得廣泛的讀者，因為它們徹底打破了讀者原有的期待視野。讀者只有在不斷提高或發展後方能適應作品。當先前成功作品的讀者經驗已經過時，失去了可欣賞性時，就說明新的期待已達到某種更為普遍的水準。到了這個時候，它便具備了改變審美標準的力量。」詳見金元浦〈讀者中心論的興起——西方當代批評的一次重大轉折〉(《文化研究‧中國西方》，2003.10)，頁1-6。
[2] 這些意見俱收錄於《陶淵明資料彙編》(中華書局，2004.1)，頁1-58。
[3] 詳見劉大杰：《中國文學史》(華正書局，1991.7)，頁284。
[4] 詳見葉慶炳：《中國文學史》(學生書局，1986.12)，頁176-181。
[5] 《宋書‧隱逸傳》卷九十三，同注2所引書，頁4。
[6] 今人研究陶淵明亦大多引傳文作為生平資料佐證，如沈振奇：《陶謝詩之比較》(台灣學生書局，1986.2)，頁7-20。
[7] 考世說新語主記東漢末年至東晉間名流，舉凡文人墨客、清談名家、帝王將相、佛門高僧、書畫大家等等，大扺都具名士風流。《世說新語》未收錄陶淵明行誼，除時間上陶淵明橫跨晉宋兩朝不及紀錄外，《世說新語》一書據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考證乃「纂緝舊文」而成，而「非由自造」，而當時有紀錄陶淵明的《宋書‧隱逸傳》尚未寫成，遂無從稽考錄載。
[8] 宋代僧人思悅便不同意此說，他從陶詩中晉未亡之前即有只書甲子未書年號之例，說明實乃偶記一時之事，並非在詩題上表現有恥居異代的用意。雖說思悅反對如此，但沈約說法影響已從南北朝延續至後代，甚至後人亦反駁思悅之說，如宋代韓駒即云：「淵明忠義如此，今人或謂淵明所題甲子，不必皆義熙後，此亦豈足論淵明哉？唯其高舉遠蹈，不受世紛，而至於躬耕乞食，其忠義亦足見矣。」上述諸說詳見思悅〈論陶一則〉及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韓駒語，同注2引書，頁24、50。
[9] 陶詩〈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負屙頹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除婉約嘆息周續之守道不終，半途而廢，並告誡周氏馬隊之處並非講道之處，更不是校書之所，全詩旨在招喚周續之重回隱居之列。
[10]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學生書局，1993.2)第三章〈魏晉名士及其玄學名理〉，頁67-71。
[11] 《世說新語‧文學》：「袁彥伯作《名士傳》成，見謝公。公笑曰：『我常與諸人道江北事，特作狡獪耳，彥伯遂以著書。』」正顯示書之作成特名士清談之流波，然書之成又恰恰成為名士風流之紀錄，兩者相輔相成，但顯然名士氣息、舉止遠勝於文學之作。
[12] 鍾嶸《詩品》(金楓出版社，1986.12)，頁116。
[13] 「世歎其質直」之嘆亦可釋為嘆賞，唯與上下文意不連貫，且此處當有貶意，當用《論語》：「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意思，其後才有田家語云云。
[14] 陽休之〈陶集序錄〉，同注2所引書，頁10。
[15] 如白居易有〈效陶潛體詩十六首〉、蘇軾有和陶詩一百九首等等，宋人蔡紫芝《竹坡詩話》即云：「古今詩人，多喜效淵明體者。」
[16] 兩詩錄自同注2所引書，頁3、6。
[17] 傅紹良《盛唐文化精神與詩人人格》曾論述盛唐時代精神有：認識上的自我優越感、希聖理想與樂道自尊、政治行為的積極。見該書頁11-20。
[18] 《文中子中說》：「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也。』」同注2所引書，頁11。以下引文皆出自該書頁14-22，不另著明。
[19] 詳見龔師鵬程《江西詩社宗派研究》、《詩史本色與妙悟》等書說法。
[20] 詳見張高評《宋詩之傳承與開拓》、《宋詩之新變與代雄》、《會通化成與宋代詩學》等書說法。
[21] 以下引文俱引自同注2所引書頁23-57，不復註明，
[22] 〈哨遍〉：「陶淵明賦歸去來，有其詞而無其聲。余治東坡，築雪堂於上，人俱笑其陋。讀鄱陽董毅夫過而悅之，有卜鄰之意。乃取歸去來詞，稍加檃括，使舊聲律，以遺毅夫。使家僮歌之，時相從於東坡，釋耒而和之，扣牛角而為之節，不亦樂乎。」
[23] 思悅〈書陶集後〉：「梁鍾記室嶸評先生之詩，為古今詩人隱逸之宗。今觀其風致孤邁，蹈厲淳源，又非晉、宋間作者所能造也。」
[24] 陳師道即有不同意見，〈后山詩話〉云：「陶淵明之詩，切於事情，但不文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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