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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謝淑薇奧運退賽」

我看「謝淑薇奧運退賽」

 閱讀以下甲、乙兩段資料,寫出你對「謝淑薇奧運退賽」的看法。

 (甲) 謝淑薇該看看陶法托法的故事 / 沈政男

台灣奧運網球選手謝淑薇為了抗議台灣體育當局對她的援助太少、太偏心,憤而怒嗆「我是民間養大的,不是國家;我為粉絲而戰,不是國家」,並在里約奧運比賽前夕拂袖退賽,讓許多台灣人傻眼。

謝淑薇此舉以及她的支持粉絲出了什麼問題,看看這兩天的奧運風雲人物—東加王國代表隊的掌旗官陶法托法的故事便知。陶法托法今年三十二歲,是東加王國史上第一位取得奧運跆拳道比賽資格的選手,他出生在澳洲,成長在東加,大可代表澳洲出賽,但為什麼選擇代表東加?

聽好了。陶法托法的奧運之行募款網站這麼寫著:「他選擇代表東加,乃為了告訴世人,即使最微弱的聲音也需要被聽見,那不只與參加戰鬥的戰士體型有關,也跟戰士身上的鬥志大小有關;他也要向世人展現,信仰、自信與太平洋島國精神的力量!」為什麼有募款網站?因為他的比賽經費都是自籌,沒有官方補助。

陶法托法為了這樣的夢想準備了二十年,他白天在遊民收容所工作,晚上或假日找時間練習跆拳道,他的前進奧運正可向那些弱勢同胞示範,什麼叫作自信的力量。

謝淑薇即使在里約奧運出賽,能不能奪牌都大有疑問,而大家希望看到的,不就是一份為國家、為同胞爭取榮譽的鬥志?遺憾的是,她的臨陣退賽,讓她自己喪失了像陶法托法一樣,為國際聲音微弱的台灣人向世人展現偉大運動家精神的機會【聯合報/部落格名嘴/2016/08/08 第933期】。

(乙) 孩子一定對?楊照:謝淑薇事件看出台灣的家長病

有人能告訴我:謝淑薇現在幾歲了嗎?詹詠然呢?為什麼圍繞著奧運網球賽的風風雨雨,我們看到的都是謝淑薇的爸爸,講到紛爭,說的都是「詹家父女」、「兩家恩怨」?媒體、輿論對於爸爸牽扯那麼深,比運動員本人還更出風頭都視之為理所當然,甚至連帶地報導莊佳容時,也要特別提「莊媽媽感到心疼」?

這樣的網壇是非,我看到的,是背後台灣普遍的「家長病」。「家長病」的病狀簡單描述就是:「『家長』不由分說地採取純粹自私,只考慮自家孩子好處的態度,不再有什麼公理、正義的判斷,反正對自己孩子好的就是好的、才是好的。『家長』在這個社會上變成了一個『不正常』的身分,會破壞我們的基本理性以及許多做人的優點──無私、寬厚、冷靜、溫情。這真是件可怕的事,而更可怕的,是整個社會對這樣的『家長』角色與形象,視之為理所當然。」

這種「家長病」的背後,還有兩種強烈的扭曲心態。第一是認定「家長」只要從為了孩子好的動機出發,做什麼事都可以,就都是對的,甚至認定「家長」最重要的職責就是保護孩子,積極替孩子算計、爭取。他們從來沒有想到:真正對孩子好,「家長」最關鍵最重要的責任,是幫助孩子長成一個獨立的人。到了一個年紀,孩子總是要變成大人,而「大人」最基本的定義,就是擁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是非判斷、學會為自己說話為自己的言與行負責。永遠不放手,永遠在替孩子代言、代行的「家長」,在這件事上,必然是不及格的。

還有更可怕的第二種心態。這樣的「家長」骨子裡從來沒有真正信任過孩子,更沒有尊重過孩子。他們總是相信、總是堅持,如果沒有自己介入協助、掌握,孩子就會被欺負,就成不了器。他們緊緊地抓住孩子,讓孩子成為一個沒有自我的人,孩子愈是事事依賴,沒有自我判斷與行為的能力,「家長」就得到了愈高的成就感。但這樣的「家長」地位與成就,是以什麼樣的代價換來的?是讓孩子永遠活在「我們」,被「家長」一直以「我們」來代稱的情況下,始終沒辦法成為「我」。

明明是扭曲,台灣社會卻習慣到看不出扭曲,也就察覺不到在這種環境下孩子的痛苦與缺憾。我女兒剛到德國念書時,她聽慣了台灣周遭的人的習慣用語:「把小孩送出國」、「讓女兒去德國」、「送女兒出國念書」...因而順口將這樣的話譯為德語,不經意地說出:「我爸媽送我來德國念書...」聽她說話的德國同學卻聽不懂。他們聽不懂她用的主詞。到德國來念書的是她,為什麼話裡的主詞是爸媽?

這就是別人的中學生和台灣中學生最大的差異。從語言到觀念到社會上所有的行為規範,都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獨立的個人,有自由意志也就必須自己做判斷、負責任的人。父母不能替你做決定,當然父母也就不能代替你說話,承擔你的行為後果責任。

一個有自我的人,和一個沒有自我的人,在包括運動競技在內的各種場域中,哪一個可能有比較好的表現,取得較高的成就動機與滿足?一個由能自我做評斷、自我負責的個體組成的社會,和一個由眾多私心「家長」掌控,代言眾多不管多大年紀始終依賴「家長」的「孩子」們組成的社會,哪一個會好一點呢?

我們該認真好好想想這些更重要的公共議題了!【楊照臉書8月6日】【標題來源:2016-08-08 08:46 聯合報 記者楊德宜】

【延伸閱讀】

第一個在奧運中得到獎牌的台灣人是誰?

看你用什麼定義理解「台灣人」以及「奧運」,這個問題的答案可以是楊傳廣,也可以是江文也。

楊傳廣參加的是一九六0年的羅馬奧運,得到了男子十項的銀牌。江文也比楊傳廣早二十多年參加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奧運,在那次的賽會中獲得了二等獎,他參加的項目是「藝文競賽」。
這是「奧運」被遺忘了的一段歷史,尤其是在中文環境裡簡直無法回想記錄的一段。我們視之為理所當然,Olympic就是四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然而在原文裡,Olympic並沒有「運動會」的字眼,至少一八九四年創立現代Olympic盛會時,有著比「運動會」更廣闊些的野心。

「奧林匹克」追摹、復活古希臘的傳統,而在古希臘時代,這是雅典人用來展示人類高明成就的神聖場合。跑得更快更遠、跳得更高更遠、投擲得更遠更準,是人類體能上的英偉表現,然而人之所以為人,不只有體能,還有智能。所以原始的希臘盛會上,還有音樂、舞蹈、戲劇的種種呈現與競賽。

直到一九三六年,「奧林匹克」仍然保留著並列人類體能與智能競賽的原始理想。因而江文也得以藉由他的作品,一首叫做『台灣舞曲』的作品,在「奧運」中綻露頭角。他將當時更沒有人知道的「台灣」帶到了柏林,展現在世人眼前。
三十年前,我最早聽到蔡采秀以鋼琴演奏的『台灣舞曲』時,曾經激動且帶著典型年輕傷感地寫下這樣的筆記:

「...走過本部連後面一片廣闊的芒果園,芒果正開花,整樹的葉子開花後變焦黃地倒垂下來,像懷孕的母親勢必為下一代犧牲美貌。很久很久沒有赤腳走過浴室浴缸以外的地方,穿拖鞋算是最能感覺到土地的種種個性的了吧。雜草淫滑滑地沾拂過我的腳背與足踝,我赫然想起音樂裡厚軟多汁(即使透過敲擊弦柱的鋼琴共鳴箱後,依然如此清晰)的大地母性象徵,正是取自我的腳下。

「我不能不想起江文也。他像是這百年來台灣人在政治肆意擺弄下,認同悲劇中具體而微,喔,不,具體而巨的代表。他的一己也許微小,然而他的音樂卻逼得他不得不巨聳如塔、如山。
「一座荒棄的塔,一座禁忌咒語包圍的山。他的一生起於這塊土地,終於這塊土地。一九三六年,他揚名國際的第一首作品便是『台灣舞曲』;文革中,在牛棚裡兩度吐血、數度中風時,努力不懈的最後一項工作,則是台灣民歌的整理。江文也、江文也,早年這塊土地上的人說你是日本人Bunya Koh,後來這塊土地上的人說你是共產黨。江文也,早年的中國人說你是日本人Kohbunya,代表日本參加柏林奧運的文藝競賽的秀異青年,只有二十七歲的,日本青年;後來的中國人,當你在北京教了十幾二十年書,當你完成了『北京萬華集』,當你改用詩的形式寫了『北京銘』,用札記形式寫了『中國古代正樂考──孔子音樂論』,這一切之後,他們說你是台灣人。日本人弄不清楚,你怎麼會同時又是國特又是共匪?一層層霜雪般的咒語包圍著你,將江文也的名字,江文也的作品,大型管弦樂曲、歌劇、舞劇、室內樂、鋼琴協奏曲、合唱曲...什麼什麼的,通通冰成最可怕最可怕的魔法。」

「奧運」又來了,希望因為「奧運」可以多一點人願意了解一下,最早在「奧運」中為台灣發光發亮的江文也。【楊照臉書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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