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修身 ☉ 龍應台
我評斷一個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在看不到的地方，獨處的自己可否為所欲為？與他人相處的親與疏、進與退、逆與順，如何考量？個人相對於國家，責任和義務之間一刀怎麼切下？在更宏大的「天下」、「宇宙」之下，個人的位置在哪裡？
修身，很少人用這個詞了，但是修身若是理解為一個人對自我修養的要求和實踐的鍛鍊，它其實無時無刻不在，如同血液在血管中無聲的流動。
安德烈和我曾在一個昂貴的餐廳用餐。服務生不知什麼原因一直出錯，而且態度惡劣。忍耐一陣子以後，我對他「正色」說：您——可以留意一點嗎？
馬克吐溫的課
服務生滿臉慍色地走開。走開以後，安德烈說，「媽，你知道馬克吐溫怎麼說的嗎？」
我對全身都是黑色幽默的安德烈高度戒備，沒好氣地問，「怎麼說？」
「他說，」安德烈慢條斯理地，「我評斷一個人的品格，不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高的人，而看他如何對待比他地位低的人。」
這很可能是安德烈當場編來教訓他媽的，但是我啞口無言。
幼年的馬克吐溫也上過這樣的課。
成長於美國南方的馬克吐溫（一八三五～一九一○）家裡有很多黑奴。有一次，家裡來了一個叫「三迪」的小男孩，千里轉賣到了他家。小馬克吐溫發現這個小黑奴吵死人，無時無刻不在喧嘩——「他一整天都在唱歌，吹口哨，喊叫，狂吼，大笑……」有一天他終於忍無可忍向母親告狀：「三迪已經唱了一整個小時，一秒鐘都沒停過，實在受不了，你可不可以叫他閉嘴？」
他發現母親竟然眼裡湧上淚水，嘴唇顫抖跟他說：「那個可憐的孩子唱歌，表示他沒在想他媽媽。他要是安靜下來，我反倒要擔心他在想家，那就太慘了。你想想，他這輩子不會再見到他媽媽了。所以只要他唱歌，我們就只有感恩的份，絕對不可以叫他不唱。」
一次小小的教誨，馬克吐溫永生難忘。一八六一年南北戰爭爆發時，二十六歲的他加入了南方的邦聯軍，但是參戰兩個星期殺了一個人之後就棄械離開了戰場，不回頭。
在台灣成長的我，「修身」課是從何時開始的呢？
修身啟蒙
第一個浮現的是父親的聲音。冬日的清晨天色陰沈，大家都還在被窩裡貪戀溫暖時，他像士兵對軍營吹號一樣，用愉悅得近乎恐怖的聲音大喊：「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
昏昏沈沈坐下來吃早飯，他就繼續：「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
出門發現要下雨了，他堅持你帶傘，可是帶傘，多沒氣質啊，不要不要，他就說：「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
當我的小學同學們還把「綢繆」讀做「周廖」的時候，我可是清清楚楚知道它該唸做「仇謀」。我的洪荒初始修身啟蒙，就是這魔音穿腦的朱子格言，無庸置疑。
一九三四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大規模的「新生活運動」，把「禮義廉恥」當作全民道德教育的核心，希望將這一套修身哲學貫徹到官僚系統和社會生活層面，尤其是學校教育體制裡面去。延續到後來的台灣，學校標語是禮義廉恥的「四維」，街道名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青年守則十二條，像基督教的主禱文一樣，每週的週會裡全校師生混聲背誦。
一九六六年為了對抗文化大革命而發起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如火如荼地推動「國民生活須知」。兩岸開始交流以後，很多大陸人對台灣人溫文爾雅的進退舉止印象深刻，我就會想起林林總總九十六條「國民生活須知」的第九條：乘車搭船，上落莫擠；先讓婦孺，老弱扶持。拾物還主，相識見禮。噴嚏對人，吐痰在地，任意便溺，皆所禁忌。公共場所，遵守紀律。就位退席，魚貫出入；莫作吵鬧，莫先搶說。約會守時，做事踏實。
當然不能說，台灣人現在的「氣質」，都來自這些政府推動的修身教育。一九三四年蔣介石一推出新生活運動，胡適就大加批評說，國民素養不可能來自從上而下的宣傳運動，它必須植根於總體的經濟發展，因此政府的首要責任應該是提升人民的經濟水準，而後國民素養才會水到渠成。胡適所說的，基本上就描述了幾十年以後台灣逐漸發展出來的模式。
我們的時代比從前亂嗎？
二○一六年被國際媒體總結為近年來最令人不安的一年。敘利亞的血腥戰爭、恐攻的席捲全球、難民的浮屍公海、英國脫歐的動盪、川普的民主顛覆，更別提我們身在其中的南海衝突和台海局勢。全球化和網路科技使得我們的不安和恐懼變得極度透明，無所隱藏。飯局上、座談中，常常可以聽到「時局不好」的用詞，「亂世」的不安感普遍瀰漫。
操場上一張藤椅
可是，今天真的比從前更亂嗎？李鴻章怎麼說他的時代？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
用今天的語彙來翻譯——這不是在講全球化的侵門踏戶嗎？
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
這不是在說訊息科技的急速發展使人措手不及嗎？
一八七四年李鴻章的變局描述，其實提醒了我們：全球化和科技發展所帶來的震撼，並不始於今日。
新時代衝擊原有價值秩序而造成迷惘，也不是今天才有。「我們生在怎樣一個奇怪的世界！一面有偉大的進步，一面是無情的摧毀……舊的信仰也已經式微，新的信仰尚未樹立……」這段話彷彿在描述二○一七的時代情緒，卻是羅家倫在一九四二年所寫，而他的時代，頭上有成群轟炸機丟擲炸彈，腳下是熾熱冒煙的焦土、肚腸爆裂的屍體。
在命如螻蟻的亂世，修身有意義嗎？經歷了慘烈的重慶轟炸的梁漱溟，或許是一種答案：
一九四○年五月初旬的一天……我們逃警報回來，發現學校操場中心放著一張藤圈椅，問下來知是我們的客人在警報時間內，從房內搬來坐著看書的。
那客人鼻架無邊框眼鏡，身穿長袍馬褂。是梁先生！長袍馬褂是國民參政會的禮服。
漫天硝煙中一張安靜的藤椅、一襲整齊的禮服，是梁漱溟在展示他修身的淡定——平時如是，戰時如是；盛世如是，亂世如是。
但是二十一世紀所面臨的挑戰，絕對嚴峻。剛出爐的年度「信任」普查極為憂慮地指出，民主世界裡，人民對於機構的信任度降到前所未有的新低。全球化和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導致了原有權威結構的崩潰解體——人民不信任總統、不信任國會、不信任媒體、不信任知識菁英、不信任企業、不信任慈善機構……
大解構
信任是治理的基礎，基礎崩塌，整棟大樓會如何？李鴻章、羅家倫、梁漱溟的時代，知識菁英雖然面對天崩地裂的變局，但他們可以很篤定相信，自己是重要的，修身是為齊家、治國，然後要給天下帶來太平。今天的知識菁英，面對的是自身位置的流失。當網路科技把知識話語權的門檻拆掉後，羅家倫時代讀書人的自我期許，在網路時代簡直成了「笑話」：
知識份子是民族最優秀的份子，……當民族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知識份子的責任尤為重大。
知識菁英在社會結構裡不再具有話語權，這才真是「數千年未有之變局」。問題是，一方面知識菁英失去了影響社會的權威，另一方面，前瞻長遠未來、尋覓問題出路，其實又不能缺少知識菁英。在這樣兩頭不銜接的變局裡，讀書人如何找到新的位置，是一個全世界都在探索的巨大課題。
時代結構劇變，處理新時代，需要新的智慧、新的工具，因為原有的，全部不夠用了。亂世需要更深刻的自省能力、更開闊的處事哲學、更宏大的未來眼光，這些，初始起點不外乎修身。（本文取自香港浸會大學二○一七年一月十九日演講）
【天下雜誌第 616 期 專欄 | 出版日期：201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