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禮物

张天锐今年 49 岁，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旧背心，又黑又瘦，满脸胡渣，总
是皱着眉，额头上的皱纹就像是用刀刻上去的。当我主动向他伸出手时，感觉像
握着一块粗糙的石头。母亲胡久红48 岁，是个矮小的女人，她撩起裤腿时，会
看到右腿只有左腿一半粗细，小儿麻痹症影响了她的一生。她走起路来很慢，一
脚高一脚低。
在一间门市房前，张天锐拉起卷帘门，神情木然地说：“这就是我们的家，
所有的家当。”事实上，这是一个30 多平方米的铺面，屋子被一个小木柜象征
性地隔成两半。外面半间几乎被几十桶脏乎乎的煤气罐塞满了，仅仅留出一条通
道。屋里到处是煤气味。里面10 平方米左右的半间才是这个家庭真正生活的地
方。张天锐坐在一张可以半躺着的竹椅上，胡久红拉过砖头大小的木凳坐下来，
我是客人，被让到了仅剩的一张靠背椅上。胡久红垂着头说：“家里只有3 张凳
子，碗也不够，所以儿子不大把朋友往屋里带，没地方坐。”
这是一间小到毫无遮蔽的房间，除去一个淡绿色的冰箱和一台100 元钱买
回来的二手彩电，再没什么像样的家电。一张双人床和一张单人床沿着墙依次摆
放。胡久红扶住那张木制的小床，“原来儿子就睡在这，这么大的孩子，从来没
自己住过一间房。”停顿了一下，她接着叹气道，“没办法，太困难了。”
就连这间简陋的屋子也不是他们的财产，而是每月500 元租来的。在他们
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的时候，这对夫妇就下岗了。除了力气，他们再没有什么
求生的本领。张天锐做起了搬运工，每爬上高楼换一个重达30 公斤的煤气罐，
他能获得5 元报酬。而妻子因为残疾，只能在家洗衣做饭，几乎没有收入。
他们唯一的孩子名叫张磊，今年22 岁。就在上个月，他刚刚结束在湖北中
医药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护理专业的学校生涯，也完成了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任
务。这个家庭还欠着学校一年的学费——4800 元。这笔钱，他们很快就要攒够
了。未来的生活看上去挺有盼头，等交了钱拿到毕业证，张磊也许就将成为医护
行业中稀缺的男护士。坐在他们弥漫着煤气味的家里，张磊空荡荡的硬板床就在
我背后。过去，张天锐每个月给儿子400 元生活费，后来物价涨了，张磊的生
活费也涨到了600 元。对张家来说，这笔钱得攒上好一阵子，张天锐必须为此
扛上120 个煤气罐。胡久红从来没有将这笔钱一次性汇出过，只能每10 天给
武汉的儿子寄出200 元。
我问他们：“张磊抱怨过吗？”母亲沉默地摇摇头。父亲却盯着墙边一辆锈迹
斑斑的手推车。每逢放假，张磊就推着小车去附近帮父亲送气。“他不像别个的
儿子那么聪明、读书好，但就是蛮听话也蛮老实。”张天锐慢慢地说。
胡久红突然想起，就在几个星期前，儿子在家里一边帮她洗衣，一边憧憬：
“毕业了我就找个事做，不管是好工作还是差工作，你和爸都不用这么辛苦了，
爸不用再去搬‘坛子’了。”一家人也曾在吃晚饭时打算，如果有机会，就让年轻人
去南方闯闯，存够了钱，可以回到这座县城里贷款买自己的房子。“你醒过来吧，
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
5 月31 日早上6 点半，张天锐像每天一样早早开始准备一天的活计。张磊
也起床了，他刚刚结束在京山中医院的实习，那天正准备去医院取实习鉴定。
听他医院的同事说，张磊是个听话的孩子，很受医生老师们的喜欢。如无意
外，那份鉴定应该写得挺漂亮。张天锐也记得，儿子心情不错，像往常一样穿着
T 恤和短裤，7 点钟就出门了。
可已经开始送“气坛子”的张天锐并不知道，张磊并没有走出太远。仅仅在离
家不到1000 米的十字路口，这个只有22 岁的年轻人被一辆农用汽车撞倒。据
说，当时下着小雨，好心的路人拨打了120，又用雨伞遮住了已经失去意识的
张磊。
20 分钟后，他被送往京山县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事实上，那时除了头
上一点擦伤外，他的身体表面并没有明显的外伤。当张天锐和妻子接到医院打来
的电话时，他们带着家里仅有的2000 元现金赶往医院。看过儿子，这对父母乐
观地相信，张磊几天后就能转去普通病房。
胡久红决定在监护室外陪着儿子，让丈夫回家看店。他们一天也不敢丢掉自
己的小生意，无论是半夜12 点，还是凌晨3 点，餐馆或早点铺的老板只要打一
个电话，张天锐就必须马上将煤气罐送到。
可管床医生袁以刚却知道，他面对的这个“蛮年轻帅气的小伙子”情况并不乐
观。在对大脑进行CT 扫描后，他发现张磊的脑干已经受到严重损伤。6 月2 日，
病人呈弥漫性脑肿胀，瞳孔变大。医院决定迅速为他进行开颅手术，三四个小时
后，手术结束，瞳孔缩小。
但第二天，同样的症状再次出现。当晚，张磊已经无法进行自主呼吸，不得
不插上呼吸机。25 个小时后，医生向家属宣告：“从临床上看，病人已经脑死亡。”
这对贫穷的夫妇从未有一刻想要放弃自己的孩子。守在病房里的胡久红拉着
袁以刚的手，只机械地重复着同一句话：“医生，救救我儿子吧，就算只是个植
物人也好。”
那个年轻人躺在病床上，看起来就像是随时要醒来的样子。父母拉着他的手，
哭着呼唤：“张磊，你醒过来吧，你这么孝敬爸爸妈妈，就醒过来看看我们吧。”
年轻的女友程丽（化名）用手机在他耳边播放了他们曾经一起唱过的《我想大声
告诉你》。
可是奇迹并没有出现，没有一种声音能将张磊唤醒。按照亲戚们的指点，夫
妇俩去菜市场买了一条野生河鱼，然后在河水里将鱼放生。随后，他们又将儿子
的衣服裤子收好，请人带去“收魂”。胡久红感到，自己就像疯了一样，“只要能
救儿子，我们什么方法都不拒绝”。
他们不懂，躺在病床上的张磊还有心跳，怎么就被宣告了“死亡”。医生不得
不一次又一次地向围住他的病人家属解释脑死亡的含义：病人无自主呼吸，一切
反射消失，脑电静止。
几个小时后，这对夫妇终于接受了这绝望的现实，整个人瘫倒在地上。
张天锐用双手捂住了脸，“孩子就是我们的希望啊，现在，希望变成了肥皂
泡，什么都没了。”
“是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6 月5 日早上8 点，张天锐瘫在病房前“动都不能动”，胡久红被自己的姐姐
搀扶着走进医生办公室。她小声地向在场的医生说出自己的决定：“儿子没希望
治好了，我们想把他的器官捐出来。”
这是个不大的县城。一个当地人悄悄告诉我：“这里很忌讳这个，要留个全
尸，如果传出去了，恐怕在当地连生活都生活不下去。”
可是最初，胡久红还来不及考虑这些。医生向她解释“脑死亡”时，曾经提到
国外的人对脑死亡的接受度比较高，很多脑死亡患者都进行了器官捐献。那时，
这个母亲已经接近崩溃，但这句话却好像突然给了她启示。
在家里，夫妻俩每天辛苦工作之余，唯一的娱乐生活就是打开那台 100 元
的破电视。他们舍不得买机顶盒，便偷偷地将一条天线接出屋外。尽管只能收看
到中央一台和京山县电视台，可电视剧里“捐眼角膜”的情节却曾深深地打动过他
们。
张磊被宣布“脑死亡”的那一晚，夫妻俩仍旧守在病房外。矮小的母亲靠着医
院的白瓷砖墙壁，她站不稳，眼睛也哭坏了，连报纸上的字都看不清。
“当时什么感觉都没得，就是痛苦。”胡久红呆坐在小板凳上，说到那个晚上，
眼里几乎没有了光。
她幻想着有人来救救儿子，大脑坏了，能再移植一个健康的大脑吗？不能，
当然不能。“我那时就想，医院里别人的孩子，也许肝坏了，肾坏了，他们也像
张磊一样，等人救啊。”
当胡久红把捐献器官的念头提出来时，周围的亲戚们都沉默了，没有人表示
赞同。这个小个子女人一辈子都脾气温顺，只有这一次，倔强得令人吃惊。“孩
子是我生的，我有这个权利！”她不容分说。如今，这对夫妻已经记不清，他们
在这个念头上究竟来来回回地挣扎了多久。两人整夜抱头痛哭，张天锐决定顺从
妻子的主意。“孩子烧了，也是一把灰，捐了，没白来这世上一次。”在整个县城
里，这是第一宗遗体器官捐献的案例。最初，医护人员们甚至不知道捐献该从何
入手。一位泌尿科医生主动提出，自己曾经在武汉参加过器官移植方面的培训，
可以帮忙联系武汉市红十字会。
6 月5 日上午11 点10 分，武汉市红十字会器官捐献管理中心负责人骆钢
强带着3 名医生赶到京山县城。
这是他第一次在重症监护室外见到张磊的父母。那时，胡久红垂头丧气地坐
在病房外发呆，“很可怜的样子”，张天锐则躺在医院的地上，“看起来已经筋疲
力尽了”。这对匆匆做出决定的夫妇还不清楚自己即将面对什么。他们甚至不知
道儿子究竟有哪些器官可以捐献。
胡久红心里想着，就捐对眼角膜吧。可骆钢强却发现，年轻的张磊身体健康。
他尝试着提出，眼角膜、肝脏、肾脏和一部分皮肤都可以进行捐献。
对于这名已经在红十字会工作了 20 多年的工作人员来说，“劝捐”绝不是轻
松的工作。最常见的情况是，他会被愤怒的家属连推带搡撵出医院，“你怎么找
到这里的？滚！”
可眼前的夫妻俩，除了悲伤，反应很平静。张天锐想了一会儿，问道：“是
不是捐得太多了？孩子身上要到处动刀子，疼啊。”
“捐一个器官和捐几个器官的程序是一样的，都要开刀。不过，捐的器官越
多，做出的贡献越大。好多人等着救命啊。”骆钢强劝说道。
“总是捐，不如多捐些。”张天锐用劲地抹了一下眼泪，和妻子在早已准备好
的器官捐献协议书上颤颤抖抖地写下了名字，同意进行无偿捐献。
“还有没有什么要求？”骆钢强问。
“将来能告诉我们受捐的人在哪儿吗？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哪里活着。”张天锐
问。
骆钢强不得不让这对父母失望了，原则上，捐献者与受捐者之间应该“互盲”。
张天锐失望地点点头，“那算了，只要他们健康。”
当他们走出门外时，连日来也一直守候在医院的亲戚和张磊的同学都围了上
来。“捐什么了？”有人问。
“眼角膜。”这对老实的夫妇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
“不敢和他们说啊。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最后走时能是一个整身子。”张天锐
叹了口气。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他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张磊去世后，有人提着
香蕉和苹果来看望他们，却问道：“捐献器官是不是收钱了？”
张天锐感到，有人在背后戳他们的脊梁骨。也正因如此，他们拒绝了此前所
有的采访，生怕被更多人知道。在记者去采访的第一个晚上，他们把记者引进屋，
然后把大门紧紧地关上，同时反复地叮嘱记者：“白天人太多，千万别来找我们。”
决定放弃对张磊的治疗时，讲话一向粗声大气的父亲站在病床边哭了，“儿
子，原来你要帮我去扛气，我都不愿意。走到今天这一步，我也不想。但把器官
捐了，就好像你还活着。我把你养育一场，也值了。”
母亲已经根本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抱住了儿子，用自己满是泪水的脸颊贴紧
了儿子的脸颊。这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拥抱。
16 点40 分，管床医生袁以刚拔除呼吸机，将“就像睡着了一样”的张磊推
进手术室。心电图显示，这个只有22 岁的年轻人的心跳由100 多次，慢慢降
为30 多次。17 点整，心电图成为一条直线。
张磊走了。
“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来自武汉市同济医院和湖北省人民医院的3 位医生，从这个年轻的死者身
上获取了一对眼角膜、一对肾脏、一颗肝脏以及2000 平方厘米的皮肤。这些器
官被分别包好，放在天蓝色的冰桶里。然后，他们就像对待一个刚刚结束手术的
病人那样，小心翼翼地为遗体进行缝合。
同在手术室里配合这台特殊手术的袁以刚还记得，医护人员最后为这个年轻
人穿上了他姑妈买来的白衬衫和西装，笔挺笔挺的。这是张磊一生中第一次穿这
么正式的衣服。根据当地的习俗，家人还请医护人员用一些小拇指般粗细的带子
系住了张磊的袖口、裤腰和裤腿。
当一切结束后，为了表达对死者的尊重，3 位医生以及一名护士对遗体进行
三鞠躬。
这个“必须比120 还要快”的小团队没有在县城多逗留一分钟，他们带着张
磊生命的一部分，于6 月5 日夜里11 点到达武汉。
仅仅就在 10 多分钟后，51 岁的王荣（化名）成为第一个被推进手术室的
病人。这个女人被可怕的肝硬化已经整整折磨了一年，基本只能在医院卧床。她
的消化道早已不能工作，1 年来，除了稀饭和面条她几乎没有吃过其他东西，体
重掉下整整25 公斤。
她的手臂瘦得像根竹竿，腹部却被积水充满，鼓了起来。她一度以为，“没
得希望了”。肝源太少，王荣的一些病友整整等了两年，还有更多人，在漫长的
等待中死去了。
因此，当 6 月5 日下午，这个女人在被通知前往同济医院参加配型时，她
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人生会出现这样的转机。配型结果显示，她可以接受器官移
植手术。
如今，当我在重症监护室里见到她时，尽管她身体极其虚弱，但腹部的积水
已经消失。曾经由于肝病而发黄的眼白，也正慢慢褪回原本的颜色。等到出院，
这个整整一年都在挨饿的女人，最想喝一碗莲藕排骨汤。
她是从医生那里听说捐赠者是个 22 岁的小伙子的。我本来必须趴在她嘴边
才能勉强听见她说话，但一提起这件事，她努力用双肘将自己从病床上撑起来一
点，用尽最大的力气说：“我儿子今年也24 岁了，我真感觉他的爸爸妈妈太伟
大了，太伟大了！”
我晃了晃手里的相机，问她：“能给你拍张照片吗？”
她点头表示同意。当镜头对准她时，她笑得很灿烂，伸出左手，比了一个V
字手势。“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她说。
第二天凌晨，天还黑着，蓉蓉已经躺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这个去
年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比张磊大3 岁，可11 年前，她就得了慢性肾炎。
这个贫困的家庭不得不举家搬迁到武汉治病，父母以卖菜为生。蓉蓉一直成
绩优秀，考入了这座城市一所“211 高校”的财会专业。可就在进入大学的那一年，
她由肾炎转为尿毒症，再也没有排尿。此后，她每个星期要去医院透析两次，手
臂上密密麻麻地全是扎针时留下的疤痕。
在发给我的短信里，这个女孩说她喜欢穿时装。可是她的妈妈告诉我，开始
透析后，她就再也没有穿过短袖上衣。有时，她觉得熬不下去了，就问妈妈：“你
为什么要救我。我活着，我的亲人都跟着一起受折磨。”***妈流着眼泪重复着
这些话给我听，“好多人都让我放弃她，可那是我的女儿啊！”
几乎就在撤走张磊呼吸机的同时，蓉蓉接到了前往医院进行配型的通知。结
果是可以移植。凌晨3 点半，蓉蓉握了握妈妈的手，然后被推进手术室。3 个多
小时后，医生出来告诉焦急的母亲：“手术很成功。”几天后，从网络新闻上看到
对张磊的报道时，全家人才猜出这颗肾脏的来历。蓉蓉妈妈的眼圈红了：“做父
母哪个不晓得失去孩子的心情。他的爸妈好伟大，救了好多人呐！”紧接着，又
有一名30 多岁的尿毒症患者进入手术室。4 个小时后，他成功换肾。现在，他
已经可以摆脱透析机了。
等到时钟指针转动到 6 月6 日早上8 点，右眼几乎完全失明的李可（化名）
在同济医院接受了角膜移植手术。6 年前，她因一次小感冒而感染角膜炎，如今，
角膜已经溃烂、穿孔。因为只有一只眼睛有视力，她常常撞在墙上摔倒。为了今
天的这只角膜，她已经足足等待了5 年。两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就在当天，
她发现自己的视力恢复到0.5，“能看见桌子和树了”。与其他受捐者一样，她也
不知道捐赠者的信息。“只听说他很年轻，真的谢谢他，谢谢他的家人。”她曾经
向媒体表示，自己和妹妹也愿意捐献器官。“如果不是这位好心人，我可能一辈
子都看不见。我报答不了他什么，只能尽力去帮助其他人。”
张磊的另外一片眼角膜，被小心地存放在同济医院眼库内一台绿色的冰箱
里。医生说，过不了多长时间，这片年轻的角膜就将带给另一个病人以光明。
“我会好好赚钱，照顾你，照顾爸爸妈妈。”
6 月5 日傍晚，获取器官的手术刚刚结束，为了避免熟人看到，几个亲戚快
跑着把被白布单裹好的张磊运进医院楼下的殡仪馆车里。第二天，张磊被火化，
骨灰送回老家祖坟，他的背后是一片松树林，面前种着高粱和西瓜。回到县城，
胡久红必须不停地干活。她希望自己一刻都闲不下来，这样就不会想到已经离开
的儿子。“心情就像现在的下雨天一样，冰冰凉凉。”她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
有时，她在擦地，恍惚觉得儿子就坐在床上，“我和他说说话，就像他还没
走，只是我摸不着他。”甚至现在走在街上，她看到别人一家三口说说笑笑地经
过，心里也疼。
这些年，这对夫妇一直在为生计发愁。京山县已经有一些住宅区安了天然气，
眼看着，送煤气罐这个生意就要搞不成了。他们也想过带张磊出去旅游，可是没
有时间，更没有钱。他们窘迫地回忆起，平常挺少和孩子聊天。
我问：“张磊有什么爱好吗？”父亲说：“有时愿意看看小说。”母亲却反驳：
“没有，啥时候看过小说。”然后，两个人各自别过头去。张磊的书本和衣服，已
经全部“烧”给他了。根据当地风俗，后辈没结婚仍然算小孩子，未能尽孝于父母，
家里不设灵堂。
胡久红费力地跪在已经裂缝的瓷砖上，从床底拉出了一个小木箱，取出一个
被黑色塑料袋层层包住的小包裹，里面放着张磊生前仅有的5 张照片。这是一
个白净秀气的小伙子，喜欢穿白色的衬衫，在镜头前，总是笑呵呵的。
我问他们：“后悔捐献吗？”
“捐了，起码还能让孩子的一部分继续活着。”张天锐回答我。他沉默了一阵，
又低声说：“但孩子死得惨，死了之后还要开膛破肚，叫谁也是难受的。”他决定
出去透透气。胡久红离我坐得更近了一点，压低了声音说：“我整夜整夜睡不着，
闭上眼睛就看见儿子的脸。”她向丈夫的方向张望了一下，“怕他爸爸担心，不敢
和他说。”
6 月15 日，夫妻俩来到位于武汉市石门峰陵园的武汉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
“张磊”是这块灰色石碑上的第385 个名字。他们蹲下身去，轻轻地摸了摸那两
个字。
半年前，张磊在京山结识了小他两岁的女友程丽。比起为生存忙碌的张磊父
母，程丽似乎更了解这个年轻人：他心地好，说起话来总是细声细气的。他喜欢
听陈奕迅的歌，喜欢玩“魔兽”，有时也去打打桌球。他的笑容总是“很有感染力”，
在KTV 里，这两个年轻人常常合唱“五月天”的《知足》，因为里面的歌词写道，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怎么拥有……”像很多恋爱中的年轻人一样，
程丽喜欢幻想自己未来的家，比如，“结婚照要挂在哪面墙上”，“书柜要什么样
式的”。张磊总是笑着听，并向年轻的恋人保证：“我会好好赚钱，照顾你，照顾
爸爸妈妈。”
一切都已经计划好了。等到张磊的工作稳定下来，他们就去两家见双方父母，
定下婚期。“总之，跟他在一起，怎么样都好。”这个刚刚20 岁的女孩羞涩地笑
了笑，眼角却依旧挂着忧伤。
2011 年5 月31 日早上7 点，22 岁的张磊在小雨中走出家门，他拿起手
机，打电话给程丽，督促她起床上班，不要迟到。他们正在电话里开心地聊着，
程丽突然听到一声闷响，手机里再也没声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