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三）痛失至亲
这样的武斗，动乱前后持续了十年。在这十年中，政治上，倒也侥幸，没有任何人找我。然而，在生活中，我却不幸，我最尊敬的夫人彭淑清小姐忽然害了泻肚子的病，她的这个病泻得非常奇怪，任何药都治不好。
有一次，夫人到第三人民医院输液，在输液的过程中，由于护士的失误，不知是左上肢没有盖好，还是因为其它什么缘故，输水完毕，她的左上肢就不能动了，抽脊水检查，头部也没有淤血。从此，她就成了我家里的一位老病人。她非常坚强，高兴的时候，还亲自到厨房去弄些饮食。
那段日子，家中只有三个人：我姐姐贺幼蓉，夫人彭淑清和我。买菜买米是我的事，做饭弄菜是三姐的事。这样的生活大约过了七年，虽然少人照顾，却也安静可爱。
可能是一九八三年，或者是一九八四年，我三姐的腿病了，不能自由行走，即使走路也需扶着椅子。这样，我的责任、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现在，我已记不清是哪一天，三姐和我两人在前房睡觉（前房由一个柜子将房间隔成了前后两间），我睡在前面，三姐睡在后面。白天、傍晚她都不错，也没有看见什么奇怪的现象。可是，到了深夜三点钟，我听见好象是茶杯掉在地上的声音，我立即起身看她，三姐已是闭目不言，我把她抱起来，她就在我手上长去了。
三天之后，火化以前，彭淑清穿戴整洁，衣冠楚楚的，我不知她想做什么，她要我搀扶，扶到三姐灵前，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伤伤心心地又回到她的床上去了。
跟我相依几十年的三姐走了，她与我甘苦同受，曾多次原谅我的荒唐，她真是我的一位冷弥巴散的好姐姐，更是我的一位好老师。我不知该怎样纪念她。
大约一年后，因为照顾我太太的缘故，我把小床搁在夫人的头前，日夜守候她。
一天， 三女儿贺新耀小姐回到家中陪伴她母亲入睡。
次日清晨，三女儿早早起床了，她跟我说：“我要到厂里去办公，妈妈睡得很好，昨夜解了手的。”说完，她就出门了。
我看见夫人彭淑清确实睡得很好，也就没去打扰她。
可能是九点钟，三女婿张绍秋来了，我还向张绍秋摆手，说：“妈妈睡得很好，你莫去惊挠她。”
此时，弟子饶继明已来到我的家里，十点多钟，饶继明说：“师母今天睡得这样好啊？”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两人走近一看，夫人已经去世了，手脚都硬了，究竟是几时去的，我也不得而知。我内心的沉痛，内心的惭愧无法言说，只能将这份永远的遗憾带到地下去，待将来见到夫人的时候再向她倾诉了……
我坚决主张将我三姐、夫人彭淑清和已去世的四儿子葬在一起。还好，在这一件事情上，大家都同意了。所以，家人一同把他们三人葬在了重庆小龙坎的一座小山上。这墓虽说是公墓，但是，我看将来还是有拆迁的可能，迁与不迁都是人为的，这都是天意。
三姐死了，太太死了，我说不清是悲是痛，整个人仿佛有些麻木。
大概是九六年以后，我这种麻木感才稍微减轻了一点，渐渐地，人开始恢复正常，心中深感沉痛，倍觉凄惨，自己进行了深刻忏悔，我抱定一个决心：无人剃度也出家，如来赐我紫袈裟，是心是佛人一个，似虚似实住娑婆。
（七十四）归宿
现在，我补充上些有关宗教学习、信仰方面的事。这些事原本可以不谈，所以，我上面都没有写过。但是，这些事毕竟在我生命的过程中还是有极大的一段因缘，觉得不说、不写出来，也未免可惜，于是，还是零碎地补充一下，这样一来，说得就比较远一点了。
我有一位远房伯伯母，这位伯伯的名字我也不晓得了，只知道他是一名在红白喜事中的吹鼓手，平素可能为人较轻薄。
一日,一户人家死了，办完丧事之后，我这位伯伯就拿着喇叭回家了。回家的时候，大概已是深夜了，独自行于阡陌间，朦胧中看见一个女人，身材苗条，手提一个包袱，在田畴上走动。“咦，这个女人深夜在外，绝不可能是一个很正派的人。”顿时，伯伯起了不良之心，打算接近这个女人、调戏她。
他回转身，向这个女人的方向走来。女人一见有人来了，提着包包就往前走，我这位伯伯立即就跟在后面追。但他始终也没赶上，这样走来走去，追来追去，似乎走了很远，两人来到一个叫“港河余家”的地方，发现这里有一个大田坎，有一高楼大厦，红漆大门。这个女人环视了一下这家院坝，回手把堆大门口的草掀开，将手上的包袱摆到了草上。人呢，一晃就不见了，直到这时，我伯伯才清醒过来：“噢，她不是个人，是个鬼。”
“那个包包里装的是什么呢？”我那位伯伯非常淘气，自已上前就把草掀开了。找到那个包袱，打开一看，是女人的月经带和一个娃娃的胎盘。“唉呀，这是一个难产死的鬼、月母子鬼，她是到这家屋里找替身啊！我且去救人一命！”我伯伯立刻把她的包袱投进了附近的池塘里。
一会儿，那个女鬼又出现了，在找她的包袱，却发现草堆里的包袱不见了，她又在四周找。
这时，我这位伯伯在哪儿呢？他正躲在那户人家门外的草堆上。女鬼终于发现了他。这个鬼就向他跪下，说话是听不见的，就打手势，要她那个包袱。我这位伯伯为人很轻佻，一直不理，那个鬼就跪在地上，一个劲地千求万求。这样又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鬼非常恼火，摇身一变，就变成了身高八尺的大鬼，向我伯伯扑将过来。
见此情景，我伯父吓糊涂了，手里提着一支喇叭，顺手将喇叭拿到口里吹了起来：“嗒嗒的，的的嗒……”清脆的声音，划破了夜空。如此一来，女鬼被吓跑了。红漆大门开了，而我伯伯还坐在草堆上，使劲地吹着喇叭，人们问他啥事，他才明白过来，就把他当初如何碰见那个女子的事说了。正在这时，那户人家的主人也出来了：“刚才你说的这话，跟我们家里的事完全吻合得起。我们家在少奶奶今晚生娃娃，一直生不下来，一家惶惶，现在知道了，正碰上个月母子鬼来找替身，这个时候，你的喇叭一吹，娃娃一个跟头就下来了。母子大小平安，我们家都是独子单传，生下这个娃娃又是个男的，所以，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于是，就邀请我这位伯伯进他家，大喝其酒。饮罢酒，吃饱饭，我伯伯把喇叭一拿就要走。这家人苦苦相留，可我伯伯仗着自己年轻力壮，坚持要走。那户人家没有办法就送了一些钱让他走了。
离开那户人家，行至大约三、四里路的样子，那女鬼正在路上等着他，赫然出现在他面前。我伯父吓慌了，又把喇叭拿出来，一路“的的嗒、嗒嗒的……”吹拢他的房屋。
我伯伯进了家门还在吹喇叭，他老婆就问他是怎么一回事。
他就说：“我从今天起，再也不吹喇叭了，你赶紧去给我买一副棺材，准备寿衣，那个鬼可能在今天晚上就找我。”
他们一家人都吓坏了，擦着眼泪把棺材、寿衣买来了，，单等那个鬼上门索命。
可是，等了一年、两年、三年……也不见鬼来，殊不知，十年之后的某一天，那个鬼果真来了。但是，来的情形不同。
一进门，女鬼就给我伯伯磕头，三拜之后，站起来一看哪，比十年前看见她的时候还要漂亮，而且已不再是十年前的装束了，而是凤冠霞帔，穿着非常庄严、阔气。
我伯父就对他说：“你不消作怪，我这就跟你走。”
但是，那鬼却说：“我不是来捉你的。第一，我是来向你谢恩的；第二，我是来向你报信的。”
“首先，我向你谢什么恩呢？你不是把我月母子的胎盘、月经带都甩了吗？我就不可能再找替身了。怎么办呢？我就坐到那个港河余家桥头专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凡遇有老年人、小娃娃，走路不方便的，在经过那座桥时，我就暗中帮助。这样一来，好几年了，就有人喊我‘港河之神’。所以，你看我穿的是凤冠霞帔。这个果都是由于你把我的月母子胎盘、月经带那个因斩断了，因此，我才有今天。这是我今天来向你谢恩的主要原因。其次，你生性轻薄、好杀，喜欢吃鲜鱼、虾子，这个要不得，你如果能够戒杀，你还可以有十年的寿命，到那个时候，我再来接你。”
港河之神又磕了三个头，就走了。
据说，我这位伯伯十年以后并未死，到十五年之后才无疾而终。
我伯伯这一段事情是听贺国光的母亲——我的四伯妈说起，我四伯妈经常向家人说这段故事，我听都听厌了。
大约是一九三七年，我四伯妈找到一位有名的书法家，我也不知这位书法家叫啥名字，用了一块青石打成碑，碑一丈三尺高，将我伯伯的这一段事情刻在碑上，竖立在那座港河桥头，这块碑以及碑文我曾经看见过，但听说，解放以后，此碑被毁掉了。
（七十五）我的四伯妈
贺国光是我的兄弟伙，他的母亲姓刘。人很矮，她有一个不治之症，就是中医说的：肝风内动。她平素总有一个不时就摇头的动作，因此，她很懂得一些因果轮回、慈悲为本这些佛教的道理，由于我四伯妈有我伯伯遇鬼那样一段因缘，她非常相信佛菩萨，也相信太上老君、信灶神菩萨。
大约是民国二十二、三年，贺国光新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常住在南京绣花巷。我四伯妈不喜欢南京，她还是居住在武昌大朝街，还是喜欢吃她的大老南瓜熟绿豆，但是有时候也会应元青哥（贺国光）的亲自邀请，到南京绣花巷耍个一年半载。
民国二十年代，我的恩师诺那上师正在中央蒙藏委员会任副委员长（蒙藏委员会由五名成员组成。一名委员长，是个汉人，叫吴忠信；四名副委员长，班禅、达赖、诺那呼图克图，还有一位我记不得了），蒙藏委员会的办公地点设在国府里面。另外，还有一个康藏驻京办事处，地点就设在南京登隆巷10号。
不知是一种什么因缘，我四伯妈被朋友们的太太邀请到登隆巷10号皈依了诺那上师。她觉得上师非常伟大，对她非常好，因此，我四伯妈常跟我谈到诺那上师。
大概是民国二十二、三年春天，我四伯妈又到了南京。在那里，又拜见了诺那上师。这一次，她的感觉似乎与往常不同，也许是学了什么法，她连拍两份加急电报给我：“即刻到南京来，有事。”当时，我正在济济水电公司当打字员。没有办法，我就去了，她高兴得很，立即叫一个勤务兵打电话，说她要来见上师。
我这位四伯妈，一、不认得字；二、人矮小、三、爱摆头，像个乡村老太婆。然而，她是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中将贺国光主任的老太太，来往都是汽车、盒子炮护送，确实有点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