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辛勤的园丁
当时，长寿县里有一种学习空气，要求：（一）每所医院都要有学徒训练班；（二）无论怎样学，都要必修《伤寒论》。这样一来，长寿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政协委员赵井川就来到我们医院，跟田院长商讨如何办好学习班的事宜。田院长对教学是个外行，他把办学之事推给了副院长戴炳然，这位戴先生倒慷慨，当然，他的慷慨是慷他人之慨，他就对这位赵先生说：“我们这里有的是人，可以办。关于《伤寒论》由贺嘉寅医生来教。”
赵先生听了很安逸。于是，就把我请到他那里去了，吃了一顿好腊肉，道谢了戴院长，办班的事情就这样决定了：成立城关镇医院学徒教育班，派贺嘉寅为班主任，招生范围：除招收城关镇医院十名学员外，另扩招其他各区的学徒，只要有，都可以送来读。
这一下就招收了四十一名学员。这四十一人的文化水平，那就难得说了，有的人是下笔千言，顷刻间可以玩得转的；有的人是大字不识得几个。戴院长时而是酒醉兮兮地来讲一下《伤寒论》。唉，我一个人真是没有办法，憋得我一筹莫展，于是，我径直找到赵井川，对他说：“我今天来请示你，我只有这个办法了：总的教援由我担任，我就以一本《中医学概论》为教材；把这些学生分成六个组，文化最好的为一组，文化差一点又是一组；那些年纪大的、只识‘之乎’的又分成一组；其他三个组作为机动组，灵活安排，只有这样才推得起走噢。”
赵井川十分赞同我这个办法。我又将他一军：“你光推荐我，你却天天吃逍遥丸哪？”
“我懂你的意思。”他说：“不过，你要原谅我，三道拐那么多坡，我足拜下去，又足拜上来 ……”说到这里，他把我一拉，“走，我们去见余科长！”
经过一番准备，城关镇医院学徒教育班开班了！张弢的父亲张烈明、母亲邹纪平都被选为组长，张烈明分管文化最好的一组，邹纪平分管文化最差的一组。那时，他俩还未耍朋友。另外，跟张烈明年纪不相上下的还有两个男生，这两个男生也是城关镇医院的学徒，其中，有一个叫戚云昌，这孩子文笔了不得，他能够把《聊斋志异》译成白话，而且译文非常优美；另一个叫周罗成，这个娃娃是个粗线条人，但平素极有威仪，我就重用他们二人，安排戚云昌任学习委员，负责班里的讲义、文书之类的工作；安排周罗成担任训育主任。
菩萨保佑，整个班的教学、管理效果都搞好了。可是，对我而言，此事办好之后，又添了一桩苦事，大苦而特苦。何以这样讲呀，因为此时的风气是一味地提倡中医的《伤寒论》，所有的西医，凡是没有学过的，统统要学《伤寒论》！于是，又由卫协会出面，办了一个“西医学中医训练班”。西医学中医训练班里的学员也是很特殊的，如长寿川维化工厂化工医院的院长张鸿均、上海同济大学的博士也来学习，我就向余科长辞职，说了三次也未批准，结果，我就搞了一个怪名堂，强行规定：西医学中医训练班只学两个月。当然，这是后话。
与此同时，我们的纪书记又发话了，他说：“趁这个贺医生还在长寿的时候，办一个长寿县中医进修班，另外，再找一位陈老师，还找一位某某二人辅助他。这个班要设在卫协会里头。”
可怜我，每周一、三、五都要爬那个三道拐，讲几个小时的课，确实累得我不知该怎么办。
由于长期缺乏营养，我觉得自已也有浮水，心里就存了一种不良之心，我就找到刚从重庆下放的一位叫罗均严的医生开了一张“肝硬化证明”，可是，我没有把它拿出来，而留作不时之需。
“长寿县中医进修班”真是荒天下之大唐！这里面有五十岁以上，七、八十岁以下，白发飘飘、衣冠楚楚，每天看病都在一百人以上的老医生，他们不懂得阴阳表里，不知道寒热虚实，请问：若是你，对此，你将采用怎样一个教法？我不能说没有一个弊端。真是苦境哪！所以，我经常叫张烈明、邹纪平、戚云昌等人替学员制作卷子。三个月后，这个进修班就假装疯魔地结束了。
（七十一）返渝
时间已到了一九六三年岁末。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算起，我到长寿已是五年整了。在政治上，有一种风雨欲来，运动即将爆发之势。于是，我就天天上茶馆，泡一碗茶，苦思冥想：自己一个人飘飘荡荡，何处才是我的归宿啊？我每天两支香，祈祷着：我不能死在长寿呀！但是，户口在城关镇，这毕竟是一个不生不死的问题。再三考虑，我终于下定决心：拼死拼活也要回重庆。
想了许多天。有那么一天，我就跟卫协会主任赵井川说：“你我是萍水相逢，却好象一见如故，这也算三生有幸啊！你委托我很多教学、考试的事，我都是严谨奉行，几年来，没有给你丢丑，我心里好象自觉无愧，不晓得你的看法怎样？（赵井川连连点头）我们县府卫生科对我怎样？我自己是渺渺然。我本应当一个劲地这样干下去，但是，偏偏我这个肝脏疼痛，仿佛或多或少地有点腹水，类似肝硬化的迹象，可我还是忍耐着干了一、两年。现在，我收到家信，是我姐姐给我的信：如果我再不回去，我老婆将要改嫁；更何况我的第二个、第三个儿子的教育也成问题。我在这里的工资是城关镇医院最高的一个，每月五百块钱，然而我家里现在则是穷困不堪。我想向你请示一下，你帮我点忙，打一下边鼓，让我回去养养病，好不好啊？”
我这样说了以后，就聚精会神地等待这位赵主任的回答。平素，这位赵主任的神情总是把眼睛一闭，凝神半天才做答复的。咦，今天就怪了，他没有闭眼睛，反而冲我哈哈大笑，他说：“贺老师，你这些话就是不说，难道我赵井川是个傻子，竟看不出来吗？好、好，你把那张县医院的诊断肝硬化的证明给我，我去给人试试看。”
结果，听说他还约了一个什么人（我记不得了）一起去找县卫生科余科长，余科长就向纪书记请示，这位纪老板大发慈悲，大概是那贰角四分钱起的作用，他说：“可以，就叫医院的院长田蓬来去给他办返回重庆的手续，我们县卫生科给他一张鉴定。”
啊，好了，大前提解决了！我心里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忧伤。高兴的是：如果事情办得好，户口回得去，那是好的，是我的心愿；忧伤的是如果事情办不好，这一个痕迹在长寿又不晓得要（会）起什么波浪，后果不妙啊。
接着，田院长就来找我谈话。他说：“长寿县的户口迁到重庆，我给你试试看，你又是从重庆下放的，这个公安局打不打得通，我不敢说，我找人努努力吧！”
大约一周后，田院长到我房间里来了，进门就说：“恭喜，恭喜！户口办好了，长寿县已经下了，现在就是重庆市上不上的问题了。”
他又追问：“你决定哪一天走，我就陪你上重庆，我去给你上户口，好不好啊？”
我说：“感谢盛情，容后回报啊！”
不记得是哪一天，大约是六三年十一月中旬，田蓬来就陪我到重庆来了，经过他两天的奔波，终于在捍卫路派出所把我的户口上到我家的户口薄上了，户主仍旧是彭淑清。我三姐简直高兴极了，天天给观世音菩萨磕头。
（七十二）红浪
回来之后，身体虚弱，我也确实需要吃点药了，可家里已经没钱了。我忍痛把自已的两本残缺不全的宋珍本《明史》拿到古旧书店去卖了五百块钱，取出一半作为生活费交给了夫人，另一半就放在我身上，用这点钱治疗身体、喝茶、饮酒，在和平路租了一个不到一平方米的门面，就在那里挂牌看病了。那一段时间，人的精神比较平稳。
大约是一九六四年，或者是一九六五年，我记不准确了，社会上掀起了可怕的“红浪”。
清晨，我正向和平路走去，就看见我们巷子口的新光照相馆门口贴满了标语，连玻璃柜内都贴上了，标语是用棒纸写的，纸张之大，一整张纸写一个字，第一幅标语是——刮起十二级台风；另一幅标语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标语一贴，人们都象看稀奇一样，没有一会儿，就有许多半截幺爸的红卫兵在七星岗2路车站也就是新光照相馆门口，呈一字排列，打出一面横幅，名为“捉妖队”。旗一挥，就开始捉妖精了，这一下，就把一些女孩整得相当可怜。凡是穿高跟鞋的，捉妖队员都会拿一把手锯，把其中的一只鞋跟锯掉，而剩一只鞋根不锯，让那些女孩子的高跟鞋一只高，一只低，走起路来高低不平；遇上烫了发的，捉妖队员就用手中的一把苗剪，把头发从中间分开，剪掉一半，还留一半；若看见穿花衣服的，他们就用墨水一泼，让花衣服更花；如果行人戴有项链，那么，捉妖队员就“笑纳”了。如此一来，整得一些女孩子哭不得，笑不得。
当日下午大约三时，我正在和平路看病，我三姐匆匆忙忙赶来了，她告诉我：“你快点回去！”
我问她：“啥事嘛？”
“不晓得啥事，屋里来了四、五十个红卫兵，大概是要带你走，你不回去也脱不了手。”
我随三姐回到家中，一看，黑鸦鸦的一屋人。其中，一个五、六十岁的白发老太婆、我们街道居民委员会主任姚军，怒容满面地坐在我的房间里，对我说：“你回来了，好！把你的金银财宝、无线电机，一切都拿出来吧！”
“天哪，生活还不大能维持，哪里来的金银珠宝哟？我虽然做了几年官，又没有加入过军统，我哪里来的无线电机嘛？！”
姚军把桌子一拍：“胡说，你不老实，抄！”于是服这四、五十个少幺爸就兴高采烈地动手了。他们很有抄家的经验，第一个步骤，先看看马桶，用棍子一搅。看看里面有无硬东西。第二个步骤，就把我家所有的枕头集中起来，翻翻枕头心里藏着好东西没有。
一番折腾之后，结果是一无所获，他们很不耐烦。接着又是一阵乱翻，找到了虚云老和尚赐给我的一张菩萨戒碟，皮质的，长约1.2~~1.3尺，为云南鸡足山所印。这一下，他们高兴极了：“哈！哈！哈！这种大四旧，你家里还藏得有！还有没得，赶紧给我拿出来！”
我说：“你们的人多，请你们帮我拿。”
姚主任在盛怒之下，大声喊道：“贺嘉寅，跪倒！”
于是，我就跪了下来。姚军又叫我把那一张戒牒亲手撕破，撕成绺绺。这个时候，屋里的半截幺爸挣臂高呼：“打倒迷信，破除四旧！”
不一会儿，他们又发现了我挂在床头上的一个2×6.6厘米的银盒子，盒子里面是一尊释迦牟尼佛像，另有一条五彩授带，银盒子是诺那呼图克图上师赐给我的，是我的珍贵纪念物。姚军取的时候，我说：“你看看嘛，里头没有东西，这个我就不给你啰。”
她却说：“这个我们要检查，这是无线电台。”
我毫无办法。
随后，他们又在我三姐床下找出一些字画，这些字画里面有好东西，也不知道这帮人认不认识，其中，有徐悲鸿画的一匹马和他画的喜鹊 “忆江南”；还的于凤到画的石头，这些画不过是价钱高而已，我都不痛心，最令我痛心的是我伯祖贺寿慈的一幅长约一丈二尺的手卷，这一幅手卷是当年他老人家在大宴宾客时，首先题诗，许多状元、名人，紧跟他继续步韵之诗，非常名贵，颇有价值。然而，却被他们一齐拿走了。我哭丧着脸说：“姚主任，你可不可以打一张收条给我？”
姚军嚷道：“老子是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你还向我要收据，胡说！”
……
抄家完毕，大概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时间倒不长。
这时，又来了一位小姐，手臂上挂着两个红袖筒，左右两边都是，自称是七星岗医院护士长夏某某。她问：“哪一个是贺嘉寅？”
我站起来说：“我就是。”
她拿出一根麻绳，把我的双手一系：“走，跟着我走！”
我三姐问她：“你把他抓到哪里去嘛？”
“你不用管！”她说。
可怜啊，我三姐也没有办法，就跟在我的后面走，一直走到七星岗医院，我才发现街上已有人排好了队，在“欢迎”我。这个夏小姐把我弄到七星岗医院后，就给我戴上一顶三尺高的帽子，我当时也没想看帽子上写了些什么，“戴就戴起嘛。”
她把我的衣服脱下来，翻了个面。给我穿了件反面的衣服，又往我胸口前挂了一块一尺五寸见方的牌子，这块牌子上的字我看清楚了，写的是：反革命贺嘉寅。“好，戴起来。”
外面有几支队伍，一支是喇叭队，吹得格处起劲，声音响亮，传得极远；第二支大概是拉拉队，叫喊声一片，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第三支队伍好象是由老太婆组成的秧歌队，这些老太婆全都擦了口红，面如敷粉，一路上都在扭秧歌。
我就在这几支队伍的行列中，身后还跟不少的红卫兵。那位夏小姐就把系在我手上的麻绳奔着，手上执一根鞭子，开始了游街。
从七星岗出发，首先来到解放碑，在解放碑中心“人民英雄纪念碑”处转了一个圈，再往回走，又到了七星岗——观音岩——两路口。这时，好象已没有那么多人围观了。那个夏小姐把我手上的绳子一解，也没说什么。又过了一阵，好象人群也散了，我依然站在两路口，头戴一顶高帽子，胸前挂一块大牌子。过往的行人不以为奇，看我的人也不多。
大约站了半个小时，也没人理我。我心里纳闷儿：“这是怎么一回事呀？我老站在这里也不是回事啊？”于是，我就大胆地把帽子摘下来，一看，这才有点哭笑不得，帽子的正面画了一个男人，打着赤膊，在撒尿，仿佛那尿就撒在我头上，画得挺神气的。我把帽子取下来，又把胸口的牌子取了下来，壮起胆子回家了。我把帽子，牌子都摆在我家的饭桌上，留待次日再用。
第二天，我三姐就给我准备好了，让我吃得饱饱的，在大门口端坐着，恭侯红卫兵驾临。可是，苦等了一天，也不见那伙人的影子。一连等了三日，仍没见到那群人。我也不知何故。到了第四天，我就去看病了。
怪，从些以后，再没有人管我，我更不晓得是怎能么一回事了。
自此以后，街上又贴出一种标语——“打倒周公！”这种标语出现之后，“八一五”和“反到底”（人称“反吊起”）就开始打架——武斗了。
这场武斗历时整整十年。
日月悠悠，忆想当年，重庆有两大群众组织。一个是“八、一五”，所谓“八、一五”就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五是在重庆大学成立的一支群众队伍，队伍中最出名的领导者要数周家渝和一个姓黄的（外号“老黄牛”）的“八、一五”武斗司令了。另一个是“反到底”，“反到底”的宗旨是“造反要造到底”，这个底有多深呢？没人知晓，这一支队伍大概是受江青领导，在经济方面，“反到底”要差一点，所以，群众就送给他一个诨号“反吊起”。这两支队伍是冰炭不相容，打得天翻地覆，比方说，行人正在街上走路，说不定，这两支队伍霎时就打起来了。
我们七星岗杂技团就有一支“反到底”最刚强的队伍，每晚七点——九点，都要在七星岗附近宣传，宣传一结束，就开始战斗。“劈啪！劈啪”的枪声不绝于耳。
“八、一五”晚，则在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最高一层设了指挥部，与“反吊起”一样，常在演唱时在深夜就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