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七）为同时下放的李兰馨老医生解冤孽
这时，长寿县的脑脊髓膜炎非常之严重。跟我一起下长寿的李兰馨老师是一名西医，李先生对此病的处理方法是——正在病人高烧之际，将脑脊髓一抽，随即赶紧打进适量的黄胺。他这个办法很好，治了不少的人。
有那么一天，一位老太太带了一名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是走路来医院的，小姑娘的神志清醒，不过体温有些高，头痛剧烈。进医院后，就特地指明找李医生看病。李医生照例把小姑娘的脊髓一抽、黄胺一打，将她安置到病房去了。小姑娘自已走进了病房。
就在当天晚上十一点钟，小姑娘突然发狂，狂到打她的母亲，从床上纵身一跳，可以跳到桌上，跳到桌上以后，还向上跳，可以跳至四、五尺高。见此情景，病房里的人们吓慌了，她母亲高声大喊：“救命啰！救命啰！”
很快就把李医生喊来了，李医生就给这位小姑娘注射了两针安静剂。问题就在这里，这是李医生的疏忽。
第二天早晨，小姑娘就一命呜呼了。这一件事情格外恼火。死者的家属很特殊，老太太不多言、不多语，将她女儿埋葬后，她又回来了，手上拿了两根麻绳，专门找那个李医生。她说：“我不要你任何赔偿，我只有这个女儿，现在，我也不要命了。我这里有两根麻绳，我拿一根，你拿一根，我们一起到你们医院那个梧桐树下吊颈，你也死，我也死，我们一道死！”
这位老太太别的话也不说，整天就让李医生拿麻绳上吊，非常别扭。弄得医院的田、戴二院长也来劝说老太太，但她不理。无奈之下，院长把公安局长也请来了。老太婆说：“我是横了心的，局长，你要不要一根麻绳子嘛？”
没办法，李医生上不成班了，医院也乱了。
这时，我就对老太太说：“老太太，您 是一个明事理的人，我也是这个医院的医生，我是看中医的，我没的把您姑娘诊死噢，您 要不要请我上吊哟！”
老太太说：“我晓得。”
我说：“您晓得就行了，您 女儿已经死了，您再把李医生憋到也不好，你想开点儿……”
最后，我又说：“那可能是冤孽，我是个佛教徒，我给您女儿悄悄地念点‘大悲咒’，念点解冤散结的经、咒。”
砉的一声，这个老太太从登子上站起来了，我以为她要找我，把我吓了一跳。殊不知，她却在地上“咕咚”一声跪下了，头磕在地上咚、咚直响，她起身后，一路上直喊：“我的儿呀，有人给你解冤散结啰！”
这一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六十八）中医诊治脑脊髓膜炎
在为李兰馨医生解冤这一件事情上，在我来说，真是没有一点点想争取个什么的心，但是，这一件事情的解决则传得很快、很远。因此 ，长寿县纪云林书记就下来亲自了解情况，我还是替那位李先生解说：“这不是李医生的疏忽，这是病人个体差异、病变不同造成的，在我们中医的温病学上，就有这些狂妄的例子。”
纪书记就问：“那么，中医对脑脊髓膜炎有办法噢？”
“有没有办法，我不敢说。不过，在许多温病学书上都介绍过一个方子——清温败毒散。但许多人都不敢用这个方子。为啥呢？因为它的剂量特别大，都是大剂量的，所以……”
“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也用过一、两次，效果还不错。”
那位纪书记就打了一个哈哈，两只手拍掌：“欸，贺医生，你要设法救人啰，你不能保密哟？”
我说：“我没保密噻。”
这时，田院长在座，纪书记就喊田蓬来，他说：“ 我看哪，你（指田蓬来）要设法请贺医生辛苦，在你们现有的范围（条件）之下，设一个中医病房，由中医收治，您看如何啊？”
我说：“书记，您决定了，我怎敢推辞呀！不过，我有个小小要求：我要跟另外两个人共同完成这件事，一个是蒋碧，和我同来长寿的，她是四川开县人，五十多岁，在哪里学医，我不了解，只晓得她在捍卫路开了一家小小的诊所，业务还不坏。她有一个儿子，一只腿被剧掉了。据说，她丈夫是一个陆军上将，但是，他跟姨太太住在一起，跟蒋碧多少年都没来往了。蒋碧在我们城关镇医院担任护士长，工作非常认真、勤奋，一个是我的学生邹纪平，由她俩专职搞这个中医病房，我就敢干。”
田院长还在沉呤之中，纪书记又说了：“田蓬来，就是这样子噢。”说完，就走了。
田蓬来也没有办法。这样，我就选了一间离办公室比较远的房间，开始收病人了。我采用了辛温败毒散的原方、原量，以大锅水煎药，治疗病人。侥幸，在二、三个月当中，医治了五十七例患者，在这五十七例之中，有两例死亡，五十例痊愈、健康出院。而李兰星医生所采用的西医疗法，只治愈了五十一例，其死亡人数似乎比我高一、二例。
传染型脑脊髓即我们中医认为的高度温病的治疗就这样结束了。大约结束后的一个月，我受到了长寿县委的嘉奖：一封慰问信和一张奖状。
（六十九）洛阳女儿对门居
大约是一九六零年，重庆又下放了八、九个在医生到长寿，这些医生都被田蓬来“抢来了”。当中，有一个姓李的重庆医生，她原是上海医学院六期呱呱叫的学生，还有一个姓杨的医生，也是上海医大不知何期呱呱叫的学生，这两位医生都不是四川人，好象架子比较大；另外一位说来有点吓人，是南充人，叫胡廷瑞，身高七尺，白发苍苍，他是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院长。这位老先生有两张博士后文凭，其中一张是德国汉堡医科大学的博士后。这一位先生其资历太特别，学历太高，而且又是一位老人，田蓬来就对他格外特殊，把他安排在我这一幢小楼中，他那间房，没有窗户，不打开门，房间就是漆黑的，我俩门对门，这样一来，胡老先生跟我是遥遥相望。这位胡先生很朴素，我俩又都是重庆来的，我说：“您当然是我的老师，我们住在这里，房间遥遥相对，真是‘洛阳女儿对门居’噢！”他笑笑。
院里每周一、三、五的政治学习，胡老先生必然是要学习的，而二、四、六的业务学习，他和我都有点不愿参加。田蓬来和袁加其都把我们没有办法。我呢，就经常把灯一关，倒床睡觉，而他呢，有点不同，这位老先生是穷极无聊，拄一根拐棍，到正街上一家茶馆喝茶，听茶馆里的人说书《七剑十八侠》，当然，那是鬼混。有的时候，他就拿棍子敲我的门：“唉呀，你睡啥子觉噢！走、走、走，去听书！”我也常跟他一道去听书。
有时，听书回来，大约是九点半钟的样子，我们走在小河边上，月儿弯弯，水儿潺潺，心中不胜感慨……胡老师可能也做一些诗，不过，他的中医诗不大高明，我也记不得了。他的西医学术，我认为那真是不简单！他常跟我说：“西医重在听诊、触诊，其次，才是化学分析。首先，在听诊方面，中国人赶不上外国人，理由何在耶？中国人的这个听诊器，橡皮管子漏音，杂音可以透得进；第二，这个触诊，完全要在解剖学上精益求精，你不能乱按一气；第三，这些化学检查万一有点点不洁净——消毒不严，那就会‘失误虽小，后果则大’啊！”
那一天，他送给我一个德国产的听诊器。
话说回来，这位老先生确实是有他的独到之处。
下面这两件事，只是为了好耍而记载的。
第一件 醋的妙用
我们住院部的袁加奇主任很想跟胡医生学一点开刀的手艺，偏偏这位胡老先生不大喜欢开刀。
有那么一天，抬来一个病人，口里咿里哇啦地直叫，痛得从床上滚到床下，袁加其跟胡老师都诊断为蛔虫进入胆道。噢，袁加其主任极力主张马上就要为病人开刀。胡先生就说：“先用保守疗法比较好。”
袁先生没有听，马上就给病人施行手术，在胆道里取出了三条蛔虫。病人因此痛苦大减而安静了下来，大家都很高兴。
当晚，夜半三更，护士来报告：“病人又开始疼痛，从床上扳到了床下。请医生去看病。”
胡老师和袁加其前去查看，他们都认为是其他蛔虫又回到胆道里边了。
胡先生说：“第一次开刀的伤口还存在，你再给他开一刀吗？袁主任啊，我让你先用保守疗法嘛……这该怎么办呢？”
袁加其说：“用药杀虫。”
胡老师就说：“虫死在胆道里，又怎么说呢？”
袁加其又问：“那怎么办呢？”
那个胡老师又说：“这种情形哪，中医很有办法，你去把那个栽老头子喊起来，看他有什么办法没得。”
好，我就去了。看完后，把我好吓倒了，病人角弓反掌，痛得简直按都按不住。我也有点发黄，我问：“这是怎么摘的嘛？”
胡老师就把我肩膀一拍，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一遍。末了，他说：“你使一点绝招嘛。”
我说：“我们中医有啥办法嘛，只有油、盐、酱、醋、茶、草根和树皮。为今之际啊，要强迫这个人喝半斤醋，把他的虫赶到肠道里边去。”
“哪有这种事？！”袁加其不信，但又没有别的办法，也只有照我说的去做了。
拿了一斤醋，就给这位病人灌了下去。也是观世音菩萨保佑，醋喝下去后，这个病人就比较安静了，也不扳了。三天之后，拆掉了胆口的线，之后，又用了点驱虫药，大概五天之后，病人就出院了。
第二件 查无症状的病
象胡老先生这样才高学广的人，碰见的许多乡村怪事，他还是没有办法的。
有一段时间，长寿县水肿病严重，也就是昏迷症、低血糖病，用听诊器听，心脏是好的、肺脏也是好的，没有杂音，然而，人却昏迷不醒。只有乡村才有这样的情况。胡先生任院长多年，也没碰上这种病。
恰巧，他刚到城关镇医院的那一天，就遇见了这样一个病人。他反复检查，仔细推敲，也无法确诊，他又不好问旁人，坐在办公室里，半天开不出处方。一看到他这个情形，我就晓得他的心情，我旁敲侧击，假装指桑骂槐地提醒他——“这个病人是低血糖”。果然，响鼓不用重捶，明人不用重说，他听见我的话，豁然大悟，提起笔来。两个小时后，这位病人就大踏步地出院了。
那天吃过晚饭，我就关门睡觉了，胡老先生喊我的门：“走噢！去听《七剑十八侠》！”在坐茶馆的时候，他说：“贺医生哪，人生啰，‘见识’不容易做到，你今天若不是‘指桑骂槐’地说，我硬是不知道这个病人是啥子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