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一）与鼠共眠
我和其他七位医生同住在一间房里，确实有些拥挤不堪。屋内既无桌子，也无多余的椅子，可口里也不好说什么。
我们医院位于长寿县城关镇河街一个转弯的深处，它原是长寿县一户姓江的人家的祠堂，爬几步坡，就是一层高一层的大院子。医院门口有一条河，这条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夏季河水猛增，涨至平街，水落下去就形成一个很大的坝子，医院门口的这个大坝子打扫得十分干净。
有一天，我送客出来，发现这个院坝旁边还有一两间破房，我推门一看，光线还不错。我就问我们的炊事员：“这两间房子有没有人住？”
这个炊事员告诉我：“那个房子不好，晚上耗子多，人家说那是耗子精，没哪个敢住。”
我也不开腔，就悄悄地把我的床搬到这间破房子里，又悄悄地找了张三只脚的桌子，用砖头将缺了的那只脚一撑，望洋兴叹当成了我的龙书案（书桌）。可是，房里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身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之中，我这个狗屁不通的人，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推窗一望，啊，水流潺潺，月光婉婉，风景甚美。不久，口里就哼了起来：“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很快，我就安静地在这个房间里住了下来。
房里好象没有什么耗子精，只是一到晚上，这个房间确实有不少耗子进出，有大的，也有小的。大的约有八、九寸长，怪就怪在这些大耗子，它们进出从来不是用四只脚爬着走的，而是用两只后脚立着走的。它们一出来就打架，打得吱吱哇哇的叫，我就对它们说：“‘喂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我天天拿东西给你们吃，你们不要打扰我。”
我就用一个小盘盘，“哪有饭啊，都是一些杂不隆咚的菜喂给它们吃。”人鼠之问相处得倒也平安。最令人奇怪的是自从我拿东西给它们吃了以后，它们从不上我那个三只脚的书案了。书案上即使有一点点茶水或是有一点点吃的，它们也从不理睬，我和耗子们相处得还挺融洽的。
一天，有一位给病人冼衣服的况大姐冒了一句话：“贺老师，您住到那个房间里不怕呀？”
“还好啊！”我说。
她劝我：“人家都说那个房间里不安静，您搬出来好些！”
我也不管她。
在这个房间，我一住就是六年！
六年中，我曾换过一些好桌子，多搬了几把椅子。慢慢地这里象个房间了。在这个房间，我最喜欢的就是那扇窗户，那是木格、纸糊的窗子，除了有大风雨，关一下之外，一般都是吊着的。
但有一桩烦人的事，就是我窗外那条美丽的河，在水枯之时，自来水公司在河边安了一个水泵（抽水机），抽水时，马达声不绝于耳，轰鸣声扰人寝睡，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太多。
（六十二）半饥半饱
在长寿的那段时间，我们每人每月的粮食只有十九斤的定量，而炊事员的非三十斤不可。因此，我们医院的行政决定：每人每月在十九斤的定量上，再捐献二斤粮食给炊事员。如此一来。我们每月只剩十七斤粮了。这样的生活维持了将近三年的时间。
这当中，还有一件最滑稽的事。那时，所谓的重庆老医生可以享受特殊待遇：每天午餐，可以打一份肉。这一份肉里，只有二、三片肉，其余的不是白菜就是南瓜了。
那时，张弢的母亲邹纪平小姐还没有跟张烈明耍朋友，这位小姐对我好得很，给我打饭、打水、抹桌，所以，好人还是有好报啊！邹纪平和张烈明结婚之后，一生就是三个男孩子，老大张眉是博士后，在美国；老二张弢是硕士，在新闻界工作；老三张上是个军人，可能也是个中尉。他们一家现在都好得很。对邹纪平，在这里，我表示深深的感谢与祝福。
（六十三）为张功泽治病
张功泽是中国人民银行长寿县分行的会计主任，是一个实权派人物。不幸，大约四十岁左右，他得了肝硬化，四肢消瘦，腹腔有110公分的腹水。每次腹水胀多了，就把他抬到重庆各大医院抽水。
有那么一天，旁人把这位张先生抬进我解们医院。青年主任袁加奇先生为他诊断之后，拒绝收他住院，这位张先生就在医院门前的梧桐树下，睡在滑杆上呻吟了一个上午。据说是长寿县委纪云林书记打电话给我们田蓬来院长，大加责备：“你们究竟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还是为无产阶级服务！你们啥子理由不收？！”
田蓬来院长立即找副院长、老中医戴炳然商量，这位戴先生虽然也是政协委员会的委员，在长寿也是位了不起的名医，可是，这位先生嗜酒如命，喝一次酒，要花三、四个钟头，如此一来，虽然他是一个副院长，但也是个空架子院长。那一天，田院长找他之后，戴院长二话没说，只说了句：“你去找贺医生嘛。”
就这样，田院长和戴院长来到住院部。戴院长对我说：“你们重庆下来的，见多识广，肝硬化（腹水）这个病，你看好医不？”
我说：“我没医过，我医不到。”
戴院长就说：“县委纪书记发脾气了，不能不收，收下来你医嘛。”
我又说：“我是一个医生，你们是医院的领导，你们收，我就医。若医得好，是他的命长；若医不好，我也会作出结论，说明他是怎么死的。田院长天天叫我们学老三篇、白求恩，我是学致函的，我的意见就是这样。”
正副两位院长听了我的回答，就张丞相望着李丞相地相持了一、二个小时，最终由戴院长下了一个条子：将张功泽收入院，其病由贺嘉寅负责。
随即，我邀请田、戴二位院长、住院部袁主任一起去看病人。张功泽的病情确实严重，挺吓人的，袁主任之所以拒收，也是有其理由的。如此一来，无形之中，治病的重担就落到了我的肩上。我不敢给他开单子服药，就先为他弄了几味外敷药包腹部。这几味药是——甘遂、大戟、芫花。
五小时之后，张功泽开始逐渐排水，一直排到第二天早晨，基本上没有腹水了。这一下，住院部就炸开了：“重庆来的那个贺老头有三斧头噢！……”消息传得之迅速，引得江家湾的居民都来看稀奇。我正遑遑地工作，还不知其所以然。时间距离享受圣命只有两日。
第三天早晨，护士长来报告：“张功泽的腹水又恢复了，涨至114公分，比原来的还大4公分。”袁加其朝我望着，我也不能开腔。袁加其开腔了：“怎么办呢？”
我说：“再医嘛！”
从此以后，我采取了“一功九部、一部九功”的治疗方法。这两句话好象是一句话，而实际上，在用药方面还是有不同之处。花了十一个月的时间，终于把这位张大军人的肝硬化治好了，腹水没有了，不增不减，肝脏没有再硬化，人可以起来拄着拐棍到花园走动了。见此状况，我就请张功泽出院。他才歪呢，硬是不走，又住了一个多月，才欣欣然地自已回去了。
直到1963年我回重庆的时候，他还健在，没有再得腹水病，以后的情形，我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