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五）艰难岁月
大约是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前后，承一位老朋友杜竟华老医生的介绍，我来到中一支路一位叫王庆荣开的一个小药房坐堂，药房原只有杜（竟华）先生一位医生，后来加上我，才二个医生。杜先生的业务特别好，而我则没有什么业务，每天坐八小时，可以挣到一点稀饭钱。
药房很小，只有王庆荣一个人操作。他的药材选得非常精粹，中一支路的医生开的方子都送到了他的手中，在他那里买药。这个药房隔壁是一个茶馆。我和杜老一天到晚就在茶馆泡两碗茶，聊天。“病人来了！”王庆荣一喊，我们就过去看病。这样的生活大约持续了一年多。
有那么一天，大约是一九五五年底的时候，我那位“饿得遭”的孙子贺德昭兴高采烈地带了一位穿长袍的先生来看我，他向我介绍道：“这位先生姓施，叫施焕卿，是武汉最有名的药铺——‘刘有余堂’的经理。”这个刘有余堂大药铺的名声不在同仁堂之下。抗战以后，刘有余堂迁到重庆，范围缩小了，只有两个门市，第一个门市在保安路警察局对面，第二个门市在会仙楼192号，这二个门市都非常阔气。
“今天施经理特地来看你，跟你商量，想请你到他会仙楼的第二个药店去坐堂，问你愿意不愿意？”
听完“饿得遭”的一席话，我觉得如果答应了施经理，这样一走，就对不起王庆荣了。我就对他们说：“我们到隔壁茶馆坐一坐。”
坐在茶馆里，施先生就说：“我希望你去理由有二：第一，我跟贺先生的老师方济清熟识；第二，我那个二门市已经有几位名医了，他们甚感骄傲。所以，我想通过贺德昭先生请你去。”
偏偏凑巧，王庆荣忽然也来坐馆，听见了我们的谈话。这样一来，王庆荣就表态了：“贺先生你在这里的业务也平常，我看你经济也困难，你就答应施先生，选一个吉日，我杀一只大雄鸡给你庆祝庆祝。”
听王庆荣这样一说，这位施先生就笑起来了，他说：“这就定了嘛！”于是，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大约隔了半个月，我就去了刘有余堂。
我在第二门市部的楼下的大厅坐堂。店堂有两位医生，其中一位医生叫荣雨霖，年纪在七十多岁，穿的是长袍子，戴的是毛线帽子。荣医生的业务不错，本领也高。
最奇怪的是张简斋的门人、重庆名医陶客文先生也在这里。陶先生的资格很高，他在楼上特设的房间看病，后来任卫生局中医科的科长。
唉呀！我一看这个情况，思想上很徘徊：“我搞不搞得开哟？！”
但是，那位施先生很热忱，一再跟他的店员说：“贺先生初来重庆，又没挂过牌，你们多为他推荐……”
施经理特别为我介绍了一位小伙子徐志敏，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湖北人。也怪。这位小伙子跟我一见如故。他的夫人叫叶志香，高中毕业想考大学，据医生说她肺上有问题，结果，通过我找一些人把她的这件事解决了。因而，徐先生也非常感激我。后来，我离开刘有余堂之后，这位徐先生阔了，高升为重庆市中医药材公司总经理，当然，这是后话。由于徐先生的许多介绍、吹捧，我的业务确实增加了一些。可是，陶客文先生就在我的楼上“泰山”压顶，他的业务好，我坐冷板凳的时候多，心里很不舒服。可是，没有办法，也只好这样坐下去了。
又很凑巧，我们这个门市对面有一家上海有威钟表行。这家钟表行里一位叫马金花的女士来找我看病，她是个类风湿患者。在我精心诊治下，她的病好了许多。这时，她就向我透露：她是一个一观道，现在仍处于被管制期间，她的丈夫叫郑松豪，是这个钟表行的老板，大资本家，也是被暗管的。他们夫妇俩都是宁波人。他们有一个儿子叫郑仁发，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因为风湿严重，骨节变形，行动不便，不能再在北京继续读书，目前正呆在家中。她说：“我叫郑仁发来拜你为师学中医，如何啊？”
我推辞了半天，那位小伙子就多了一句嘴，他说：“他来很好，贺老师的业务要发达，要找一个可靠的人开单子。”他这样一说，我也没办法，只好承认了。
（五十六）我的第一个徒弟——郑仁发
这位郑仁发长得修长、英俊，字迹清秀，而且特别勤快，自从他拜我为师以来，我天天九点钟上班，他每天七点钟就到了刘有余堂，把楼下三个医生的桌椅抹得透亮。同时，又替店员打扫厅堂、门口的街道，所以，他的人员关系特别好，这一家药房对他非常满意。
当时，我住在四德村，房间极小，不可能在家里教他学医。于是，我们两师徒就天天上罗汉寺的茶馆。每碗茶五分钱，郑仁发总是泡四碗茶，这样就占一张方桌，我们师徒二人就开始讲书，学伤寒，论诗词，非常快活。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当年，我们在罗汉寺喝茶时，其茶馆的顶蓬还是用芦席搭成的，桌子有一百多张，生意很好，掺茶的师父说来有点吓人，第一位掺茶的师父是峨眉山乌龙寺叫永桢的僧人，这位大和尚禅净双修，了不起，他曾经在长安寺居士念佛堂领导我们天天礼佛拜忏，天天念三时系念，是一位功行很圆满的和尚。另外一位和尚就更子不起了，改革开放之后，这位和尚就升座，当了罗汉寺的方丈，他就是鼎鼎大名的竺霞师父。这位竺霞师父在罗汉寺掺茶时，我只知道他懂藏文，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汉藏教林院毕业的。
郑仁发从上午九点钟开始，一直到中午十二点钟，和我一同看病。有时，我们到皇后餐厅前面的小食部喝两杯酒，吃一盘牛肉。假如那天业务好，钱挣得多，我们就在皇后餐厅的后面叫两份热菜，二师徒大吃一顿。午饭后，到隔壁会仙旅馆，花两角钱买了午睡茶座，在房间里大睡一觉。这一觉睡得很长，也不知是周公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周公，醒来之后，就再说第二天的事了。
这段安静、美丽、香甜的日子是我生平最满意的，这样的生活，我过了近两年的时间。
一九五七年，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倾运动——交心运动。这次运动不象以往的运动那样吓人，但是所谓的臭老九，尤其是坐堂的医生，业务好一点的，就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要在运动领导人所指定的地方去学习。我们被指定在第二十九中学校，天天晚上去学习。所谓学习，就是学“白求恩”、学“老三篇”、学“为人民服务”。大约学习了三个月，大家都没有说的了，话都说完了。于是，大家就排排座，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没有果果吃。
以上是当年的一段小插曲，下面再谈谈刘有余堂。
刘有余堂的店门口，连同我在内有三位医生。一位医生叫谭则尧，这位先生学问最好，是一位大诗人，可是业务始终平淡。另一位荣雨霖医生，是一位老先生，他的年纪大约比我大二十岁，这位先生仪表堂堂，一贯地不着短衣，而穿长袍。荣医生的技术我认为非常高操，我对他是以师礼施之。举例来说，在遇到他之前，对儿科的麻疹，基本上总是困在温病学上面，而这一位荣老经验丰富，他认为麻疹不能完全用辛凉解表药，而要用辛温药。我当时有点害怕。可是，每次看见他用这样的药后，疗效都很显著，我也就学他的方法。这一下，我在刘有余堂儿科方面的名声就打得很响了。因此，我就对郑仁发讲：“我们就不看杂病了，就专看儿妇两科。”这样一来，业务似乎更好了一些。
（五十七）右白虎
刘有余堂皇座落在民族路会仙桥东站的门口，所以，上下车的人都看得见我在刘用余堂的招牌——儒医贺嘉寅。刘有余堂的环境不错，左手是民国路现在叫八一路，路口有一家桐君阁大药铺，那里也有几位好医生。值得一提的是唐阳春先生。这位唐先生是医林的霸主，卫生局的顾问，人称唐阳老。我估计，在医业方面，他可能是半路出家，但他的学问渊博得惊人。他曾经跟我摆：他是少和军涵起义将领，至于他是多大的军衔，我就不知道了。他待人谦虚、和蔼，不仅擅长医术，还喜欢国画和古董。他的薪金基本上都用于收购古董、玩物了。他曾经前前后后买了一百多把折扇。这些扇子年代久远，上至唐宗，下至晚清；而且质地各异，有犀牛角的，有象牙骨的，有秋角的，也有其它质地的；其中，最名贵的是唐伯虎的画，他认为唐寅是他的远祖。
唐阳老经常请我到他家吃饭，把那些扇子拿给我看。他自称为“百扇子家”，我以为“百善之家”更妥，他很赞同我的建议，于是，又改称为“百善之家”。
虽然，在业务方面，我把他列为自已的一个大阻碍，称他为右边的白虎，但是，我们却相处得非常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