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二）缘起缘灭
风云乍变。重庆市政府的人事再一次有了调整，张笃伧升官了，调任湖北省主席，新派来的重庆市市长姓杨，名森，号智会，是个大军阀。
此时的我依旧利欲心重，这是绝大的错误，而今回首往事，真是不胜伤感。因为公共汽车管理处确实是一个肥机关，我又特别想当官，所以，我拍了一封加急电报给远方的元哥，内容是说杨森当了市长，，请元哥保荐我当公共汽车管理处的处长，拉我一把，并给我回个电报。
贺国光当日就复电：同意。同时，他把拍给杨森的电报也附给了我。一见电文，我满心欢喜，以为财神菩萨高照，此事必成。
殊不知杨智会派了一名副官，请我到他那里去。“元靖兄的电报我已收到了，我本该照办。但是，我有我的苦衷，我已经派了一个姓廖的任这个处（公共汽车管理处）的处长了。嘉寅兄，你想做什么，你跟我说，我照派就是。”
当时，我不应（当）书生本色，断然决定：“既是公共汽车管理处不能用我，我就休息一下。”
实际上，我有一个苦衷，我想任公共汽车管理处的消息早已传遍了，面子上我过不去。
（五十三）行医生涯
这时，我的家已搬至国富路饭庄对面一座一楼一底临街的房子里。大概是一九四七年八、九月间，我决定改行，不再进市政府机关挣半文钱，而拿着自已曾在湖北省取得的中医证书，到重庆市中医师工会作了登记，正式挂牌行医，开始了新的生活，这一干就是大半个世纪。
（五十四）从无辜入狱到释放
一九五零年五月十八日，重庆市政府第二次大肃反，我因此而入狱，禁闭在重庆市第二监狱。
过了七个月，有一天，牢狱里一个姓毛的从不做好事的管理员把哨子一吹，喊了一声“集合！”就开始点名字，一共点了十多个人，我好象排在第三名，“点了名的，都站出来！”其余的话一句也没讲。
我心里象揣了鹿子一般跳个不停：“这究竟是要把我拉出去枪毙呢，还是充军呢？”
待大家都解散回房后，毛管理员就喊他的勤务兵：“去把这些人的行李拿出来！”仍然没有多余的话。
行李拿出来了，也就是一些铺盖卷儿，脸盆之类的东西。我们十多个人被分成三组，每组都选出组长之后，毛管理员依旧没有话说。
和我一个组的组长说话爱带笑，我看他的样子不象是要带出去枪毙，也不象是充军，充军之前都有训话……“管他的，就跟着走吧。”
出来之后，走到七星岗，上了公共汽车。
“咦，这个车不是到解放碑的吗？”
果然来到了解放碑。下车后，步行到人民公园，从人民公园走到望龙门。
“咦，这是干什么？”
我们在望龙门上了轮渡，大家乘船来到了南岸。
下船后又是步行。我心里琢磨：“看来这不象是充军。”
当天下午五时，我们到达了目的地。
抬头一看，是朱红漆的大门。看见我们三个人走过来，门卫盘问了几句话就让我们进去了。
一进门，是满园的青枝绿叶、各种花果，还有那堂堂皇皇的客厅和扫得干干净净的甬道……在监牢里坐了七个月，陡然来到此地，眼界为之一新。可心里更加莫明其妙：“究竟要把我怎样呢？”
出来一位官员。带我们进来的那个人就向这位官员敬礼，转身对我们说：“这是公安局余科长——这里的领导。你们今后就在他的管理之下学习。”
“这‘学习’二字就不是充军哟！”我格外感激地向余科长行了一个鞠躬礼。
“坐下！”余科长开始向我们训话。“此地叫孙家花园，在南岸窍角沱，重庆市委在此地办了一所教育所……你们今后要好好学习，守规矩，除大门和我们干部办公大楼以外，你们可以随便活动。”
这样一来，我心里就明白了：“唉呀！看样子是长期监禁啰……”
余科长的一个勤务兵喊来一个组长。组长来了，我一看，大吃一惊，遍身流汗，原来这个组长曾是我湖北省二中的同学，姓刘，平素没有什么不务正业，也没什么政治问题，更没做过官。而且，解放以后，他还很活跃……今天他怎么会在此当犯人组长？我朝他望了一下，彼此都有一个苦笑。这位犯人刘组长就把我们带走了。
我们三人进了一个房间，里面有四张木床（上下铺），有一张写字台，一个柜子。打开行李，将铺盖折成方形，盆子放在床底下，毛巾、牙刷也整齐地放好了。
安顿下来之后，刘组长说：“你们好生休息，明天早晨上课。这里很自由，但是，你们要自觉。另外，这里有医务室，你们在监狱里生病了，可以去医务室看一下。”
这个时候我是一悲一喜，喜的是有床睡，再也不用睡地下了；悲的是这样一来，十年、八年也难保出狱。
第二天，我们就参加了大家的活动。出来一看，我大吃一惊，我最好的朋友江怀光也在这里！？江怀光原来是军统戴笠的亲信，是罗家坝秘密办公处上校秘书，此人在音乐方面颇有造诣，擅长执谱。我俩当时也未交谈，只是点头微笑而已。
咦，还有一个熟人，那是我在宪兵司令部办庆祝晚会时请来唱压轴戏的大名角——“江西梅兰芳”刘晓云，他怎么也在这里？！
当日下午，我坐在床上，进来一个人，大吼一声，把我吓了一跳，“你也来了！”
我定神一看，是重庆最大的一个袍哥大爷——李厚仁。这位李大爷，不揣冒昧，侃侃而谈：“这里好！跟家里一样，病了有医生……”云云。他在那边说，我在这里却不敢讲，心里始终有个疙瘩，不知这是个啥玩意。
半个月以后，余科长喊我到他的办公大楼去。见到他，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之后，我就站在旁边。
余科长没有理我。他在看卷宗。约有五、六分钟，他才开腔：“你的材料上面说，你是一个医生啊。”
“我懂得一点中医。”
“你学医有几年了？”
“我学医的时间有点久，有八、九年吧。可是，后来我去当官了，没有行医。”
“好！从明天起，你就在医务室上班。”
第二天，我阁下就在医务室看病了！
在孙家花园，我们每天学习毛泽东著作，背老三篇、背语录。在这段生活里，有京戏听，有棋下，有篮球打，可就是没有好吃的，还不准喝酒……这样的生活我过了三年。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余科长笑咪咪地喊我：“贺嘉寅，你今天释放了！这是你的释放证，释放证写清楚了，你是三年拘押，有公民权。你在此看病三年，一般反映都还可以。你回去，好生行医。”接着，余科长又从他的办公桌的抽屉里取出五块钱交给我：“你走吧！出去乘车要用钱。”
我就打好包，就从孙家花园出来了。
茫茫大地，与家人音信不通，我归于何处哟？！眼泪簌簌直流，几乎不愿意出狱。
坐轮船过江，在望龙门起坡。
除三姐到孙家花园来看过我以外，再没有别人看过我。三姐留给我的地址是：重庆市市中区四德村427号。依着地址，我一找就找到了四德村。
第一个看见我的是我的二女儿贺蓉新。这时贺蓉新已经是十四、五岁的少女了，上身穿一件雪白的褂子，下穿一条花裙子，她一看见我就狂声大叫：“三爷，叔叔回来了！”
进屋一看，可怜啊，我们一家大小挤在一间房子里，我夫人彭淑清还是没有嫁人，此时正在七星岗居委会当主任；我三姐天天挑一担爆米花沿街叫卖，每天大约能赚一元钱；贺华新在天原化工厂工作；贺勃新在菜元坝接生站当接生员；贺新耀、贺凯新、贺轮新都在华一村小学读书。三姐把我这几个孩箍得非常紧。情况看清楚了，我还是有个家哟，心中说不出的滋味儿。
贺蓉新问我：“叔叔，你吃了午饭没有？”
“我没有吃哩。”
她又说：“好，你等着，我下一碗你最喜欢的面给你吃！”
这一碗面我一辈子都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