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九）书画义卖
在这个年代，社会治安逐渐变得微妙。原重庆市警察局长徐中奇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军人，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好干部。但是，当时的社会关系复杂，青帮、红帮、袍哥等势力都较大，不知是何因缘，警察局长一职就换到了一位跟每个川军将领都有有交往的人物唐毅身上。
那时，唐毅约有四十七、八的年纪，他与我在成都就有过交往。他当了重庆市警察局长，我前去道贺，他看见我很高兴，问及我的情况，我说：“我很好耍！”
听后，他要求我帮他办一件事。事情是这样的：警察局附设了一个不受人欢迎的部门，这个部门叫“乡镇公益储蓄管理处”，工作内容是到各区征募储蓄，这种工作极不受欢迎；加之这个处的处长——吴谦是一个大资格（黄埔军校三期的学生），只会拿钱，不肯做事。而且，此人是浙江温州人，一口的台湾话，他的语言也不容易懂；不仅如此，这个处里还有一位主任秘书杨仁凯、一位专员郭元谊，大概都不是唐老总的嫡系，所以，在工作中或多或少有些不愉快的地方。唐毅想请我以一个顾问或参议这种不相干的名义替他把事情理顺一下，所谓“理顺”就是到各区去催款，达到多多收钱的目的。我答应了。
到了乡镇公益储蓄管理处，因为我态度还谦和，把这位吴老先生恭维得很高，对杨主任秘书又采取了一种不过问其事的方法，所以，关系处得很好。
可是，向老百姓催款，我始终感到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觉得老百姓太苦。左思右想，我别开生面，向唐毅递了一个条陈：以乡镇公益储蓄管理处的名义主办一个“重庆市乡镇公益书画义卖活动”。
我的建议一提出，大得唐先生的赏识。接着，我写了一封极沉重、又极客气、极感动人的信，请全国知名画家无偿地捐给我们一些画，信后都加盖了市政府的公章、警察局的公章、乡镇公益储蓄管理处的公章。随后，将所有的信件发了出去。
发信之后，大约在三十至五十天这之内，我们就收到了不少的书画。有画、对联、单条、中堂、侧页。这些画中，有大名家的如傅抱古石、关山月、徐悲鸿、柯黄等，有小名家的，也有不是名家的。其中，最有趣的是已故诗人徐志摩先生的太太陆小曼的画，其画虽没有太大的名气，却是一次感人至深的捐赠。
我们大约花了两万多元的裱工费。把画装裱 了以后，就在中华路青年馆举行画展，免费展出，所有的字画全部义卖，明码实价，义卖所得款项由银行收取。这一下为警察局找了一些钱，比起局里那个乡镇公益储蓄管理处求爹爹、告奶奶地收款钱要好得多。事后，唐毅也很欢喜。
但是，在这件事情中，我和杨仁凯、郭元谊三人协商，也使用了一些诡计，在这些字画即将展出之际，我们留下了近三十多幅的画，贴上了“已卖”的标签，事后，我们分给唐毅几幅、处长吴谦几幅、以及一些有关的人士一、二幅，我分了三幅。我的第一幅画是徐悲鸿的，画面有几根柳条，柳条上是嫩绿的叶子，一只喜鹊落在当中的一根横枝上，此画题为“忆江南”，我对徐悲鸿题的“忆江南”三个字趣味浓厚，所以，我把这幅画留下了；第二幅是徐悲鸿的一匹马，画题为“龙马精神”；第三幅画是故宫博物院院长柯黄用抓笔画的“破芭蕉”。
事隔多年，在抄家的时候，我们居民委员会主任姚军将我这几幅画拿走了。如果，这几幅画我都保存下来的话，其价值大约一百多万元，真是不义之财不可取呀！乌呼哀哉！
（五十）公共汽车管理处
义卖字画之后，我就很少到乡镇公益管理处办公了，每月仍拿二百几十元的薪水。
有一天，唐毅派人来找我，请我马上到局长那里去一下。我也就穿着一件长袍子立即由我的家回水沟步行到了警察局大楼。进了局长室，唐毅拍着巴掌说：“贺哥，给你介绍一位朋友。”他指着身边一个矮胖矮胖的、好象是下江人，说道：“这位先生叫李佳奇，是交通部的要员，现在新任重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处长，这位李先生在交通方面是很有造旨的，他上任以后，感觉到有许多棘手的事情，特别是兵痞横行、无票乘车、欧打售票员之事，层出不穷，极大地影响了公共汽车管理处的效益。”
“重庆市公共汽车管理处设有一些运行线路，如市中区路线：一路为曾家岩←→解放碑，二路为两路口←→解放碑。另外，在两路口设有一个总站。总站的管理范围很较宽，下属的歌乐山、北碚、合川、青木关、鸳鸯桥等线路业务虽然都很发达，然而，却存在着几个问题：第一，不卖票；第二，个别售票员卖假票；第三，车的状况不太好，都是美国人留下来的破车。如果能收齐票款，那么，公共汽车管理处将来一定是一个大有作为，有钱的机关。”
“这位李佳奇先生不是重庆人，面对以上的问题甚为恼火。就这样，他请我介绍一位干部替他工作，条件是：上上下下的关系都联系得起来。”于是，唐先生就介绍了我。这样，我就来到了公共汽车管理处工作，他们聘我为公共汽车管理处的高级顾问。
公共汽车管理处确实很乱。
我觉得无票乘车与售票员素质的关，为此，我提出了一些特别的办法。
办法之一，征得了李处长的同意，开办了一个业务学习班。这是书生的办法，虽不能起根本的作用，但小作用还是有的，学习之后，无形中杜决了售票员的舞弊行为，改变了一些售票员的工作态度。
办法之二，公共汽车管理处学习班的成员有八、九十人，绝大多数是十八、九岁，言辞利落，高大英俊的小伙子，但他们的中文程度和道德观念却极差，为此，我一共聘请了三位老师，一位教中文，一位教数学，一位教社会知识。这个办法确实还有一点点收获，也很妙。那些学员当中有几个人跟我特好，一直到我离开公共汽车管理处后他们都常来看我。要知道，这几个人都是当时的舞弊专家、调皮捣蛋的尖子，但是，他们都被我降伏了，一直到解放后，我坐了牢，他们当中还有人来看我。事隔多年，这几个人已经是官位显赫、功成名就了，如东海舰队的政委叶松名，重庆锅炉厂的总书记张学贤，还有西南财经大学的教师胡良鹏。
不久，这位李佳奇处长高升了，重庆市政府接管了公共汽车管理处，派来了一名总经理，姓解，名鸿翔，此人是军统领袖戴笠的嫡系，能力却很平凡。
办法之三，针对污票乘车问题，我征得解鸿翔的同意，组建了一支军队、宪兵、警察三方面联合而成的纠察队，由公司派一辆敞蓬车，上面坐着纠察队员，，由站长肖精益领队，每天三、四次地到重庆各大车站如小龙坎、北碚、南温泉等地巡察。因为巡察队频繁的出现，无票乘车的问题得到了解决，由此，公共汽车管理处的效益好了起来。
我之所以能组建这样一支纠察队，一是因为我曾在宪兵司令部工作过，跟各团的团长、连长等都熟悉；二是因为我跟唐毅有点关系；另外，我还认识督察院的一些人。
这时维持公共汽车的正常秩序，派遣军宪警纠察队的责任就落到了我的肩上，这是一件最苦的义务工作。
虽然我没有亲自参加公共汽车管理处的实际工作，只是想办法，出主意，汇总罢了，但总的说来，工作还算是顺利。
一天，不知是警察局还是警备司令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你们的售票员当中有没有一个叫张津代的？”
我回答道：“有啊。”
“这个人造假票，有团伙、有机器，你知不知道？”
我说：“我不知道。”
“好，我们现在即刻就到牛角沱生生花园逮捕他！请你也派个人来。“
“啊，就是，就是。“我口里答应着。
我们处当时有不少售票员，我记不清楚张津代是什么样子了，骤然听到这消息，我也是大吃一惊。虽然，我知道二百多个售票员中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但究竟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青团员则无人知晓、无法确认。放下电话，我立即叫自已随身的一个勤务兵杨清泉火速赶往生生花园找张津代，叫他赶快逃走。
当杨清泉迅速赶到生生花园时，看见张津代和三、四个售票员使劲地印着假票。
杨清泉拉着张津代说：“处座要我刻通知你，现在有人要逮捕你，你赶紧逃跑！”张津代丢下手中的活就逃掉了，去了何处则不得而知了。
于是，我就改派了另一个叫巫绍祥的同志与打电话的人联系。
巫绍祥在门口大约等了五、六分钟，逮捕的人才到。他们一同进去，没有抓着人，只缴获了机器、假票，假票的金额在十万元以上。随后，他们又一起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明这件事情。
警备司令部那个负责的少校对我说：“你们太糊涂了！共产党在你们这里找钱去养活共产党，你们都不检举？！”他虽怀疑是我走漏了风声，但只是批评了我一顿。此事也就这样过了。
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五零年五月十八日，我因莫名其妙的罪名被逮捕了，关在二监狱。自从进去之后，有五个多月的时间，也没人审问我、没人理麻我。一天，据说是位审判员，他在我们监狱门口高声叫喊：“1136，出来！”我就出来了。他把我带进办公室，审问了近四个半小时，也未表态，就把我送回了原房间。又过了二个多月，这位审判员又进行了第二次审间，他自报姓名，叫王某某，河北人。最妙的是他临走前的一句话。他把文件捡好后，忽然问我：“你认不认得一个叫某某的？”
“我不认识。”我回答道。
“噢，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张津代的？”
“我认识，他是我们公共汽车管理处的售票员。”
他问：“这个人到哪去了？”
我说：“那天（去）逮捕他，没逮住，他跑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了。”
那位审判员又说：“这个张津代就是刚刚问你的那个化名，他是我们的好干部。”
我不知道王审判员为何这样问我。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我被无罪释放，回到家中。
原公共汽车管理处老售票员张学贤（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五零年的时候，已当上了重庆锅炉厂的书记，因为我曾教过他的国文，他也是我的学生，我喝酒，骂人都和他一起，我们平素相处得很好，我回来后，张学贤来看我。我问他：“张津代是怎么一回事，你知不知道？”
他说：“我晓得一些，不完全……你在牢里，他去看过你，你晓不晓得？”
“我不知道。”我想，王审判员当时问我知不知道张津代，就跟张学贤这句话有关。
（五十一）任戈夫
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的，问题又来了。
两路口总站站长肖精益向我请示：“青年远征军二零三师有四辆车，每天都在两路口招揽乘客，一天开三、四个班次，因此，两路口的客票收入锐减。即使是军宪警纠察队也拿他们没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呢？”
可惜，当时的我太年轻，火气太旺：“你把他们的牌照下了！”
肖精益又请示道：“下不下得？”
“下！”我说。
肖精益带着军宪警纠察队下了二零三师四辆车的牌照。
随后，二零三师经营车辆的负责人少校参谋任戈夫就带着大约一排多的士兵将我们的业务科围了起来。
刚巧，那天我也在业务员科。任戈夫拿出枪在桌上一拍：“你们啥子道理下我们的牌照？！”
我说：“要跑这一条路，可以。但是，你要正式跟我们管理处签订合同，你这样私自卖票是不合道理的！”
任戈夫拍了一下枪，他见我不惊不慌，没得到他想要的结果，又看见我背后站着两个小伙子，一个是经常找我的杨清泉，一个是业务科的勤务兵李开济，这两个人都把手插在裤袋里。
正在双方僵持之际，有个士兵上了楼梯，贴近任戈夫的耳朵说了几句话，说的什么我也不知道。这个任戈夫立即就下楼将包围的士兵撤了。
事情到此本来就可以结束了，但是，业务科的一些青年人不服气，这是其一；其二，我搞了七、八年的工作也没谁敢拿枪威胁我，我心里非常怄气，一时性情不好。我问这些同事：“你们忍得下不？”
“不行！”大家齐声回答。
“不行，就都听我的！怎么办？给我砸！”
大家动手就把被围的业务科砸得一塌糊涂。
看着办公室凌乱不堪的样子，我就拨通了新闻界的电话，最先通知是《新华日报》、《新民晚报》、这是两个左报，后又通知了《扫荡报》、《中央日报》，这是两个右报。“青年远征军（军长孙立仁）二零三师少校参谋，任戈夫以四辆车抢占公交线路，沿途拉客，影响了公共汽车管理处的经济效益，在不听我处劝告，又不与我处签订合同的情况下，我处依照交通法规下了他们的牌照。之后，某月某日由任戈夫领头围攻我业务科，要求业务科交还牌照，不见效果，就捣毁了业务科，现请贵报来看现场。”
来得快的是《新民晚报》，随后，《中央日报》、《扫荡报》也都来了，他们分别拍了一些照片。第二天，这一消息就见报了。
当时的重庆市市长张笃伦见报后，大吃一惊。有人在他面前分析道：“这个姓贺的大概是个共产党。”顾大岸秘书长则谨慎地说：“这个人我听说过，他是贺国光的弟弟，恐怕不是共产党。”
“不管怎么说，打个电话把他喊来！”张笃伧说。
我奉召来到市长办公室，张笃伧开口就对我说：“唉呀！你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胆子！你敢惹二零三师啊！”
“我是在正义上面维护市政府的收入。”我说。
顾大岸就说：“不就了，不说了，你把牌照送到我们这里来，这件事我们来处理，你就不要过问了。”
当时，我把帽子一拿：“是，是，是，我马上把牌照拿来，绝不过问！”
从此以后，我真是心灰意冷，天天拿来着那点顾问钱在长亭坐茶馆，确实没有任何一点想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