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开戏小插曲
除了借鼓之事，还发生了一个大问题——这些票友大都要拗资格，谁都不肯唱开台戏。
演出当天，已经是六点二十分了，开码戏还未排定，唉，求爹爹告奶奶的都不干。伍铁珊很着急，我已是汗如雨流，因为七点钟蒋介石就要来了。
正在这危急关头，来了一位救命菩萨——重庆市川剧团的正院长周裕祥，（他是）全国最有名的丑角。他是我的朋友，听说我组织了一台戏，前来听戏。我正犯愁时，哪有功夫招他呢？我当时的狼狈像被这位周院长看了出来。
他问我：“你今天是怎么搞的，神情失常啊。”
“我的票友先生都不肯唱第一出开台戏呀，早先疏忽了，没研究。”
这位周先生笑了笑，他跟我满随便的：“老贺，我来献个丑要得不？”
我说：“您是个院长，吓人巴沙的，您哪能唱开锣戏呢？”
他说：“今天不是你们宪兵司令部迁渝十周年的庆祝大会吗？”
我看了一下手表，指针已经到了六点四十分。“唉呀！就是你登台，等着人去给你抬箱子也来不及了呀！”
他又笑了笑：“啥子都不要，只要你们军人的一顶烂帽子，同时，要你们写一张海报：‘周裕祥登台献艺’。”
我心里一则喜，一则忧。喜的是来了位好救星，开锣有人了；忧的是他不要抬箱子，那他将会搞个什么？在提心吊胆之下，我给他作了一个长揖：“那就麻烦你啰！”
这位周先生当时就向我们要了一根烂麻绳，然后，把他穿的狐皮袍子脱了一半，只穿一只袖子，把另一只袖子塞到里面，跟西藏喇嘛的着装一样，再将袍子从当中一提，提至胸口，用麻绳一系，将烂军帽的帽沿转到脑后，随后，又在后台抓了一把粉，把鼻子一染，走到我跟前：“就是这样！再写一张海报，海报上写：川剧院院长周裕祥先生客串‘花子拾金’。殊不知这张海报刚一贴出去，底下就掌声如雷了。
时间已到了六点五十五分。就在这时，何应钦跟陈诚联碧而来，他们对贺国光说：“委座可能在八点钟来。”贺国光就打发人来通知我：“委座八点钟要来！”
周裕祥打了一个手势，挥手一摆：“打开锣鼓……”
“铛，铛……”刚好七点整，开锣鼓一打，帘子一揭，周裕祥一个大步跨出来，到了舞台中央，平地一个筋斗，这个筋头叫“吊毛”。他开腔了：“啥子东西哟，把老子绊倒摔了一跤。手上拿到一块铁，哟，还是黄的呀！未必是块黄金吗？人家黄金是甜的，我尝一尝。”他做了一个尝金子的怪象，说道：“果真是甜的！”又做一个怪象：“这个金子还会说话呀！你要听我唱戏呀！我几十岁了，只能唱丑角，我哪能唱旦？”金子从他手中一抛，“你莫跑！我唱，我唱。你要我唱“苏三起解”呀！噢，我就唱一点“苏三起解”，你听嘛。”周裕祥打了一个招呼，台上的胡琴就变了，他果真学梅兰芳唱了一小段：“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我心内惨，过往的君子听奴言 ……”这几句一唱，不得了，台下的人群激动，掌声四起。
周裕祥又把金子拿到耳朵前：“你还要我唱？你还会点戏呀？你还要我唱一个黑头给你听呀！好嘛，我就唱一下候希瑞的‘法门寺’给你听。” ……只两句，台下又是掌声四起。
他又拿起金子问了一下：“你还要我唱一段书生给你听？”于是，又唱了几句“打渔杀家”。底下响起了一片如雷的掌声。这出“打渔杀家”要算他这次表演中最拿手的，也是唱得最好的了。
他把帽子一取，把麻绳一拉开，不知怎么搞的，他的鼻子也不白了。他朝台下恭恭敬敬作了三个揖，观众又是一阵掌声。
这时，指针已转到了七点半。该别的票友出场了。“若出场的人赶不上，那不就砸了？”我心里着急，同时也很担心。
第一出戏的这位票友的姓名我已记不清了，他这天的戏码是“五加坡”。还好，轮到他上场时，反响很好。胡琴伴奏，过门拉完，是一个倒板，拉倒板时，他把帘子一挑，出场了，一个亮相，确实不错，台下响起了掌声，但不多。再拉倒板，他唱道：“一马离了西凉街，薛平贵好一只孤雁归来。”哗……底下掌声如雷，还伴有“好！”的呼声。直到这时，我的心才放下来。
周裕祥还未走。我说：“周院长，你回去了。我吃不消了，要去休息。”还未走后院，人已经头重脚轻。我把兰仲强抓住：“我交给你了。开罗戏、第一出戏唱好了，看来以后就稳了。”
刚休息一会儿，我就听说何应钦部长喊我，不得不去，见到何应钦时，他为我扣好了风纪扣。他对我说：“很好！看来委座会满意。不过，我觉得这当中的陈设有点问题。戏台当中是孙中山先生的相，下面是委座的相，两边的对子——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否改一下？”
“部长，当然可以，怎么改呢？”我问。
他说：“你考虑，你考虑。”
我望着贺国光，贺国光说：“你想一下嘛。”
我脑中忽然浮起了一副对子，拿来笔写出来后，交给何应钦看。“部长，这样要不要得？”
何应钦一看：“旌旗夜战影，佳鼓凯歌升。”
“很恰当。”何应钦说。
我说：“没有现成的对子。”
贺国光说：“马上去买水红色的缎子，马上自已来写。”
好在司令部军需处上尉梁书记官是个老人，写得一手好字，这样不一会儿，就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对子换成了“旌旗夜战影，佳鼓凯歌升”。
再以后的事就顺顺当当地继续下去了。九点钟，委座来到会场，正逢刘晓云上场，听了一下，委座说道：“很好，很好。”没过一会儿，他就离开了。这样，我也可以安静地躲到下面了。
就我个人而言，这台演出可谓是惊天动地，平安地过渡就算是万福了。
（四十七）借鼓余波
现在再回头说一下二书场的这位胡技谭小姐。胡小姐是湖北黄陂人，可能是她父母把她卖了，她的养母象是江苏人。
胡小姐长得不算漂亮，眼睛很大，个子很高，嗓音甜润，歌声悦耳动听。她原是南京秦淮河的歌女。大约是民国二十四年前后，我到南京时，就很喜欢听她的戏。南京失陷后，大大小小，有名无名的歌女都来到了重庆，胡小姐当然也在其中。来重庆时，她已不再是南京秦淮河那个留着又粗又长的乌黑辫子的小姑娘，而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大姑娘了。
她在重庆米花街第二书场，现在的解放军剧院演出。每周六、日彩排，票价不太贵，可也不便宜，1.2元/张。
我经常跟我太太彭淑清，以及处里的同事兰中强、冯松甫、梁启文去听她的戏。她唱完戏，我们也就离开了，因为我们住在江北城，时间晚了就没有船过河了。估计有二、三年的时间，每逢周末我们就去听她唱戏。所以，她们认得我们几个人的容貌，很有可能她还知道我们的姓名，只是彼此没打过招呼，未说过话而已。
这一次为了借鼓，叫兰仲强找她的经理遇到了困难，胡小姐挺身而出解决了我们的问题，这是一种可圈可点的侠义行为。我十分感激她的帮助。待庆祝会结束之后，一切事情都办完了，我觉得应当向胡小姐当面道个谢才是。
于是，我叫兰仲强买了一点衣料和一些小吃什么的，到她家去看她。
那一天，我穿的是长袍，戴一顶我买的价值一百四十元的新帽子。进门之后，我随手将帽子丢到了她的床上。之后，跟她摆谈了一些舞台上的故事。
不知几时，兰仲强悄悄地溜走了。这时，胡小姐的母亲进房来，操镇江口音对我说：“贺先生，你坐一下，我去买点小菜，你就在这里吃饭。”说完，就把门一带，出去了。
房间里就剩下我与胡小姐两人。这时，胡小姐削好了一个苹果递到我面前，挨着我坐下。这个情况有点麻烦。当时，我心里想：第一，我是有妇之夫，况且，我们夫妇二人感情也不坏；第二，宪兵司令部是一个特务林立的机构，若干年前，我因听胡小姐的戏，就已经有了不少的报告，今天，如果我跟胡小姐有点什么越轨的事情，那么，我的前途可就难量了。可是，此时的胡小姐确实又是那么亲近可爱……
“怎么办呢？”我只想尽快脱身，可那顶新帽子还在床上，想去拿帽子，“那肯定会打草惊蛇！”在左右为难之际，我忍下心肠，说道：“胡小姐，我去打个电话就来。”就这样帽子也未拿，我就下楼了。下楼时几乎是两步并成一步下的，来到街上，我才清醒了。独自一人跑到了解放碑的星星咖啡馆。我不知道自已喝了几杯水，因为我和这里的店员已经很熟了，所以，店员问我：“贺先生，你今天怎么搞的哟？”
“没什么呀！”我说。
坐在星星咖啡店里，我遐思冥想，做了一首打油诗，还是一首七言绝句：
底士疯狂防桃花，
汀潮浮萍不宜家。
春风难识千年恨，
红尘摇手出天涯。
从那以后，我再未到过二书场，也再未听过胡小姐的戏。
（四十八）与张锡君的交情
宪兵司令部的工作一般都是照本宣科，除警务处在外面所接触的环境比较复杂之外，其它部门都是老老实实、兢兢业业、死不溜秋地做事。对自已的工作，我确实感到头痛，曾多次向贺国光表示：“你可不可以把我另外再安排一下？”却始终没能达到目的。
大约是民国三十三年的春天，我忽然感受到头痛，而且痛得相当严重，简直要用头去撞墙。痛了一、二天之后，就开始发高烧，随后人就昏迷了。此时，我的夫人和我的三姐都住在成都金牛坝，身边只有勤务兵，据我的勤务兵尹正华、鲁新民二人事后讲，我高烧昏迷，浑身出大红斑点，他俩把我抬进宽仁医院就诊，在医院，我昏睡了好几天。
有一天，我忽然清醒过来，而且是清醒异常，过去的任何事情都回忆起来了，可我却不知道我的身体在哪里。我问鲁新民：“我在哪里？”
鲁新民是个老头，他告诉我：“这是宽仁医院，你昏迷了十天，得了斑疹伤寒，现在还在化验。”
我想起了我的头痛，我说：“我绝对不在宽仁医院！你们马上把我送回五库街！”
他俩没办法，就把我送还回了五库街。
我非常清醒，拿了一张名片，吩咐尹正华去请张锡君来为我看病。
此时的张锡君正红得不得了，这时他正在新生市场口子上的延成药房看病。一张诊桌旁坐着三个徒弟，连他本人在内共有四人。张锡君看病的特点是两只手同时并举，左右开弓，口说方子，三个徒弟替他书写。每位病人的初诊费十元，加快诊费二十元，加加快诊费三十元，即随到随诊。那时的张锡君精力非常旺盛，每天平均要看二百多个号。
大名医张锡君接到我的名片，立即坐着他的私人滑杆，带着几位护士，人呼轿拥地来到我家为我治病。从这一天开始，他大约给我看了四十多天的病，在他的精心诊治下，我的病完全好了。
四十多天的奔波，张锡君确实是辛苦，可他却一文不收，弄得我有一点别扭。于是，我就买了四方图章，两方是鸡血的，两方是翠绿青田石，我拿了其中一方青田石，请当时最有名的篆刻家何秋江为张锡君刻了几个字：救命王菩萨印，其余三枚没有刻字，收到这四方章，他很高兴。
我凭什么资格请动了这位张锡君先生呢？这里面有一段故事要补充一下。
话说民国二十八年重庆的大轰炸，那时，人们天天躲在防空洞里。因为寒热交替，寒重于热，我浑身发肿，肿得象水大棒，找谁医治呢？
重庆大梁子有一个国家设立的中医联合国粹医馆，里面尽是所谓的大名医，在那个年代，最有名的一位医生叫张简斋，这位张医生为蒋介石看病，他得到蒋介石的默许，可以公开吃鸦片。于是，我跑到大梁子挂张简斋的号。哪知他因为怕空袭被炸死，躲进南山隐居了。
没有看到张简斋却意外地看见了另一块招牌——江苏喉科世家：张炳嘉。
我这个人有点怪毛病，因为小时候害了几次白喉，都是一位叫陶少安的江苏人医好的，所以，我心里对江苏医生有些偏听偏信。“张炳嘉是江苏人啰！”我对自已说：“既来之，则安之，请这位老先生看一下也行。”
挂一个号五块钱。走进张先生的诊室，写字台旁坐的是一位身材高大、头发蓬松、戴一副金丝眼镜的小伙子，年纪似乎还没有我大！他很恭敬地接待了我。我开口就问他：“阁下就是张炳嘉先生吗？”
“不、不，张炳嘉是家父，现在，他也在南山休息，这个诊所是兄弟我在这里看病。”
见他态度随和，声音清亮，礼节周到，我就坐下来了。
“我肿得象水大棒似的，请你诊断。”我说。
他为我诊脉、查色，拿了一张处方签，先写了大约有二十几个字的脉案，文字通顺，在问明我致病的原因之后，就开了一个方子：
附片、白术、茯苓、白芍、甘草
这是《伤寒论》上的真武汤，是原方不改的经方。我心里说：“现在还有人开经方哟！”他这个方子很合我的心意。当时，我就抓了三付药，回来就服用了，服完三付药人就好了。这个小伙子确实不错！从此，他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个印象。
没过几天，贺国光的二太太病了，找到我，我就向他们推荐了那个小伙子。二太太比较节约，由我陪同去找张先生看病。也是张先生的运气，两付药就吃好了。
又隔了一周，我的四伯妈也就是贺国光的母亲病了。贺国光对我说：“给你二嫂看病的医生还可以，你是不是请他来给你四伯妈看一下？”
“当然可以。”老太太病了，当然无话可说。
我用贺国光的车把张先生接来了。这一回，坐在车子里的张先生的表情好象有一点紧张。为四伯妈看病之后，只一付药，老太太就说舒服了。看病之事就这样过去了。
又过了半个月或一个月的时间，这位张先生打听到我的住址，来看我，对我说：“贺先生，我给你现真相。”
“我叫张锡君，我在这里看病的执照是张某某的，我没有执照，是我向他借的。前些天，我看见你坐的车子是市政府的。”
“是。”我说。
“那个屋里的主人是哪一位呢？”
……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给搞张执照？”
唉呀！这可把我僵住了，我觉得答应他不好，不答应他也不好。“好嘛，我回头斟酌斟酌嘛。”
过了二、三周，有一天，开市委会议，警察局长徐中奇、卫生局长梅贻林二人在这一天作报告，好象得到了嘉奖一样，格外痛快。我忽然灵机一动“今天该给张锡君解决一下问题了。”心里打定了主意。
散会之后，两位局长正要下楼时，我站在楼梯口上喊道：“梅局长、梅局长，请你留步，就在底下等我一下，我有几句话跟你说。”
看见那些局长都纷纷上了车，我才下去。这时我犯罪了：“梅局长，有一句话和您讲。有一位医生没有执照，但是他的技术很好，他给市长的老太太、二太太的病都看好了，市长想请您给他办张执照，不好跟您说，让我跟您说一下，有无办法给他解决一下？”
梅贻林当时就笑了：“这个呀，小事一桩。他叫什么名字呀？”
我就用笔写给他了。梅贻林转身上了车。
没隔几天，张锡君就拿到了一张“重庆市中医师执照”。
所以，这一次我得了斑疹伤寒，张锡君就四十多天不断地来看我，真是难能可贵啊！
话说回来，自从我得了斑疹伤寒以来，身体确实衰弱了。尽管在思想上实在是不愿意再在这个枯涩、森严而又古板的宪兵司令部工作下去了，但是，又没有办法离开。无可奈何之中，我就渐渐地把所有的职权都交给了我的一位上校科长闵雪峰。还好，这位闵先生也是贺国光的人，干得非常好，我因此也就在五库街慢慢地养病。
不久，潇洒的少将参议贺国光又调回到重庆行营，宪兵司令部也就移交了。他的那一批人都随他到了重庆行营，当然，我也是其中一员。
在重庆行营，我是一个所谓的少将参议，工作不多，参而不议，月薪二百四十元，工作清闲安逸，隔十多天云点个卯，和我的哥哥贺国光谈谈心，跟刘觉民论论诗词歌赋，再与总参议夏斗寅(湖北麻城人，曾任湖北省主席，是北伐时期有名的上将)、办公室主任谢澡升(湖北麻城人，当时是陆军中将，历来为贺国光管机要)，等等人物摆摆家常，这样就过渡了。
在重庆行营的那段日子，我很潇洒、很惬意，特别是离开了宪兵司令部，免除特高科的监视，心情格外地爽朗、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