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西门抢米案
在成都的那段时间，贺国光过得确实艰苦。在军事上，他要负责行辕工作，处理复杂的军事矛盾，在政治上，又要处理郑、潘、刘的斗争，使蒋介石在政治上有利于黎民百姓，这确实是有些不容易协调好的事情。据我所知，他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偶尔在闲暇之中，他还要给我们讲学，谈诸葛亮、曾国潘、左宗堂，并且，他也喜欢诗词，常提起屈原、苏轼、秦少游。他最常用的口头语就是：“诸葛经纶惟谨慎，屈江风度在和平。”他从营长到军长，穿梭于枪林弹雨之中，“纵然是万里从军，仍需心存道德！”这是他常训导我们的话。
在贺国光沁政的三、四个月之后，成都新西门外、茶店子前后发生了一件极不光明、极肮脏的事情，那就是“西门抢米案”。据现在众多的媒体报道，及我现在的朋友所言，西门抢米案是国共合作期间一件极尖锐、极秘密之事。
贺国光为平息西门抢米案的风波，更为了解决百姓最现实的吃粮问题，在熊质涛、范朴斋等人的建议下，贺国光拍了一份很长的电报报告蒋委员长，在那份电报中，他具体谈了一些解决抢米之事的新想法及采取的措施。电报发出后，不到五天，蒋先生就回电：完全同意。并且汇了大约五百万块钱。拿到这笔巨款之后，贺国光就在金牛坝开始建设了。他的建设项目是：成立成都市金牛坝新生活供销社。这一项目的资金颇多，所以，它里面的建设项目也大，如这里面有建筑部、化工部、消费合作社。建筑部的经理是成都行辕工程处的处长彭峡浦；化工部专门负责生产、处理农药。这里，我谈谈消费合作社。
消费合作社主要负责对外供应。由于当时的米价不稳定，米的来源少，老百姓吃不到粮，所以，致使西门发生抢米之事。为解决粮食问题，贺国光小展鸿图，用所拔之款到（全国）各地调粮，所需费用一律由政府承担，然后，以平价出售这些粮食。一时之间，百姓鼓掌称善，一些上了年纪的老成都人都说：“这是贺由大的好兄弟办的件实事啊！”成都因此而平静了一段时日。
有一天，消费合作社的经理兰雨田到我的办公室对我说：“六哥，我有一事不明白，这两天我们卖米卖得特别多，超过了平时的三到四倍。”
我听后诧了：“雨哥，你要马上汇报，怕其中有问题。”
他说：“我也奇怪。”
我立刻同他一道，将此事向贺国光作了汇报。贺国光也很重视。
此时，消费合作社的米被一抢而空，想要运输都来不及了。事后，从军统方面探听到一点小消息，有从曾向四川省主席报告：“你拿中央的钱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我拿私人的钱买你的米，你没米了，就来找我！”
此计阴毒无比！而类似的事情又层出不穷。蒋先生也看透了问题的所在。于是，蒋介石同政学系的领袖张存、张岳俊商量。这位张先生建议道：“委座，你最好不要兼主席一职了。再兼就是一个无底洞！我来为你收拾残局。”
就这样，四川变成了一个——“川人治川”的局面。
而这个川人不是郑、潘、刘等，而是政治系的人。张存因此而当上了四川省主席。
（四十一）宪兵司令部
原宪兵司令谷正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刽子手，可谓是杀人不见血。大约在民国二十九年，青海、甘肃一带颇不宁静，需有一个很凶的人才能将那一带平抚下来。于是，蒋介石就派谷正伦为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就离开了宪兵司令部作了文官。所遗下来的宪兵司令一职就由贺国光担任了。
贺国光离开省政府秘书处之前的移交之事又光荣地落到了我的肩上，在成都办移交的十四天里，我每天只睡了一、二小时。办完移交，我将正式的一份总支文交到新省主席张存那里，张存回了一份总支文：“移交清楚了。”
当我正要同夫人、三姐及子女离开成都金牛坝时，接到张存的一份请柬，他请我吃饭。我应邀前往。席上只有几位客人：原来的主任梦广澎、副主任亥仲迟，另一位是熊质涛。至此，我才得知熊质涛还是张存的老部下，以前我还蒙在鼓里！席间张先生长袍马褂，十分亲热，他先谈了移交之事：“移交都办好了。”然后又假装疯魔地表扬了我一番，最后说道：“在座的都是你的老同事，你就不要走了，就在我就里屈就。”
熊质涛发言了：“六哥，你不要走了，张主席很欣赏你。”
我立即起身，拱手道：“主席的栽培我心领了，即或是到你这里，我也要和家兄说明白，至于贺先生让不让我来，我就不知道了。”
“嗨，好！好！”张存把手一拍，就有人端了一个盘子进来，盘内是四百元钱，一百元一封。“这是四百元钱，送给你，作为盘缠吧。”张存说。
我第一次乘坐飞机，从成都飞到重庆，当时的机票是一百元一张。
贺国光接任宪兵司令部。这个宪兵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大得有些惊人。它有二十四个宪兵团，三个特务营，两所宪兵学校（一所高级宪兵学校，一所初级宪兵学校）。部里有一个宪兵司令，一个副司令和一个参谋长，这三个头都有办公室。宪兵司令部下设有总务处、警务处、军需处、军械处、医务处……等八个处。团里有一个特高组，这是特务组织，里面有一个组长，其组员不详，也不知其数。机关庞大，一般多为宪兵学校出生的人在此谋职，这实际上是蒋先生在黄埔以外所设的另一套系统。
宪兵司令部的办公地点设在重庆临江路老日本领事馆，八个处分散在重庆市区。在老江北城有四个部门：一是军需处，二是军械处，三是宪兵学校，四是俘虏看守所，所关的日本人既可恶，又可怜。
宪兵司令部及其下属所有部门的最大特点就是纪律严明。在此做事的人，一生的职业都是宪兵，这是一个铁饭碗。他们不问外事，不问民政，专门负责纠察军队的不正之风。
贺国光接管宪兵司令一职后，只换了几个人。新换了一位办公厅主任谢早升，还换了一位总务处长李义明，另外一位是军需处长张学清，于是，派我到军需处。贺国光将他的支票上用的私人印章交给了我。当年的我宛若太上皇一般，当然这是旧话。
（四十二）扶乩
宪兵司令部设在重庆市老江北城高脚土地街尹家祠堂内。为方便我的工作，重庆行营赵参议将他的江北城上横街内五库街17号的房子借给了我。按当年的观念来看，房子确实很好，若依现代人的观点，这房子就不那么理想了。何以这样讲呢？此房有一堂屋，面积颇大，以至于大得有一种阴森之气。堂屋的右边是我的房间，为地板房，房间做得极特殊，一进门感觉就好象是一间房，光线充足。我这间正房的背后还有一间房，面积与我的房间相等，是堆杂物的。紧挨杂物间的那间房，以前可能是住丫环、侍女的，我的三女儿贺新耀就出生在这间房里。
大约是1943年，这一年对我而言有一个极大的感触。
军需处里有一位少校，叫李道萸，是湖北江陵人。有一天，我与他闲聊，没想到因为一句关于名字的问话而引出了一联串的故事。
我问他：“你的这个‘道萸’名字是按辈分取的，还是按……”
李道萸答道：“我之所以叫‘道萸’，是因为我参加过汉口市的一个同善会，这个同善会普收会员，同善会所供之神为吕纯阳（吕洞宾），是吕洞宾给我取的名字叫‘道萸’”。
“吕洞宾怎么给你取名呢？”我不解其意。
“我请吕洞宾降乩，他赐名‘道萸’”。
听了他的回答，我就感到奇怪，因为以前我只听说过，却从未曾见过。我说：“照你这样讲，你很内行噢？”
“处座，不瞒您说，我确实很懂。”
“你看，我们这个环境（指我的堂屋）可不可以请乩？”
他说：“您这间堂屋最适合了！”
谈话之时，许多青年人都在场，有人相信，有人说：“胡说！”
我问李道萸：“我们来干一下，要不要得？”
“要得！那要用很多器具。”
我就说：“你就看者办吧！”
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大沙盘面积大约为1.5米×1.5米的大沙盘，一支乩笔。所谓乩笔，就是在一根扁担中间绑一根棍子，棍与扁担成十字形，棍的下面又绑一根棍。案上置灯、香、花、水。
李道萸问：“多少人参加？”
当时是的年青人都要求参加。于是，男站东，女站西，站好之后，李道萸请我派两个人掌乩，掌乩又称扶乩。我当时有一种渺茫的感觉：若要造假的话，那么，这扶乩的两个人就很方便了。我先派一个叫何汉的勤务兵，此人认字不多，所识之字还不足一百个；又找到一个小姑娘，她是房东周老太太的孙女，十七岁，认识几个字，对扶乩一点都不内行。李道萸请何汉站在右手边，请小姑娘站在左手边，二人抬着沙盘。李道萸拿出几本经来，我一看是“大悲咒”、“心经”，心里十分惊讶。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李道萸就领导大家念“大悲咒”，念了二十一遍，那乩笔就动了起来，扶乩的女孩吓得怪叫，李道萸安慰她：“这是好事情……”听完他的话，女孩就安静下来了。乩笔转动五、六十圈之后，就开始在沙盘里写字了。我派人看着它写，最初写出的字是：我来本方土地是也！今日济公活佛领堂，尔等恭候。
李道萸合掌站在当中，大伙围在一起感到很稀奇。
一会儿，济公活佛来了！阵仗之大，打得乩盘之响……热闹了半天，写出几个字：
酒 来！
“他要喝酒？！”大家到好奇，给他倒上了一杯好酒。乩笔将酒推翻。又写道：
酒 来！
……
第三次写道：
酒 来！
字写得之好，把我都吓呆了。写完“酒来”之后，乩笔又写道：
酒、酒、酒，终朝有，有酒不忧，无酒不愁。酒、酒、酒我来杭州祭奠是也。尔等今天虔诚开坛，有何要求？
年轻人多问自己的婚姻大事。
我问道：“我医了一个慢性盲肠炎病人，病还未好，济公活佛能否告诉我一个方子？”
乩笔写道：你不要问我你问你自己，你房间玻璃柜里有一部《本草纲目》，在第某卷某页上有一个方子，你去抄了就是。我心里一惊：咦，他怎知我有此书？
我马上进屋，翻出柜中的《本草纲目》，看到某卷某页，果真有一个方子：红藤、紫花地丁，能治慢性肠疽痛、炎。这可把我吓着了，心里想着却未表露出来。
如此请乩搞了一至两个月，时而是不同的菩萨来，时而是孙悟空来，甚是热闹。孙悟空来时，猴劲十足力量之大，以至于把掌乩者都提到了半空中。
一日，黄昏时分，冷雨凄风。大家在一起闲谈，倍感萧瑟，不知谁说了句：“李道萸，我们又来请一下乩嘛！”
一切准备就绪，开始请乩。但这天晚上的乩笔却显得有些异常。往日的乩笔打的圈儿有一尺的直径，而当日的笔却始终提不起，乩笔一直打着圈儿，所打的圈直径约有一寸。
李道萸问：“你是哪一尊菩萨？”
乩盘在沙盘上写出了核桃大小的字：我乃过路亡魂，见贵坛灯烛明亮，特来一叙。
这几行字把李道萸吓倒了，他忙喊拿水饭、买纸钱，赶紧念大悲咒。将买来的纸钱刚烧完，乩笔又转起来了，清清楚楚地写了几个字：
钱、咒均叩领，改日再叙，再会。
看罢之后，我被吓倒了，李道萸也蔫了。
大约过了一个月，中国最大的禅宗大和尚虚云和尚，受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委员长蒋介石的聘请，来到南岸慈云寺修护国息灾法会。我和夫人彭淑清，以及李道萸一同拜见了虚云和尚，并皈依了他老人家。我心里总觉得虚云师傅是我的一个什么人，分外可亲。回来后就向我的参谋长请了一个月的假，到慈云寺追随虚云和尚，打七，拜大悲忏。大约一周以后，师傅喊得出我的名字了，我非常高兴。
一天，有许多人，好象还有陈其才（国民政府主计长）、屈文路（浙江谢任主席）都在虚云师傅的房里谈话，我一时失于考虑、失于检点，就把请乩之事讲予师傅，请他指示：“乩笔何以知道我房里有《本草纲目》，用‘红藤加紫花地丁’之方呢？”
我这一问惹出了大麻烦。老和尚把胡子一抹，眼睛一鼓……见此情景，我吓坏了，立即下跪。我这一跪事小，屈文路、陈其才也跟着跪了下去。老和尚笑了，指着我说：“这是灵鬼附乩，不是菩萨，不准再干。”
我叩头道：“是，是，我马上过江北毁乩。”
回来之后，我找到李道萸，对他说不能干了。他们虽然不耐烦，但以后也没再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