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七）碰报的故事
大约民国二十八年底，贺国光调成都行辕省政府任秘书长之后，-继任的重庆市市长叫吴国桢，这位市长原为汉口市市长，之后，他又调任外交部部长，因贺国光离任，他才调至重庆。下面讲一讲我与新任市长的一段小插曲。
我在汉口时，曾和二个小同学十分要好。一个（同学）叫淘涤亚，一个（同学）叫贺郁谦，这二人与我年纪不相上下，淘涤亚年纪稍长一点，他们二人都是湖北省美术学校的专科生，并且，他俩的文字都胜过我，而我则是一个学得比较博杂的人，我们三人来往得很密切。
那个时代，汉江市的小报纷纷而出，如有名的小报《水晶宫》、《小桃梧》等等，这些小报大多谈诗论词，偶尔也有一点政论。《水晶宫》的主编叫蔡寄欧，他是当时湖北省政府主席何诚氵尽的秘书长，因为这层关系，《水晶宫》的销路极好，十分赚钱。
淘涤亚、贺郁谦和我看着有点眼红。贺郁谦就说：“我们也办个报吧。”这一拍即响。于是，我们三人不揣冒味，在生成里租了一间房子，到国民党市党部登记办报，开始了我们的新闻生涯，报名定为碰报，含义是争贬社会黑暗。
我们自己当编辑，排版之后，没有印刷机器，只要交给印刷厂就行了。
报办起来了，效益一般，因为名字取得有味，叫《碰报》，报童喊起来很响亮。
《碰报》办了三个多月。有一天，我们的淘涤亚不知是何因缘，转到了汉口一个公开卖淫的地所，名字叫联保里。他在里面发现了一辆汽车，汽车的番号是汉口市政府的，而汽车所停的位置正在汉口最负盛名的汉剧坤伶小牡丹花的门前。是老牡丹花的嫡传弟子。老牡丹花为男性，擅演女角，他与梅兰芳、程砚秋齐名，堪称一代艺术大师，其艺术水平确实不可磨灭。而小牡丹花的艺术水平也非同寻常，可谓是演技高超。解放后，小牡丹花当上了汉口市的政协委员。小牡丹花的楼下是那辆番号为汉口市政府的汽车，而楼上则是灯红酒绿，歌声嘹亮，真是热闹非凡！
淘先生回来后，也未和我们说明此情况，就独自写了一篇报道，标题很妙——《富贵人爱牡丹花》，其内容也简单：某月某日，某号汽车停在坤伶香巢门下。据说汽车的主人是新从美国回来的某市长，青年英俊，在楼上宴客。
《富贵人爱牡丹花》这一标题本身就抢眼，再经报童一叫，这天的报纸就很卖了点钱。然而，祸事也随之而来。报纸发行的当天下午，警察局就派人抓了陶涤亚，封了报社。
报纸因此而解散了《碰报》虽没了，但陶涤亚不能不救啊！这是当务之急。贺郁谦和我商量救人之策，我俩几经商量也没想出办法。情急之下，我想起了教过我民法的老师，他叫胡又文，湖北黄陂人，此人系北大的学生，口齿伶俐。我向贺郁谦提出去找又文，向他请教一下，或许他有救出陶涤亚的办法。
于是，我和贺郁谦来到汉口德运里胡又文的家。见到了胡老师，几句话之后，胡老师就问我们二人：“你们是胆大还是胆小？胆小的就过两面三刀天再说，他（市长吴国桢）会把陶涤亚放出来，因为这不构成刑事案；假若你俩胆大，我就给你们作主，告吴国桢一状。”我还没开腔，贺郁谦就说话了，因为他和陶涤亚是同班同学，他与陶涤亚的友情比我跟陶涤亚的交情要深厚：“我们的报叫《碰报》，碰也者，就是要碰，现在已碰出火了，那就再碰一下子！胡老师，我还有几套西装，两枚金戒指，送到你这里来作为办公费，请您为我们干！”
我们这位胡老师也妙，他回答道：“我不要你们的钱，打赢了官司，你们谢我就是，不过，你们要当面写份委托书。”
贺郁谦拿笔就写好了委托书。
我俩欢天喜地地出了胡老师的家，也没问胡老师怎么办理此事就走了。
第三天，不知是何报登了一则消息：汉口市法院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汉口的桥口地区公开审判《碰报》记者被抓一案。
我和贺郁谦见报后才知此事，赶紧来到胡老师的家。胡老师对我们说，他确实写了一份起诉书，办公费不多，只花了几块钱，法院就受理了，并且法院还提示他：“老百姓告市长很少。所以，我们决定公开审判。可以旁听。”时光飞逝，到了开庭的那一天，我和贺郁谦来到了桥口地方法院，那里已坐满了听众，纷纷挠挠的。我与贺郁谦步入法庭时，人们都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俩。再一看，胡老师已在律师席位上坐着了，他老人家依然穿着他那件破旧的律师衣服，头戴一顶方帽子，须须都没有了。
吴国桢也很妙，他亲自出庭，同时，还带了十多个有名的律师，如第一位律师就是汉口最有名的大律师程言……
看到对簿公堂的双方阵容，说老实话，我当时真有点心惊胆战。
一会儿，法官上堂，陈述了案情，随后就说：开始辩护。
我的这位胡老师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了一番与本案有关的话之后，直指本题。首先，他指明吴国桢市长滥月用职权，随便捕人，查封报社……种种举措不合规定，此其一。其二，《碰报》从头到尾没有吴国桢三个字，只说了某市长青年英俊，并无其它流氓恶语。要知道“英俊”二字在我国经典上可参可考的有《礼记》、《诗经》，从年龄上来讲，二十四岁为“英”，三十岁为“俊”；从才干上而论，千人以上的才为之“英”，统率万人的才为之“俊”。说到这里，胡老师的态度已变得甚为庄严，恭恭敬敬地高举右手，齐着律师帽沿作了一个立正姿势，“能担得起‘英俊’这两个字的只有我们英明的委座，英明的领袖—蒋中正先生当得起‘英俊’二字。你吴国桢不过是初回国的一个小小的市长，你竟敢把‘英俊’二字抓到你身上！你随便抓人、随便封报社，这已经触犯了某某条法律之规定，构成了某某罪……”
胡老师的一席话结束后，理应由被告方的律师辩护，但法庭经过约一分多钟的沉默，吴国桢的律师们仍没有发言。法官敲了一下惊堂木，宣告“终止辩论，双方进行协商”。这样一来，我们好象站在了胜诉一边。我们委托胡老师协商解决此事，胡老师的协商内容也很简单，他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立即释放淘涤亚；第二，取消对《碰报》的查封禁令；第三，赔偿由此而造成的一切损失。法官征求被告一方的意见，被告方未表态。法官就宣判：当庭释放淘涤亚，取消对《碰报》的查封禁令。
双方接受了宣判，我们也未要求赔偿，这场官司到此就这样结束了。
本案的余波先表现在两条小新闻上。一条是胡又文先生经过此案的辩论，加上报纸的宣传，他的律师招牌由一尺五寸的小木版，换成了三尺长的一块铜版，招牌挂到了德运里。另一条新闻是关于我们三人的。《碰报》取封后，淘涤亚主张再办，贺郁谦未表态，而我则坚决反对。于是，三个人商量，我们决定还是办报，办一份消闲报，取名为《剧报》，仍由淘涤亚任总编
关于戏剧，在话剧方面，贺郁谦是内行；在京剧方面，他们二人都不太懂行，于是，这方面的工作就有我承担了。我跟艺人加强了联系，写了不少的戏剧评论。如果有某个戏剧名角到汉口演出，他们都很客气，先到我们报社报到，送几张包厢票，希望我们捧场。
《剧报》是消闲报，不惹是非，过渡了八、九个月。《剧报》的销量时起时落。由于种种因素，渐渐地，《剧报》也就垮了。
报社这段经历已成为历史上的一段旧事。
另外，《碰报》的影响是深远的，它的余波还表现在民国二十八年。
民国二十八年，贺国光调成都，吴国桢调重庆任市长一职。 我心里忐忑不安，不敢多出面。偏偏凑巧，贺国光出了三个条子，让我领导三位科员（张宏意、张庆余、程希颜）办理市政府的移交事宜。
无奈，我向三位同事道了我心中的苦痛。三位同事都说：“那没什么关系。移交各局的各局办理，我们加一个支文，秘书处的我们须一个一个的交代清楚。”新政府的接收人员是位参事，叫杜季书，这位参事毫不厉害，他没有挑出我们的漏洞。
笑话又来了。吴国桢把财政局长换了。新任财政局长叫沈质清，湖北黄陂人，跟我的岳父彭凤召很熟。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办移交，沈质清来了，因为当时还不认识他，我未起身。他就当面在我肩上打了一捶：“你就是办《碰报》的那个贺嘉寅哪！”
我未回答，抹着脸问：“你是谁？”
“我是你岳老太爷彭凤召的朋友！”
我说：“那你是长辈了，当称伯父。您贵姓？”
“沈质清。”
“您是新上任的财政局长啊！，您不要旧话重提了。”
移交办完了，取得了吴国桢的回文，我就到成都交差了，贺国光很满意。
（三十八）茶店子与将军衙门
贺国光身掌军政二权，既在四川省政府当秘书长，又在成都行辕当主任，这样一来，就相当地辛苦！但他却不肯多用一个人，所以，他的一班部属就跟着他受苦了。抗目战争时期，因为轰炸的缘故，政府机关都是分散的，四川省政府的秘书处和民政厅在新西门外的茶店子，而成都行辕则在城内地名叫“将军衙门”处。我们这班人在成都行辕拿工资，工作半日后，又夹着皮包，自掏腰包到茶店子去追随贺国光，不仅是我一个人这样，其他的秘书人员也都如此。
民国二十八年的茶店子是一块荒凉之地。从新西门出发到茶店子，坐黄包车大概要花二、三十分钟的时间。四川省政府秘书处设在茶店子的一个祠堂内，没有楼，是平房，房间宽敞。秘书处在这里首先设置了总裁的办公室。其次，安置了秘书长的办公室。第三，设置了顾问室。秘书长以下的几个科室就显得非常紧张了，占了极小的面积。比较而言，机要室就宽敞得多了。
蒋介石当然不可能天天在省政府办公。所以，他在省政府架设了一个机要室。这个机要室由成都行辕办公室主任谢早生担任。（据说一九五零年我去坐牢时，这位谢先生还曾出任过重庆市第一届政协委员会，至于他以后的情形我就不得而知了。）这个机要室的主要人员一般是军事委员会派来的，实际上没有几个人，但听起来很吓人。当时的电讯室是由成都行辕中校陈宝清负责，收发电报都由这里的电务人员操作。机要室乃是要地，一般人员不能随便起进出。工作中，每个进出机要室的人员胸前都佩戴着一枚象人民币一分钱大小的的银质机要章。这枚机要章很歪，好象蒋介石的侍从也佩有此章。戴着这枚章可以出入成都任何机关，甚至可以出入蒋介石的办公室。文官穿长袍马褂，武官着整齐的军装，门卫见此章者，一律举枪行礼。
（三十九）顾问室
顾问室里被评为顾问的有张表方、赵熙、范朴斋、沈君儒、史良等，其中，有一位顾问叫熊质涛，这位先生是一个经济学家，同时。他也是一个大地主，新西门外，包括茶店子在内，一直到金牛坝的许多土地都是他的，在经济学方面他有一定的研究和见解。
蒋介石在成都出席过三至五次纪念周会议。这几个纪念周活动，每一次都有很长时间的政治训话。我们这些官员文战东、武战西，不敢乱动一下，再加上蒋介石他阁下板眼多，进门的时候，侍工长、武汉大学校长王士杰和他的随从机要秘书陈部雷是紧紧跟在他的身后，每当他开始训话的时候，大家都庄严肃穆，说不定他要走下台来，检查你的风纪扣，看看扣好没有，若没扣好，他就亲自为你扣上。在司仪人员喊了一声“立正”之后，他缓步登台，先取帽子，将帽子放在桌上，用独特的眼光扫视一下，再慢慢取手套，取后放地帽子上，又环视一下，这样一来大概要花十分钟的时间。然后，他这才开口，慢慢地说：“同志们好！……”这样得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台下的则是全身立正，精神高度紧张。同时，他的口音又常带点尾巴，爱说“嗯”，弄得人想发笑又不敢笑。这个官不好当。
由于贺国光等人的种种举措，四川省军阀想割据的妖风因此而平息了。成都的防空情况也是因贺国光当了行辕主任而有所改进。民国二十九年的成都，在我个人看来，觉得还是很稳定的，人民安居乐业，也很良善，极少听见有抢劫，强奸这类案件。
在成都近一年的工作中，政治风范、资格审查都相当严格，大家都有说在蒋委员长领导下办理了一次最严格的铨叙。
灾难降临到我的头上。我没有大学毕业文凭，当然不合格。秘书处的刘觉民好象忽然想起了什么，他说：“我在武汉中学当校长的时候，你好象参加了湖北省文官考试。”
“我不但考了，还是第二名。”
“嗨，这就好了。”他说：“你当时的指令还在不在嘛？”
“好象还在。”我说。
回到金牛坝，我翻箱倒柜，终于在一个小匣子里面把那张纸找出来了。殊不知那张纸帮了我的大忙！有了它就开始办铨叙了。中华民国公务员的职级分选（如五院的院长）、特任（如各部的部长）、简任（可以是部长，也可以是省主席）、荐任（如一般的县长）、委任（如主任科员之类）。其中，简任分六级，简任可当省主席，也可当行政专员，以此类推。当时，我凭借这张文官考试证明，就铨叙了一个简任的六级官员，每月工资六百九十三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