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一）江家二嫂
运气来了！
这种靠变卖首饰、当衣服的生活被我姐姐的嫂嫂发现了。现在必须要说一说这位救命大恩人了。这位恩人是我大姐的亲嫂嫂，这一位嫂嫂是一个什么人呢？
我大姐夫的哥哥叫江树之，是一个花花公子，花了江家不少的钱财，正式的夫人去世后，他在上海狂嫖乱赌，因而结识了这一位嫂子。这位嫂嫂叫袁秀君，是上海一个有名的红官人，她跟江家二哥耍得非常非常好，硬要嫁江家二哥。我们姻伯母不肯成全这桩婚事。
有一年正月初一，我们姻伯母来给我祖母拜年就谈起了此事。我祖母就劝姻伯母：“你让他回来，青楼中有好人。”于是，姻伯母就接受了祖母的意见,随即大请宾客，正式将袁嫂接到了江家。
有一天，我祖母指着我姐姐说：“你是贵家的大小姐，是宰相的后人。”她又指着我姐哥说：“过去你嫂嫂是青楼中人，可如今经过名媒正娶，热热闹闹请了客的，她就是你们正式的嫂嫂，你们要尊敬她、侍奉她，对她不能有一点轻视。”所以，我姐姐对我嫂嫂很好。
我这个嫂嫂来到江家以后，江家正值衰落时期，生活有些不景气。这位嫂嫂就对我姻伯母说：“你们这样下去，二少爷、四少爷、八少爷都不好。我的意见，你们应当把门打开，欢迎宾客，把你们家的少爷们都召出来！”我姻伯母说：“你的话倒也是对的，钱呢？我们家已经是个空架子了。”我这位嫂嫂说：“那不要紧，妈妈你放心，我有很多的金刚钻、家具、存款……我全部拿出来，一文不留，但是，你们要把余书里六十七号全部租下来，把客厅改换一下，交际几个上等人物。”我姻伯母说：“我随便，你是这个家的当家主人。”
由此，他们江家改变了环境。
因为社交关系，我二嫂结识了一位叫刘少岩的先生，这位刘先生是宋子文住汉口的经济集团的代表人，此时他在汉口大量的投资。当时，汉口的电灯、自来水都相当的不好，我二嫂劝刘少岩从这一方面着手，于是，几经周折，把汉口的一个旧水电公司买了过来，这家公司可不小，它有一个总公司、一个电厂、一个水厂、一个水塔，一所子弟校。他们把这公司买过来之后，更名为汉口济济水轮公司，稍加整理，就派江二哥担任了电厂（济济公司发电厂）的厂长。这厂有七千多工人。江家一跃而为汽车阶级了，江家因此也大大地改变了面貌。家里来往的宾客更多了。
随后，又逢中国国民党汉口市特别党部在改组，我二嫂就出面和约，拉票，这个厂有七个区分部，共六、七千工人，加上她的其他活动，一夜之间，我二哥就成了汉口市特别执行委员的社会部长、兼发电厂的厂长。
（三十二）勤工俭学
江家发达了，可是母亲、三姐和我还在受穷。
二嫂对大姐说：“你弟弟认得几个字? ” 我大姐说：“他不但认得字，他还会作诗。”二嫂无言。五、六天以后，收到一封大书信，阁下我被济济电厂聘请当上了打字员，一个月的工资为二十六块现洋，另加九块钱的伙食费。我是怎样安排这三十五块钱的呢？付房租两块，请一位大娘两块，全家四个人每天的伙食五角，已经顶好了，天天吃肉，还有剩余的钱。
我每天打字，而每天的打字工作二十分钟就完成了。我找到二哥，对二哥说：“我每周来二、三次行不行？”二哥同意了。
之后，我阁下以同等学历考进了“武昌私立中华大学”。
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有来历。武昌有两所大学很有名，一所是“文华大学”，一所是“武昌私立中华大学”这所学校在武昌有很长的时间了，那时所谓的武汉大学还未成立。
文华大学属于圣公会，为教会学堂，武昌私立中华大学由当时的叫陈时。号淑诚的学阀创立，陈时任校长严士佳任教务长。这二人在当时的学界声名都很大。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时有一个名为“国家主义派”的政治党派，党派中的成员，第一个叫曾琦，第二个叫陈启天，与陈时有交往。
二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陈独秀、五四青年运动中的风云人物胡适之、著名律师章士钊也与陈时交往甚密。据说章士钊是陈时的学生。
因此，武昌私立中华大学在当时是声名显赫。据我所知，曾琦、章士钊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政协委员，说来这都是后来的事了。
鉴于上述情况，我报考并考进了这所学校，成为武昌私立中华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的一名学生。
每月一边在济济电厂打工，挣三十五元钱，一边大学读书，算来，我也是一个勤工俭学的学生了。这样的好生活过了几年。几年后，我三姐从湖北省立女子学校毕业了，她在济济水电公司职工子弟学校当了一名教员。此时，我们家的经济又活跃起来了。
（三十三）毁家纾难
风云突变，不幸，我们又遇上了问题。先是大姐去世了，接着，日本入侵中国，一天天逼近，汪精卫在南京当了主席。这样看来，武汉就岌岌可危了，许多人内迁重庆，武昌私立中华大学也内迁重庆。于是，我在二十八岁那年也逃难，内迁到了重庆。
遗憾的是，武昌私立中华大学在迁至重庆后，只在南岸办了一个学期，就又搬到了贵阳，那时，我离不开工作，不能到贵阳，所以，我刚读完大学三年级上学期的课程，就大学肄业了。
我到重庆之后，就住在我二姑妈阮良先家里。
我一家四口，吃她、喝她，姑妈、表弟、特别是表弟媳毫无怨言，天天有肉吃，待我甚厚。
生活是不成问题了，可是，我心里过意不去。未到四川之前，我曾写过一封信给贺国光，说自已要到重庆来，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回我的信，因此，我心里暗气。来到重庆以后，我也没到贺国光家去。
为了生活，我在南岸马家店后街很热闹的卖油条的隔壁租了一个小门面，挂上一个牌子，开始行医卖艺。几个月后，只看了二、三个病人，再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生活还是要解决的。
大约是民国二十七年十一、二月，有一天晚上，我跟姑妈谈及此事：“我该如何办呢？”姑妈说：“你这个伢，太犟了，你为啥子不到元哥（贺国光）那里去？你不去，四伯妈（贺国光的母亲）还要怄气的嘛！”我就说：“人要有节气嘛，元哥跟我爸爸读书，跟我姑妈一起上川，关系不薄。现在，我想上四川，写信给他，他公然不回信，我哪不怄气呢？”姑妈笑了笑，没说什么。
不知在哪一天，我姑妈亲自到贺国光家去了：“增禄来了，他怄你的气，他不来！”贺哥说：“这个伢来了，不来看四伯娘啊？岂有此理！”我姑妈笑了笑。
第二天，元哥就和我三嫂来到了南岸马家店山石林岗我姑妈家。看见我了，他指着我说：“你这伢简直没有道理，你不看我可以，你连四伯妈也不看啊！”
我说：“我写了一封信给你，你不回信，我才怄了气的。”
他说：“你何时写的信？”
“我未上川之前写的。”
“我未收到信啊？！”
他骂了我一通，就拿出五十块大洋给了我。摆了一些家常话，他在姑妈家吃了晚饭。临走时，他从荷包里拿出一张名片，名片上无任何说明。
“你拿着我这张片子，到重庆领事巷二号去找一个姓戴的，戴经尘先生。方便的话就多摆点龙门阵，不方便的话就算了。”
我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这位戴先生是何许人也。事既到此，只好照办了。
第二天早晨，我擦了一下皮鞋，刷了一下帽子，穿着旧长袍，来到了戴家，进门之后，就自我介绍，那些佣人很客气，把我请到客厅的座位上，又是盖碗茶，又是三五牌香烟招待我。不到两分钟，这位戴先生就出来了，他非常讲究。我把贺国光的那张片子递给他，他说：“不要了，不要了，主任昨天已经在电话里说清楚了，你就在石林岗等着我的消息嘛，我一有消息就马上派人给你说。”
我回来之后，一进姑妈的房，姑妈就问：“工作确定了吗？”
我说：“叫我等。”
我问姑妈：“戴先生是什么人哪？”
“这位戴先生是元哥手下的一个谋士，他是重庆行营中将参议。湖北沔阳人，他的太太现在是一所小学的校长，是一个很会社交的女士。”
我说：“原来还是这么大的中将，我还未把他看起。”